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个地级市粮食系统亏损30亿元由来

　　本报记者 丁琳 滁州报道

　　天长市平安镇平安村郑庄组农民陆尔奎一边从抽屉里翻出了去年的“粮补通知书”，一边念叨着“翻身了”--尽管在很多人眼里，81.8元的补贴数额似乎微不足道，但对种了几十年地的陆尔奎来说，“种田还能有补贴”以前可是没有想到过的。

　　“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民第一次从国家财政拿到补贴。”安徽省社科院资深研究员辛秋水如是评价。

　　据统计，去年滁州的天长、来安两个试点地区20多万农户共领到直补资金约4000万元，每个农户平均获补贴180元，每亩土地平均补贴25元。

　　今年6月1日，在来安、天长两个试点县市的基础上，安徽在全省范围内扩大“两放开、一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粮食补贴方式改革试点。

　　所谓“两放开”，就是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不再按“保护价”收购余粮，实行随行就市收购；放开粮食购销市场，支持和鼓励各类经营者参与粮食收购和经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继续发挥主渠道作用，按市场价收购农民余粮，与其他粮食经营者公开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所谓“一调整”，就是调整粮食补贴方式，将原来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使农民得到的间接补贴，直接补给农民。

　　陆尔奎或许还不知道，他领到的直接补贴，已经拉开了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新一轮改革的序幕--这场在粮食产区进行的改革意味着我国粮食体制正式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而种种迹象表明，以“直补”为标志的此次粮改试点，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个“导火索”：由此，将引发对中国农业政策、农业结构、流通环节等整个产业生态系统的“重组”。粮食购销企业：震后重生

　　“从去年粮改以后，粮站的态度明显感觉好了。”陆尔奎回忆。

　　“今后我们要拜个体户为师，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平安镇粮站站长韩兆云真心诚意地说。

　　平安村一位农民透露，这两三年全村617户的粮食极少有直接卖给粮站的，很多村民都把粮食卖给了镇上那家全县最大的私营米厂或者给个体收粮户，而平安镇另外7个村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想卖给粮站，以前卖粮简直就是受罪，早上三四点就得去排队，粮站还经常找借口压价。”

　　而上门收购的个体户，除了服务态度好，足斤足两，更重要的是方便，“你喝着茶，他们就帮你把粮食上秤、装袋，一条龙服务。”

　　严峻的市场现实让以往的“粮老大”不得不放下了架子：以平安村为例，今年上半年全村销售小麦大约20～30万近，其中卖给平安镇粮站的顶多只有3～4万斤。

　　隶属于天长汊涧粮油公司的平安镇粮站，虽然没有独立核算，可包袱之重是显而易见的：粮站的4个露天囤，全部是1997年的陈化粮，当年以0.72元／斤买入的这500吨粮食，“现在1斤最多能卖3毛多，不算欠农发行的利息和仓储管理等费用就已经亏得很厉害了。”

　　与此同时，平安镇粮站也在经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变故”：原本有29名职工的粮站，如今只剩下了9名在岗人员。

　　对天长乃至滁州市粮食系统来说，以上仅仅是一场“特大地震”的“小小缩影”。

　　滁州市粮食局有关人士介绍，原有1.5万多名职工的滁州地区粮食系统，现在已经减掉了9000多人，“不过还没有减完，最后计划只留4500多人。”

　　知情人士透露，今年7月初，由天长市纪委牵头，天长农发行、审计局、财政局开始清查天长的粮食购销企业，对外名义说是“清产核资”，实际上是把企业的帐从今年5月份一直查到1998年粮改，如果有必要还继续往前推--主要原因是，天长粮食企业自改制以来，到目前为止职工上访还没有平息，他们也提出了粮食企业存在的很多敏感、问题，引起了市有关部门的重视，而这次要查就是看粮食企业有没有经济犯罪和管理上的问题。

　　这都是因为“暗补”变为“明补”。

　　统计资料显示，到2001年底，整个滁州市粮食企业的亏损(包括潜在亏损)大约是30亿--尽管如此，“全员亏损”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依靠农发行提供的收粮贷款和粮食风险基金补贴，仍然“戴着亏损的帽子，唱着老大的调子，坐着豪华的轿子，用着银行的票子”。

　　“应该说以往的改革还没有涉及到关键环节，这一次将直接引起粮食生态系统的巨变，涉及到粮食企业下一步的生存环境，现在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滁州市粮食局局长周伟坦言。

　　按照原来有关部门的想法，是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粮食企业改革，3～5年逐步实现。而6月1日在全省推广试点，将粮食购销企业推向市场，确实让不少人感到很“突然”。

