两难的一体化进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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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7月30日 09:27 中国经济时报 | ||||
长三角尴尬(三)本报记者 张帆 以各级地方政府为代表的诸多利益主体的存在,使得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 包括地方官员在内的不少人都表示,现在长三角的一体化虽然层次不断抬高,范围不 地区封锁绊住了发展的腿脚 长三角在旅游界被誉为黄金地带,据统计长江三角洲国际旅游的收入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21%,国内旅游收入占全国国内旅游收入的25%。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市场,却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 一位旅行社负责人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述了他们的无奈:尽管国家旅游局明文规定:跻身全国百强旅行社、并且年入境游的接待人数超过10万人次的旅行社,可异地开设分支机构,但事实上,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旅行社异地设分支机构一直是空谈。而由于我们不能在当地设立旅行社,或者办事处,因此如果我们到其他城市去,只能把游客送到那个城市而由当地“地陪”人员陪同。所以过去游客老是说,我们被倒卖了几次,这就是市场分割、地区封锁所造成的。 就在7月4日-5日,长三角的15个城市和安徽黄山市的政府及旅游部门领导、近百家旅游企业负责人,在杭州参加了首次举办的长三角旅游城市高峰论坛,旨在三方合力、共同打破地域的限制,构建中国首个无障碍区域性旅游整体市场。 但是地区封锁无处不在。 一家公司的财务负责人体会最深的是“银行结算方式太落后”。由于业务资金结算手段落后,不同银行之间的业务结算竟然要花费一周的时间。一方面银行之间自身未联网;另外由于银行管理不到位,有的银行为了自身利益,甚至采取故意压票的行为,从而大大延长了企业资金的周转速度。 一家企业的老总对记者说,由于各地区程序、方法不一致,我们跨地区销售产品要多次检测或者需要多个产品证书,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一家在长三角多个城市都有投资,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连锁百货、软件开发、医药、汽车等多元化公司的总裁助理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因为公司跨地区跨行业较多,内部资金需要有效配置,但由于政府一些规定,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金的跨地区流动。此外,由于公司有连锁经营,人员流动性比较大,但由于保险、职称等存在地域性限制,使得公司人力资源很难得到有效配置。 在民间资本雄厚的浙江,不少老板有这样的抱怨:长三角对外资已经是一体化了,可对我们内资却有太多的掣肘。 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硬指标,不少地方政府对引进外资劲头十足;而为保存量,对内开放就没那么宽松。跨国公司在区域内布局可以信马由缰,而内资企业却障碍多多。 在跨国公司眼中,长三角就是一体化市场,在各地的大力优惠下,他们的各种决策安排,包括厂址选择、投资安排等都是将长三角作为一体来设计的,其规划之游刃有余,以致有学者建议,可以模仿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实现长三角的一体化。 但相比较而言,内资企业却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政府的影响。从跨区经营到总部迁移,都不能随心所欲。长三角在他们眼中是分割的。 利益纷争导致一体化一再搁浅 说起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政府就开始搞长三角经济圈。 1982年,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就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当时的长三角经济圈包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杭州。1986年,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进一步扩大到五省一市,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为此,1985年开始,中央政府协调下建立的“省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开始运作,还成立了由各省、市抽调人员组成的“上海经济区办公室”。然而,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宏大的长三角经济圈构想却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其中原因,后来有专家分析在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差太大,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利益分配上必然产生难以协调的矛盾。 第二个阶段,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之后,上海浦东开放力度加大,江浙两省在认识上有了一个转变,分别把宁波和南京的发展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尽管江浙两省谋求加强联合,以利用浦东开发的便利,但总体来看依然是在走各地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三个阶段,1996年国家提出要“以上海为龙头带动长三角及长江流域的发展”后,上海提出了“服务全国”的概念。随后,长三角协作委员会成立;1996年长三角经济协调会成立;同年长江流域研究院成立。 现在长三角内部协调机制有涉及三个层面的三个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自2001年起每两年由三省(市)省(市)长参加;二是由长三角15市的常务副市长参加的经济协调会,也是每两年召开一次;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存在的协作办主任会议,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前两个会议上形成的决策和方针。 