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诞生始末

　　本刊记者 林平 葛方新/文

　　2000年的一天，香港一个访问团来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把一套要求与内地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今天称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方案放在了该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的桌上。从此，CEPA开始帘掀一角。

　　从2002年1月到2003年6月，历经18个月的时间，经过4次高层磋商(部长级)、15轮高官磋商(司局级)、两个层面的介入、上百人次的对话，内地与香港终于就《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并于6月29日签署了CEPA文本及6个附件的磋商纪要，该纪要绝对堪称鸿篇巨制，涉及到了4000多种产品、273个税目。

　　国务院研发中心担纲

　　2000年的某一天，香港的一个大陆访问团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边上的中央政府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把一套要求与内地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今天称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方案放在了该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的桌上。这是张小济最早接触到这个项目。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内，张小济的电子信箱不断接收到发自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的几封电子邮件，请求其代为研究香港方面提出的与内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案，言辞恳切。

　　张小济所不知道的是其背后发生的故事。故事的直接起因是以总裁翁以登为首的香港总商会在调研的基础上所做的一份报告——《中国入世对香港商界的影响》。

　　香港总商会一直是内地与香港之间更紧密经贸关系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1999年11月，中国完成了与美国的入世谈判后，香港总商会即展开了一项调查——《中国入世对香港商界的影响》，两个月后的2000年1月，报告和一个附件出炉，其中提到了香港与内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概念。报告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国际上的一些跨国公司将会进来，必然会对香港公司造成很大的冲击，香港商界希望国内市场降低自己的准入门槛，如门槛降低不了，提早对香港公司开放也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

　　报告交给了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2000年2月，香港总商会又写了一封信给董特首，专门重申“自由贸易区”概念。董建华很感兴趣，遂邀请香港总商会的前后两任主席为此事专门开了碰头会。

　　2000年上半年，正值中央政府倡导西部大开发之际，香港总商会还试图把“自由贸易区”与西部大开发两者结合起来，可是后来发现，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自由贸易区”需要香港与中央政府谈，而不能跟某个地区谈。

　　应该说，香港与内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有基础的，其基础就在于与广东省的合作非常密切，效果也非常好。香港和广东还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港粤之间的合作问题。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种区域间的合作已经不能满足香港的需求了。

　　很快，董建华对“自由贸易区协定”发生了兴趣，但是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原因明摆着，一是当时香港和内地都不是WTO成员，2000年的整个上半年中国都在与欧盟进行“入世”谈判，直到6月才能结束谈判；二是香港政府一向不赞成“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在当时全世界150多个“自由贸易区协定”中，香港基本上都没有参与，而对取得WTO的多边贸易机会却情有独钟。

　　应该说，张小济对香港中央政策组所提出的问题比较陌生，因为他从未听上级部门提起过有关内地与香港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事情。于是，他将此事搁置一边。

　　时间推移到2001年底，事情出现了转机，张小济突然接到了来自中央政府部门布置的任务：认真研究香港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项目。而这背后，仍有一些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

　　2001年秋天，香港一商界代表团访问北京，接见代表团的北京市官员许诺：“你们来北京，我们会有优惠政策给你们的。”

　　北京市官员这么说是有根据的。GATT第24条规定，地区之间的经济体可以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不受WTO的约束。“自由贸易区协议”是一种优惠性的贸易协定，体现的是优惠性，而WTO体现的是“普惠性”原则。如果在内地和香港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前提下，内地提供给香港优于其他国家的引资条件，是违反WTO规定的。因此，“自由贸易区协定”成为内地与香港之间发展更进一步经贸关系的前提。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促使香港特区政府“铁了心”与内地建立自由贸易区，其一是香港特区政府于2001年初开始和新西兰谈自由贸易协议，其二是当年11月中国加入了WTO，且不久后又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而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特区就更有基础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了。

