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粮改突然提速

　　本报记者 丁琳 滁州报道

　　与浙江、上海等8个销区的放开相比，作为产区的安徽粮补试点改革，终于触及到了第三次粮改的“核心”--2001年8月2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正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1〕28号)，将改革范围扩大至全国，重点是浙江、上海、广东、福建、海南、江苏、北京、天津八省(直辖市)。意见将改革浓缩为16 个字，“放开销区、保护产区、省长负责、加强调控”。

　　第三次粮改由此启动。

　　现在，它已经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从销区到产区。“‘两放开一调整’是98年以来全国粮食改革震动最大的一次。”业内人士认为，这次的“直补”抛掉了过去很多的顾虑，基本上是放开手脚来做了。

　　而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家财政实在不堪重负了。无奈的第二次粮改

　　199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发2号文件中提出“四分开”。即实行粮食系统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粮食财务挂账分开。同年下半年，又进一步推出“实行顺价销售、农发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简称‘三项政策一项改革’)。

　　“应该说这项政策在今年粮食直补改革之前，对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农民不再怕种粮。”滁州市财政局副局长刁天石强调。

　　而天长市财政局一位负责人认为，如果国家能够垄断粮源，那么98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但现在来看，想垄断一个产品是很难的，尤其像粮食这个大宗的农副产品。

　　实际上，几亿农民在售粮，农民利益的驱动又是多方面的，显然靠国有购销企业掌握90%以上的粮源是不现实的。“作为粮食的流通不可能由一个行业完全做到垄断，一方面是由于管理的力量、利益的驱动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另外，各个省出台的保护价价格有差异，并不是“全国一盘棋”，这样必然导致销售价格有差异；第三，运输距离有差异也造成了成本的差异，比如安徽的粮食贩运到广东，跟湖南贩运到广东，成本完全不一样--局(区)域性的价格，全国性的市场，怎么能够控制价格呢？”

　　难以实现顺价销售，使得尽管有大量粮食风险基金补贴，但购销企业亏损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扭转--收购的成本价高，而市场销售价格与收购价相等甚至低于收购价。由于粮食的库存高，价格高，陈化粮在逐年增加，使用价值跟收购价值严重不对等。

　　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滁州市库存粮大概是60亿斤，大概1／3是陈化粮。如果处理了这部分陈化粮，至少还要亏损8个亿。

　　由于管理费用和支付农发行的利息在逐年增加，粮食企业的亏损也逐年增加--财政的包袱并没有在1998年粮改后减轻，相反补贴基数越来越大--1999年之前，地方财政不用拿钱，收多少国家和省里就补多少，“后来发现补不了了，于是国家开始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出台了国家和地方财政包干的政策。”而随着这个基数每年的增长，地方财政也吃不住劲了：截止到去年，滁州市年粮食风险基金已经有2亿多，其中包括地方财政拿出的4000多万。

　　火上浇油的是，2年前江苏放开后，苏北靠近安徽的地方的不少粮食都流到安徽卖了，“如果安徽还在搞保护价，就相当于在花钱为别的省保管粮食。”

　　知情人士介绍说，粮食企业走到这一步还有自身经营的问题。过去很多都是挤占农发行收粮资金。比如农发行给1000万，他就拿500万去收粮，另外的挪做他用，当时农发行也很难监管到位。后来监管严了，他们一般是挪用销售回笼款项。比如实际回笼400万，但对农发行说只回笼了200万。2000年以后，仓单发行都有，监管更严了，比如要卖一个仓库的粮食，销售价格必须征得农发行同意。，但粮企仍然有办法规避监管，比如可以通过‘倒仓’规避监管，仓容没有变化，但通过一卖一买，已经有差价收入进来了--这个发行几乎监管不到。

　　过去粮食系统还有一个口号：“跳出粮食求发展”，鼓励搞副营，因为做粮食肯定是亏损的，粮食购销企业甚至办电缆厂、宾馆、养殖厂、酒厂等。

　　天长农发行有关人士介绍，粮食部门由于钱来的太容易，又大量地挤占挪用盖楼堂馆所、办三产、办企业、买轿车。但因为粮食企业手脚大惯了，管理也不可能好，办一个企业倒闭一个，在1998年实行主附营分离时，天长农发行向农行划转附营业务贷款2.02亿元，还有因各种原因没划走的达4900万元，在这些贷款中通过农发行正常途径贷款的只有7000多万元，其余1.8亿元都是粮食企业通过各种途径挤占挪用清理出来的。深化第三次粮改

　　于是，放开产区便成为必然。

　　“当时决定先在销区改革主要就是因为销区的负担相对不大，所以冲击相对也不大。我们改革的负担应该比镇江等地大一倍还多。”滁州市粮食局局长周伟如是说。

　　来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朱成龙回忆，2001年12月份，安徽省粮食局、财政厅就开始到来安调研。

　　2002年2月，来安县开始筹备粮补改革方面的工作了。去年4月，温家宝到来安视察，以了解安徽粮补试点的改革工作的准备情况。“当时温总理提出的要求是：一、不能产生“卖粮难”；二、粮食购销企业要继续发挥主渠道作用，这涉及到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而来安的方案，从调研修改一共改了10稿。“当时县里面成立了5个调研组，以弄清商品量怎么确定，农户的资金怎么补贴、方案怎么算等等。”基本确定之后，来安县拟订了3种补贴方案，发了6500份调查问卷到各乡镇，最后确定按计税常产进行补贴。

　　2002年9月，来安和天长的方案正式得到省政府批准。

　　2003年6月1日，试点范围正式扩大至全省。

　　而安徽这次的改革的推进速度之快，让包括各地政府、粮食企业、农发行等相关部门都感到“比较突然”。

　　“如果能够完全市场化，政府不再承担粮食的保管费用、不再承担农发行的利息、不再承担粮食企业其他的改革成本，大概3年以后等我们把原来老的问题基本解决了，那么现在的国家粮食风险基金政策补贴，将来就可以用作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化的调整。”刁天石举了个例子，“比如现在虽然有粮食补贴直补给农民了，但是农村的水利化建设、农业化建设、小城镇化建设还是拿不出钱来。”

　　值得一提的是，采取国际惯例直接把补贴给农民而不是通过流通企业补给第三者，也是为了WTO的需要。

　　有关人士认为，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方案，粮补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和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就目前来说，把粮食市场、购销企业放开后，平抑、调控市场的主要手段就是储备库，--轮库的时候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就可以调控市场价格了。”而储备库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维持国家粮食安全。

　　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的总储备粮大概有1600多亿斤，占全国粮食库存大约1／3。

　　还有专家建议，像国外那样，由国家委托有关公司或中介“委托采购”也是国家掌握粮源，控制风险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