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伟湘
目前，对民企生存的法律环境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立法上将不同所有制企业区别对待，一种是法律上区别不大，而是在执法中区别对待。究竟何种观点才比较符合现实状态呢？
采访中，大部分专家支持第二种观点，即司法机关人为地造成了民企和国企之间较大的“落差”。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詹礼愿博士认为，有关部门在几类典型个案处理时态度截然不同：
第一类是职务侵占案件。民企报案之后，受理案件的公安机关往往只是例行登记手续之后就束之高阁。而对于国企的报案，则积极处理。例如民企的业务员携款潜逃案，公安系统本可启动全国网络，抓获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个案可以启动侦察网络，有时相关部门甚至还将其作为民事纠纷处理。即使法院定罪，罪名也只是“职务侵占”。
同样的案例如果发生在国企，公安机关往往会立案侦察，进入审判程序后，罪名则是“贪污”。
第二类是诈骗行为。例如开发商一房两卖，又把房子抵押给第三方。买了房子的私营企业主想报案，公安机关认为是民事纠纷，不予受理。
第三类是执行问题。民企申请的执行案，往往遭遇法院的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还要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详细财产资料，否则无法执行。一位民企老总说，如果我们也知道欠债人的财产情况，我们还需要申请执行吗？
第四类是商品交易。广东某民企买下一批产品运往内地时，被有关部门查获，初步认定为进口产品没有提供合法来源，因此要没收。当企业主提供了上手的资料，即有合法的进货渠道后，又被告知没有发票，最后被套用1988年的“投机倒把”条例处罚。事实上，目前的许多进口产品在国内流转时，都要经过许多手，如果要买家提供最早的卖家的原始进口单据，是不现实的。然而，同类案件涉及国企时，处理手法往往不一样。因此，有学者认为，目前职能机关在执法时往往将民企列为重点对象，而在保护时又不太得力，可能这正是造成“落差”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