　　香港商界感觉时机渐趋成熟，香港总商会将曾经写给董建华的信详细修改了一遍，再次呈送董建华，初步的建议是：内地关税降低或减为零，服务业提早开放，金融业如能降低门槛则更好。很显然，他们当时的期望并不高，即便能得到内地给予的一定的“优惠条件”也算是有收获的。

　　这封信对特区政府以及董建华本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无论是从时间上来说，还是从人气上来看，此时应该是向中央政府提出的最好时机，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于是，在2001年11月下旬，香港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此项建议，当即得到了当时国家外经贸部的积极反应，双方开始探讨此事，很快就提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英文缩写为CEPA)的概念。而此后不久董建华的赴京述职，更是给CEPA的诞生加了一剂催生素。

　　趁热打铁，一鼓作气，香港方面对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

　　12月19日，董建华飞抵北京述职时，向中央政府提出关于香港与内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中央政府表示该建议原则上可以接受，并立即指示当时的外经贸部、港澳办、国家计委、海关总署、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加紧拟订可行性方案。双方的磋商自2002年1月展开，并确定了双方磋商代表，香港方面为梁锦松(时任财政司司长)，内地方面为安民(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

　　关于这一点，在香港特区政府工业署的网站上表述得相当清楚：“行政长官于2001年12月获得中央政府原则性接纳他提出有关成立内地与香港特区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建议。磋商自2002年1月展开。”

　　也正是因为CEPA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张小济才临时受命进行这项对香港经济发展前途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课题研究。

　　2003年7月7日，当张小济向本刊记者谈起这件事时，开心地笑着说：“一仆不能伺二主啊，我们作为中央政府的咨询机构，要为中央政府做事，而香港和内地又是谈判对手，我感到很为难。对于香港方面的请求，我们只好婉言谢绝，找出的惟一理由是：对方没有投入产出表。”

　　“实际上，早在一年前香港与内地就开始商谈这种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了，主要是保密工作做得好，外界不知道，才没有报道，也没有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张小济对记者说。从他的笑容里可以看出，作为参与这个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他对这种谈判的结果是满意的。

　　香港急待内地救助

　　中央政府的决策者们和张小济等研究人员心里清楚，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一个又一个严峻挑战，人们对香港特区政府能否抵御或度过这些困难感到担忧，甚至提出质疑，世界也在关注着香港是否会从此一蹶不振。

　　香港回归后不久，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尽管香港政府保卫了港元联系汇率制度，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但香港经济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让前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房地产泡沫破灭，楼市一蹶不振；失业率上升，通货紧缩，财政赤字增加等，经济问题成为困扰香港特区政府的重大难题。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香港经济出现50多年来少见的负增长。随后，在国际经济大环境及内地经济发展带动下，香港经济虽出现恢复性增长，而且在2000年实现10.5%的高增长。然而，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再次逆转，东亚地区经济出现普遍衰退，香港也不例外，经济再次陷入低潮，2001年出现零增长，2002年略有恢复，增长2.2%。今年持续恢复，今年第一季度,香港经济增长达4.5%，然而却意外遇到“非典”疫情的重大冲击，航空、旅游、餐饮、酒店等行业受到重挫，经济发展再次受挫，全年经济增长原预计的3%降到1.5%。

　　此间，国际形势也出现战后以来少见的多次重大变局，相继发生的“9·11事件”、阿根廷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都对高度国际化的香港经济产生了冲击。

　　经济不景气，企业裁员增加，香港失业率迅速上升，1998年以来，接连突破4%与6%，2002年突破7%，失业人数超过25万人；今年上半年失业率超过8%。失业率的上升不仅不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而且影响消费能力，加剧通货紧缩。1999年以来，香港已连续4年物价指数呈现负增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衰退平均幅度近3%。通货紧缩成为香港经济不景气的另一写照，也是香港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

　　在中国入世之前，内地和香港的经贸往来密切，香港方面获得了众多政策上的优惠待遇。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的众多领域开始逐步向世界开放，香港原来所具有的优势和享有的优惠逐渐消失。

