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民资激活国企改革（关注国资改革）

　　邓聿文

　　从微观角度看，经营机制的僵化和代理链过长一直是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改革因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链而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有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打破阻碍改革的利益链条，而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正是这样的外部力量

　　7月17日，北京市副市长陆昊宣布，北京决定拿出104家业绩良好的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面向外资与民间资本寻求并购重组。与此同时，在黑龙江省第三大国企所持的“桦林轮胎”法人股竞拍中，新加坡独资企业“佳通轮胎”拍得44%的股份，成为前者的第一大股东。

　　三个特点

　　北京的改革是去冬今春以来掀起的新一轮国企改革浪潮中的最新事例，而在此前，许多地方出台了类似的甚至比北京更为激进的国企改革举措。比如，武汉市5月30日宣布，从今年起，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使现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90%左右，实现国有资本不占控股地位或不再持股。并且，国有净资产总额占企业净资产总额的比重，从现在的73%降到20%以下。

　　地方的这一轮改革被媒体冠之为“新一轮国企改革”。说它“新”，是因为与以往的国企改革相比，这次国企改革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是改革的对象主要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甚至是一些比较优质的国企。比如北京这次推出的104家寻求并购重组的企业就包括双鹤制药等众多全国知名的大中型企业，104家企业总资产约252亿元，主营产品销售收入约121亿元，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都不高于100%，并没有长期严重亏损的记录。

　　二是改革所涉及的行业不仅包括竞争性行业，还包括基础设施垄断行业。比如，武汉市规定，两年内，国有大中型企业首先退出传统竞争行业，其次退出可以推向市场的市政基础设施、经营性的公用事业产业，最后，对文、教、卫、体实行产业多元化。

　　三，也是最重要的，此次改革允许外资和民营资本控股，这不仅是一个大胆的突破，而且民营资本在并购国企方面首次取得与外资平起平座的地位，从而有利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

　　多重意义

　　多年来，在国企改革方面，该用的招术基本都用上了，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原因在于改革的手段与目的不一致。从目前各地出台的改革措施以及有关政策来看，新一轮改革显然是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要利用外资和民资打破国企改革的僵局；二是要利用外资和民资打破所有制争论的“瓶颈”。

　　先说第一个方面。虽然目的都是为了打破国企改革的僵局，但过去的改革其整体思路是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前提下进行，外资和民资只能起“拾遗补缺”的作用，最明显的是硬性规定外资和民资控股比例不能超过50％；而且，在利用或引进外资方面，也都是以直接投资为主。而此次利用外资和民资改造国企则转向了间接或股权投资，并且还可以控股。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从第二个方面来看，长期以来，只要一涉及国企改革尤其国企股权转让，就必然会牵扯到“公有制占主导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下没办法走出这一陷阱，从而在具体操作上使改革摇摆不定甚至是走一步退两步。现在把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或民营企业家，既可以卖个好价钱，又不必担心“公有制占主导”的地位被动摇，改革也就能够大胆地进行。

　　其实，从微观角度看，经营机制的僵化和代理链过长一直是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改革因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链而无法从内部突破时，只有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打破阻碍改革的利益链条。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正是这样的外部力量，其雄厚的资本和代理链短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国企改革走到今天最需要的东西。

　　一方面，允许跨国公司和民企以适当形式收购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将从股权结构上改变国有企业“一股独大”的格局，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规范企业行为，提升其质量，从而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有企业按照国际规则形成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另一方面，国企向外资和民资开放也有利于国有企业引进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培养高端人才，加速企业的技术进步，借助跨国公司和民企的品牌优势、市场优势和管理机制，迅速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还得依赖于投资。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得到充分发挥，但经济的增长不可能通过无限期地发行国债，因此必须向均衡的财政政策转变，而后续资金的来源无非是外资和非国有资本。另一方面资本市场不景气使融资受到很大限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开辟新的渠道，一是向外资和民资出售国有股权，二是吸引外资和民资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即参与购买国有资产。

　　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虽然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它还面临着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对资金的特殊需求。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如何最大限度地引进外资，如何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外资和民资并购国企，可望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可部分解决资金的燃眉之急。

　　此外，一个国有企业占据相当大比重的经济体，不仅面临效率上的损失，也会模糊政府的职能，使政府的监管非常容易越界，甚至成为限制竞争的手段。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国企在大部分竞争性行业和一般基础设施垄断行业退出，政府监管机构也不再公开地或隐含地承担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责，才能公平地对待一切企业，所以，新一轮国企改革还有利于重新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

　　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国企改革的实践和经验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在追求效率优先的过程中，国有经济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说，都要逐步加快向外资和民资开放的步伐，这是合理的选择。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