　　没有了保护价和新收粮的粮食风险基金这两根拐杖，作为“我国计划经济阵地上仅存的一个行业”，粮食企业的手术不得不做了。

　　滁州粮食局一位负责人强调，“其实滁州市粮食购销企业的总费用支出中用于公司的只占1／9，所以粮食购销企业亏损的关键所在不是人员工资高。但作为改革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我们必须先把人员的包袱减下来。”

　　单一个“老人”问题，就让多年亏损的粮食企业焦头烂额了。以天长市为例，粮食购销企业有2662人，只留600多人，其中买断的是1000多人，还有内退、协保等。有关部门给他们算帐以后，发现仅此每年的开支要最少1000万，而根据天长目前的粮食收购和效益情况，连这笔钱可能都不够。

　　“其实我们公司很多粮站都想自主经营，比起个体户来，我们有经验有设施还有长期销售渠道，只是现在还不能充分与他们竞争。”韩兆云希望他们9人能把平安镇粮站的固定资产租下来自己经营，“我们自己做肯定能竞争得过个体户，只是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被批准。”

　　这样看来，2年前开始的销区粮食企业的改革称得上是“一步到位”：以江苏为例，除了储备库不动，购销企业基本上是拍卖，或者承包。

　　而滁州粮食局对此做法显然是心存疑虑的，因为江苏的粮食企业至今“尚未恢复元气”，国有购销企业的主渠道作用“无法发挥”。

　　根据滁州粮食局的“三步走”计划，第二步是通过加强企业的管理、创新机制来提高管理上的效益；第三步，考虑组建购销企业集团以扩大规模，比如，“把原来的核算单位集并到一二十家，最大的可以做到上亿的资产。”

　　让粮食系统吃了一颗“定心丸”的是2003年安徽省财建363号文件。文件明确规定：对2003年5月31日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库存中按保护价收购的老粮食，经审计后锁定库存数量和成本，并根据销售计划的平均进度计算平均库存，继续给予利息、费用补贴；从2003年起，各地尚未消化的1991粮食年度末政策性粮食财务挂帐、中央和地方共同贴息的至1998年5月末新增粮食财务挂帐的利息，由省用粮食风险基金直接支付给有关银行。1998年6月至2003年5月末国有粮食购销企业新发生的财务挂帐、1999年以来已处理陈化粮的差价亏损，经审计认定实行挂帐，利息由省用粮食风险基金支付。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销售处理老粮食库存发生的差价亏损，先实行挂帐，挂帐利息由省用粮食风险基金支付。

　　事实上，来安县粮食局已经尝到了随行就市收粮，完全按市场法则操作的“甜头”：去年共收购水稻1.8亿公斤，今年上半年全部销出，其中1亿公斤“丰两优”稻就实现利润600万元左右。粮补、支农款项与农村产业结构

　　“粮补改革给财政支农款项的改革敲响了一声钟，是促进财政支农效应提高的‘黑暗中一声鸡叫’。”来安县财政局局长朱峰松打了一个比方，“它的这种发放方式，给其它国家支农款项的发放提供了借鉴。”

　　目前，来安每年的国家支农款项加起来有2000多万(不包括粮补资金)，分布在计委、财政、扶贫办、水利、林业等部门--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投资主体的多元化，造成不少项目的重复投资浪费。

　　不论滁州市有关部门，还是两个试点县市，都将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同支农款项意义相当的一个粮补改革可以带来的好处：这次直补的范围，是按农业税计税面积而不是种粮面积，也就是说，不是只补给种粮的农民，而是补给所有有田的农民--实际上，此方法也曾经引起了不少争议，反对意见的理由是，“直补”补的是粮食市场价与原来保护价的价差，市场放开后，市场价很可能降低，农民的种粮利益受到损失才补贴，所以应该直接补给种粮的农民。

　　据了解，目前滁州市计税面积是600万亩左右，种粮食的是400万亩左右，其它还有200万亩在土地二轮承包后，被农户改成了鱼塘、或者种经济作物等用途。

　　“我们最后没有像湖南、湖北那样按种粮面积补，而是按计税面积补，除了在操作上更加简单可行外，关键是为了直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毕竟这些年国内的粮食一直是供大于求。”滁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说实话明补其实也没有多少钱，但关键是对促进农民种田观点的转变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比如去年以前农民大多种的是杂交稻，而去年在来安水稻优质品种“丰两优”就种了将近30万亩。另一方面，也给那些搞经济作物和水产养殖的农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增强了他们的积极性。”

　　朱峰松认为，在农村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民的减负问题后，已经开始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实现农民的增收--作为税费改革继续和深化的粮补改革试点，无疑为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是怎样从根本上把粮改的效益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