　　不仅如此，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10＋1”协定，而中、日、韩三国也积极促成和提升三方的经贸合作。作为香港劲敌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更是捷足先登，与美国、日本、甚至拉美的一些国家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的香港，面临内地的上海与新加坡的双重夹击。

　　所有这些，加大了经济本来就不景气的香港的压力。在此情势下，香港迫切需要得到中央政府和内地的支持。

　　五条原则

　　言归主题。任务摆在了面前，张小济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着手研究这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这是一项涉及到一个国家、两个地方的重大课题，研究的结果将关乎到两个WTO成员之间贸易自由化的成败，而且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与外界的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于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会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为该项研究确立了五条原则：第一，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第二，符合WTO规则；第三，顺应双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四，实现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第五，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经过对此建议的反复讨论、研究后，中央认为香港是特殊的自由贸易港，开放程度高，资本背景复杂，如贸然建立内地与香港的自由贸易区很可能对内地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为了规避风险，中央决定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将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改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这种经贸合作在自由贸易体中是最低的，在国际上也是有先例的，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近的新加坡和日本都是采用这种模式的。

　　不管怎么说，香港比内地要富裕得多，如果中央政府去帮助香港，一定会引来很多麻烦，所以研究一定要定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上。“我们的这项研究，不是去‘挺’港、救香港，而是为了香港与内地建立一重更紧密经贸关系，这五条原则的惟一出发点就是为了使香港和内地达到‘双赢’。”张小济说。

　　“当然，香港方面的这个要求也反映了香港企业的呼声，要做就要双方认认真真地谈，而不能简单地要求中央政府答应某些条件。”张小济说，内地更好地利用香港这个窗口，香港企业也能分享到内地的好处。各部门要协调一致，要经过利弊分析，考虑周全。

　　2002年1月25日，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与外经贸部副部长安民举行了首次会谈。梁锦松的主要助手是当时的香港工商和科技局局长周德禧，安民的主要助手是现任商务部台港澳司司长王辽平和国际司司长易小准。

　　双方将香港方面原来提议的“自由贸易区”正式更名为“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并确定了合作的目标与原则。双方合作的目标确定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合作的原则是：符合WTO；符合一国两制；双方互利，先易后难。磋商的频率初步定为每两个月高层会见一次，每一个月工作层面会见一次。

　　一开始，香港方面的要价很高，希望内地开放的程度越大越好、覆盖面越大越好、越自由越好，似乎是内地的所有领域全部放开、做到完全自由化才好。但这是不可能的，谈判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这也是符合WTO规则的。

　　这期间，香港很多商界组织都曾先后给特区政府提供过一些建议。2002年3月，香港总商会给梁锦松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共70页，提出“香港公司的定义、降低服务行业门槛、零关税、确定产地来源”等方面的要求和意愿，在开放服务领域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来推动谈判的深入进行。在双方代表初步接触的同时，中央方面并没闲着，而是马不停蹄地派人到香港了解香港的服务制造行业情况，对海关、产品原产地来源等问题进行调研，争取拿到第一手资料。

　　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既要为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同时，也要尽量照顾到内地发展的现状，因此，整个谈判的过程非常艰难，每过几个月就有一些突发事件，双方的磋商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阻力，其间充满了“讨价还价”，并几度出现胶着状态，甚至陷入僵局。

　　对于香港方面提出的条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些部委持有不同意见。比如，双方对港资银行进入内地开设分行的门槛到底应设多高意见不一；香港方面要求内地开放电信业，而电信本身是一个网络，在WTO的承诺里，亦有很大的保留，如在经营中的控股问题等。如果在电信业内不设限制，对香港开了口，则意味着包括已经在香港经营的第三国公司都可以进入内地电信业，这将带来非常复杂、严重的后果。所以，考虑到电信业的特殊性，内地在与香港经过反复磋商后，决定不把电信业列入开放的服务行业内。