尽管事实上,长三角一体化步伐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广,但利益之争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打造一个长三角的WTO规则 利益之争在当前体制下是不可能消除的,而体制的问题也只能从体制上作文章,有学者这样指出。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开宗明义:机制比机构更重要。此说是针对一些人提出在长三角建设一个跨省协调或指导机构,来整体协调长三角的发展。 这种机构不是没有过,左学金说。当年成立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结果就并不理想。除了当时长三角的市场环境发育不够外,这个机构还缺少协调所需要的资源与权威。现在提议的跨省协调机构,我相信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么在长三角经济合作中,各省市与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左学金认为,各地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的规划与建设的合作,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以及市场规范建设方面的合作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更需要的可能不是建立一个跨省协调机构,而是需要通过两省一市政府之间经常性的协商,来推动长三角地区在上述公共产品领域的合作,同时建立与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切实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不必要的干预。 在此,左学金提出一个设想,长三角能否借鉴WTO的运行模式。他说,WTO上面并没有一个类似联合国之类的机构,它只是一个成员国协议,大家制订规则然后大家来遵守,因此合作的关键在于协议本身。不能靠更强的行政干预手段来消除行政干预。而且长三角在同一国法律制度框架内,应该比WTO更容易达成一致。 左学金的想法,记者在不少企业家处也得到了求证。 金鹰国际购物集团总裁助理王玮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他说,区域内政策基本一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跨行政区域投资的企业来说,首先就减少了学习的成本,不然一个城市一个规则,我们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应对。所以长三角要一体化,首先要把基本的游戏规则统一起来。此外,企业希望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能否先进帮后进,交通、通信对于我们这样业务广泛的企业非常重要。 王玮说,经济一体化,企业应该是主角。政府主导的一体化不应是主要模式。政府应该是一个升华到比行业更高更全面层次的服务者和调控者,因为企业多是在微观层面运作,就需要政府在导向上秩序上作引导。但是,具体的实质性的工作应该是由企业来完成的。 江苏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张耀东说,WTO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和法制统一的原则完全可以用到长三角一体化中。正在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我们就废止了大批有违这些原则的规章制度,如果每个省都能从自己做起,从法制上消除壁垒,就会为长三角一体化创造一个好的法制氛围,对全国也会有借鉴意义。 新一轮合作热潮掀起 今年以来,长三角地区掀起规模浩大的“路桥运动”。以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快速交通网络体系,在建设、管理和技术上取得一连串突破。浦东磁浮铁路交通示范线开通,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长江口跨江大桥相继开建,沪崇(崇明岛)苏(南通)大通道启动。 “长三角”公路大动脉沪宁高速公路开始扩建8车道,宁杭高速以及连接苏(州)沪杭的高速公路全面兴建,将使“长三角”高速公路形成内外两个大环网。 5月21日,苏嘉杭高速公路江苏浙江交界收费站实现二合一,这是“长三角”公路运营上第一次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成为走向联合运营的开端。 5月25日,11条连接长三角各大板块的轨道交通网建设规划浮出水面。未来5年内,从长江口北岸南通市,到杭州湾以南的宁波,西至南京的1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一个纵横交错、通江达海的现代化快速交通网,将把“长三角”15座中心城市、55座中等城市、1446个小城镇全部纳入“3小时都市圈”。 区域经济专家认为,长江三角洲“3小时都市圈”的交通计划,将极大推进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带来生产力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长三角”在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等方面推行“一体化”。 4月10日,江浙沪三省市的工商部门在杭州签署了一份合作会议纪要,内容包括:三省市之间企业异地办厂实行市场准入政策,鼓励民营企业跨地区投资;在省际间开通著名商标保护“直通车”;共建三地工商管理部门办案协作机制;以及共建企业信用监管体系等。 “长三角”地区集装箱运输市场的一体化进程最近开始启动,通过组建“长三角”跨省市的运输集团,拓展陆上货运交易中心功能,实现资源共享。 今年以来,上海的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向江苏浙江的一些大企业直接发放贷款。据统计,目前在上海市的内地投资中,来自江浙的投资占50%。如今,环杭州湾5万多家企业中,有一半以上已在或即将在上海设点和建立总部。 “长三角”20多个城市今年开始实施各地人员资格证书的互认和衔接,从而实现“长三角”内各地教育、培训、考试的资源互通、共享。 无锡、上海两地的公交公司去年在全国率先推出“一卡两地刷”,两地市民可以持本地公交IC卡在对方城市的公交、出租车以及上海的轮渡、轻轨、地铁等交通设施上使用,目前沪锡两地异地刷卡已经达到了每月1万次以上。 虽然问题仍然多,障碍仍然重重,但是今天的一体化毕竟不同于20年前。围绕着上海世博会,一体化的进程面临新的更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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