　　香港不会“空洞化”

　　关于CEPA实施后香港会不会空洞化的问题，内地的研究人员与香港方面也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CEPA对香港的开放是“早于世贸、优于东盟”，体现的是“一国”的优势；而内地和香港作为WTO成员，根据WTO的有关规则建立具有自由贸易性质的CEPA，又可以保持各自的经济制度，实现优势互补，这无疑是“两制”的体现。因此，CEPA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

　　以前，对于进入内地的香港企业都有一些最低的要求，即不能低于一定的投资规模，这些条件限制了香港的一些中小企业进入内地。这次关于银行准入的制度，就是降低了银行进入内地的门槛，考虑的就是香港的中小银行能够分享到中国“入世”的成果。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向内地开放的程度非常有限。香港经济发展靠的是‘流量’。香港提供的是服务，货流越大，运输量就越大；人流越大，旅游、餐饮、娱乐等就越大；资金流越大，金融、银行、证券、保险业就越发达。它服务的范围越大，服务的领域越多，作为枢纽的作用就越突出。香港追求的是扩大服务的网络，内地对香港开放后，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市场的空间就扩大了。”张小济说，服务业是香港的主要优势，占到香港GDP的87%。CEPA将取消一些限制，扩大开放领域，降低准入门槛，可以说将会更自由，意味着在WTO承诺的基础上，提高内地服务业对香港的开放程度，时间表等于提前了。

　　当然，香港方面并不是一片欢喜，他们也有顾虑。

　　张小济到香港访问时，与当地的商会和政府官员谈话，感觉到当地的某些学者顾虑重重：会不会出现服务业转移的问题？香港的制造业已经搬到内地了，如果服务业也搬到内地，香港不就“空”了吗？

　　“我们研究的结果是：不会。”张小济认为，服务业不同于制造业，在香港建一座工厂的成本高，便把工厂搬到内地。服务业则不同，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必须要保持这个窗口，公司总部是不可能离开香港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把整个公司搬到内地，否则，就会失去信息方面的优势，失去网络方面的优势，失去相互提供服务的优势，失去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虽然香港运输业的总量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缓慢。离岸贸易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并已有分流的趋势，但有些服务仍需在香港做。

　　在这点上，香港总商会总裁翁以登的看法与张小济不谋而合。

　　翁以登说，香港“有些人持反面的意见，认为零关税对他们没有帮助，他们的厂也不会回流香港。我的答案是，CEPA并不是要一万人或工人密集的厂回流，这根本就不是CEPA的目的”。他们所说的“回流”，指的是小型工厂或特别工序的回流，而非解决香港的就业情况。CEPA的主要目的，“不是解决香港的失业问题，而是将香港的制造业办得‘有意思’，是让他人视香港为某些方面(如小型制造业)的平台，将香港刺激成一个具有某些优势的技术或增值作用的生产地。如果将香港变成柬埔寨，是没有意思的。他们认为零关税对他们没有作用，是他们不了解CEPA在零关税方面有何作用。”

　　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唐英年认为，在服务业方面，香港公司有“一马当先”的优势，如要充分获得“安排”所带来的好处，最重要的就是商界要努力改善自身的生产条件及服务水平。

　　除了香港商界，外国商人对CEPA也兴趣浓厚，很多外商正向香港律师查询有关CEPA的事。

　　“外商一向很守规矩，十分重视此协议。譬如，有一家美国公司，他会很小心、很重视法律方面的问题，现在，有了法律准许的协议，如他能满足香港公司的定义，他会十分有兴趣的。例如有些外国公司在香港设有分公司，原本是经营香港业务的，但CEPA协议推出后，他们对发展国内业务有兴趣，因此，就要扩大其在香港公司的规模，这样对香港就会带来一些好处。如果我们不去好好利用CEPA，那将是非常可惜的事。”翁以登的话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香港不会空洞化的观点。

　　目前，许多外国公司正在寻求方法以做到符合香港公司的定义，以利用CEPA中有关服务业领域的十七个优惠条件。有些外国公司在香港并无业务，但此时也打算在香港进行收购，这是CEPA准许的。

　　翁以登指出：“一家香港公司或外商在香港开办的公司申请进行零售业务，符合资格后再收购其他公司，我认为未来三至五年间将大量出现这种现象。一般说来，这种情况出现在零售业领域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CEPA中关于零售降低门槛的条件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条款。”

　　毋庸置疑，在香港的外国公司对香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规定进入内地的条件太严了，排除了在香港的一些外国大公司，虽然减少了内地公司的竞争压力，但内地公司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可以量化的利益

　　对于CEPA对双方究竟能带来多大程度的“双赢”，是在框架协议达成前双方研究人员最大的一次文案工作。

　　要研究CEPA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CEPA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优势，研究起来不是太难；二是对CEPA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做出计量分析；三是服务业，这是研究中的重点，也是难度最大的，因为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对服务业开放的影响的量化分析。

　　张小济等研究人员迎难而上，他们挑选出了几个行业，把CEPA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计算，以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非常直观。“按照保守的估计，CEPA可以使内地GDP提高至少0.5个百分点。如按协议的要求去计算，影响会更大。”张小济十分乐观地说，“入世”近两年来，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开放”带来了更多的“利”而非“弊”。总之，内地向香港开放服务业，利大于弊。

　　服务贸易领域涉及面广，内地将为香港优先开放包括管理咨询、会议展览、广告、法律、会计、医疗、房地产、建筑工程服务、运输、分销、物流、旅游、视听、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等领域，从而使香港经济的优势得以发挥，经济力得以向内地延伸，并推动两地服务领域的广泛合作与发展。

　　张小济曾对内地的服务业做过一些调查，觉察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许多行业竞争不充分；本地市场在监管上不到位；开放度不够。“内地开放服务贸易，对内地首先是一种补充关系。虽然是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来的，但中央政府在做出这个决定时却是有意为之，完全是从各自利益出发考虑的。”张小济认为，向香港开放内地市场一些主要服务行业，内地服务行业的阵痛将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原来的许多垄断行业，肯定会有冲击。这个冲击也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促进竞争，有了竞争，就会有更快的发展。竞争并非坏事，不能把竞争看成是冲击，竞争有更多的优点，内地可以更好地利用香港这个贸易、金融的窗口，促进内地服务业的发展。竞争能够促进提高服务的质量，降低服务的成本，增加服务的品种，扩大服务的范围。总而言之，竞争能够促进发展。

　　再者，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又是一个城市经济，有些问题监管起来会比较容易，包括银行的监管、服务业的监管。“我们要关注的是，有些管理的问题是否会造成市场混乱，是否有漏洞。”

　　香港的服务业进入内地，将会加速内地不规范的服务业进行整合。“香港的市场已经是充分竞争的或是比较竞争的市场，新的竞争可能会挤掉原来一些老的东西。内地与香港恰恰相反，内地的市场非常大，但发展却非常落后，具体体现在竞争不充分(如餐饮业，尽管餐馆很多，但市场还有很多空缺)。”张小济认为，应该把服务看作一种产品。

　　尽管如此，香港方面还是觉得留下一些遗憾。

　　香港总商会总裁翁以登认为，CEPA“最明显的是没有包括电讯业在内；第二是旅游开放方面较令人失望，因为香港的旅游公司很希望能带内地的客人出来，例如到泰国、新加坡及美国等地。这将是一桩很大的生意；第三是希望在专业人士方面简化些，让他们如何可以在内地工作；第四是QDII机制及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这些都希望可以加进去。另外是投资便利化要办得越充实越好。”

　　原产地难题悬而未决

　　原产地和走私问题是框架协议能否顺利达成的另一个焦点。

　　有关人员认为，CEPA受益最大的是香港的加工制造业，许多商品会因此而贴上“香港制造”的牌子。于是有人担心，因原产地而引发的走私会不会因此而抬头。

　　在货物贸易方面，国家海关总署已经决定在深圳海关设立原产地办公室，专职处理原产地项目的关税减免工作。零关税政策将会刺激一大批产品往“香港原产地”这个筐里装，甚至有可能使一部分走私产品化暗为明。如何确定香港原产地将是未来政策执行中的一个麻烦。

　　张小济明确地说：“不会出现这种事情。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它能生产什么产品、有多少工厂，是非常好监管和审核的。”

　　比如，可以参照美国是怎么来查香港原产地的一些做法。如，查纺织品原产地，美方就会派人去香港查看纺织厂的缝纫机在哪儿，到底有多少台缝纫机，等等。还有使用香港配额的服装是不是香港生产的，这些都是可以核查的。

　　正因为如此，香港关于纺织品有一套规则，管得非常好、非常细。内地与香港可以联合起来，对原产地的产品进行审核。

　　当然，纺织品还好办，在其他商品的原产地问题上其实还有许多麻烦。比如，按照惯例，国际上对原产地的规定有许多种，有的是按增值率，有的国家规定要达到40%甚至60%，但是，这些对香港来说是做不到的。

　　商务部副部长安民直言，无法接受香港以产品20%附加值来厘定产地来源，双方必须再仔细商讨。安民表示，现在香港使用的产地规则，是以产品20%附加值为基准，但此水平对于内地而言过低，难以接受。目前内地对于原产地产品的基本规定，是有附加值的，就是产品增值是多少，附加值是多少；至于香港产品方面，它的规定是以工序为基本原则，所以两地要从上述差异上进行磋商。而内地的一般做法是，超过30%增值即可被认定为原产地。原产地认证的细则将于今年10月出台，现在无法知晓具体的数字，估计最后磋商的结果应该是在20%—30%之间的某个数。香港的生产成本高，真正能够在香港大规模加工而增值的产品，少之又少。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研究总部分析师安鹏说：“原产地的确认是一个大问题，内地的海关和其他机构可能还没有作充分的准备，因此明年CEPA实施后，香港产品大量进入内地还要有一段时间。”

　　此外，还有走私问题。因为CEPA中有一个“零关税”的安排，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走私热潮。不过，张小济对此倒颇有信心，他说：“从香港通过陆路走私内地，太容易被查到了。如果要走私，可以通过漫长的海岸线，不一定非要通过香港走私不可。关于走私，不搞这个协议它也存在，搞了这个协议也不会增加走私的风险。由于两地的特殊关系，加上香港本身有着丰富的经验，原产地和走私问题是很容易核查清楚的。”同时，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承认：“不排除一些人员想鱼目混珠、钻这种空子的可能。”

　　香港放弃反倾销条款

　　尽管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议题，但进展还是有目共睹的。

　　“CEPA只是香港与内地签订了一个协议，并不等于香港和内地的投资贸易完全自由化了。根据需要，两地还可以继续谈新的协议。以后，中国还要与东盟等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张小济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说，“凡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协议，都要惠及香港”，签订的协议本身不可能惠及香港，而是在签订协议时要充分考虑到香港。只有这样，香港在与内地签署CEPA时所做出的承诺才显得有意义，用张小济的话说就是，“香港已经做出承诺，放弃WTO规则中的某些条款。这对中国大陆是非常有利的。”

　　WTO的某些条款对中国非常不利，如反倾销的保障条款等。但在香港与内地签订的CEPA中承诺不使用这些条款，这是非常有益的，开了一个好头，中国将来与其他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协定时都会把它作为一个条件提出来。“反倾销的保障条款等是中国未来贸易的发展最大的威胁、最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外国可以单方面地针对中国的产品设置障碍，或者在反倾销时对中国公司实行不公平的、歧视性的政策。在确定你是否倾销的时候，不是按照你国内的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而是找第三国。”张小济说。

　　终成“正果”

　　实际上，中央政府一直在有效地控制着整个磋商的进程。转眼到了2002年深秋，就在朔风渐起、树木凋零时，双方的磋商开始渐趋佳境。因为此时，双方在许多难点问题上如服务业开放的程度、原产地问题、反倾销条款等已达成了原则性一致意见。

　　转机也就是在这时出现的。11月13日下午，中共“十六大”新闻发言人在北京梅地亚新闻中心主持第四场记者招待会，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香港与内地正在就“贸易投资便利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具体问题进行磋商。磋商没有遇到障碍，相信会取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应该说，对CEPA对于内地“利大于弊”的研究结果对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月的28日，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唐英年与安民举行第四次会议，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基本取得一致。当董建华于12月再次到北京述职时，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及香港商界异常欣喜的消息：中央政府决定在2003年6月30日前完成CEPA的谈判。

　　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

　　每年的3月份，中国都要召开“两会”，因而3月份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就在2003年3月份，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的一番话，对香港商界不啻于一盆冷水。

　　当时，戴相龙到香港，香港商界建议降低银行业北上的门槛，戴相龙说：“那可不行，门槛一降低，国外那些中小银行不就都进来了？”香港商界对此想法已不抱希望。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CEPA将港资银行进入内地开设分行的门槛由总资产200亿美元降到60亿美元，对于香港商界来说，这无疑是内地送给香港的一个大礼包。当然，这是后话。

　　此后，双方的磋商明显地加快了进度。

　　2003年“两会”之后，外经贸部和其他部委虽改组为商务部，但内地谈判小组的主将仍为安民(商务部副部长)，而梁锦松的日子却不好过，他正受到“购车事件”的困扰，取而代之的是于2002年7月走马上任的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长唐英年。3月25日，唐英年表示，双方将从商品、贸易及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推动两地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

　　但“非典”疫情的突然暴发，香港、广东和北京成为重灾区，给双方的定期会见磋商蒙上了一层阴影。“即使在SRAS侵袭香港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放慢脚步。”唐英年说，他多次飞赴北京与安民直接交流。

　　为了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阻碍，双方于5月份利用视像会议系统对争执不下的问题进行磋商，虽然交锋激烈，但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取得了一致意见。5月15日，商务部台港澳司司长王辽平表示，6月底与香港就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达成协议没有问题。

　　时间定格在2003年6月29日，即在香港回归6周年庆典前夕，抵港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香港特区政府首长董建华在香港正式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6个附件的磋商纪要，决定在CEPA下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对其中的有关细节问题再行磋商，并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产品原产地的认证问题，然后达成协议，以完善CEPA。

　　“CEPA这样一个全面的协议，需要很详细的磋商，所以18个月的谈判时间不算长。”唐英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CEPA也引起了外国的关注。香港与内地签署CEPA，双方不光要遵守WTO规则，还要遵守《香港基本法》。香港与内地磋商进行得最紧张的时期，也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兼商务参赞最忙的时期：忙着光顾中央政府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别是张小济的办公室，有时甚至常驻不走，除了提出一些质疑，还千方百计地查找协议中有否违反WTO规则的地方。他曾提出：“香港居民获得的好处，为什么外国居民就得不到？这是不是对外国的一种歧视？”张小济告诉他：“你去看看WTO规则和服务贸易协议，看看你们美国做的承诺，美国是不是给了外国居民与本国居民同等的待遇。”美商务参赞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在香港的外国公司是不是同样能够得到好处？”张小济说：“香港是自由港，中国对香港公司的界定是比较宽松的，目前在香港的大公司几乎都能得到这些好处。”针对美国人提出的问题，有人开玩笑说：“如果美国也来做我们的一个特区，我们也会给美国这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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