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银行业

　　关注中国银行业———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银行业新闻不断，诸多的疑问自然而发，是该有所解读的时候了：

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的银行业尽管仍存在高额不良贷款，风险较大，但和前几年相比，情况在不断地好转。

在离入世承诺所剩不多的时间内，能否消化掉四大行大量不良资产存量风险，是对银监会工作最大的挑战。

　　本报驻京记者　庞瑞锋

从银监会挂牌伊始即挥起监管重拳，到人总行出台房贷新政，再到一些案件的发生，以及国家审计署披露之建设银行、农业发展 银行的违规问题———最近几个月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新闻，令一些疑问在人们的心头萦绕。

这些疑问多种多样，概而论之，主要有：中国银行业现状如何？当今最为棘手的问题又是什么？该如何强化监管才能化解可能潜在的金融风险，以应对即将全面展开的海外竞争？

众所周知，按中国入世之承诺，到2006年，国内银行业将退无可退，直接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各跨国银行展开对决。就以上这些深层次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夏斌是国内银行业著名的专家，曾任人民银行非银司司长。

　　整体状况的评价

记者：就目前判断，中国银行业总体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从银行的资产质量、管理水平等方面看，如果跟几年前相比，情形是在好转，还是在原地踏步，抑或是有所恶化？

夏斌：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的银行业尽管仍存在高额不良贷款，风险较大，但和前几年相比，情况在不断地好转。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从去年开始出现“双降”，银行内控机制的各个环节正在按国际上先进银行的标准和我国监管部门有关内控指引要求，逐步完善。在一些有海外战略投资者参股的股份制银行，已经出现有板有眼、依法行事的好迹象。

实事求是地说，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包括其他有些银行的内部管理制度方面，在数量上、制度所涉及的范围上，内容、质量和精细的程度上，前些年远不能和最近几年相比。这说明近几年银行的管理水平在明显提高。在这方面，银行自身、监管部门宣传得不够，媒体也报道得不多，所以大家不太了解。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与国际一流银行相比，我们应当承认还存在相当的差距。

　　新闻背后的信息

记者：最近我们注意到有关银行业的一系列的新闻：譬如央行收紧房贷、银监会准备着手调查上市公司担保圈，以及审计署披露的建行、农发行违规，您认为从总体上是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夏斌：我要回答的是，三个政府部门分别在传达三种不同的信息，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央行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预测，根据今年上半年货币和信贷增长的态势，进行正常的调控。

我不同意你简单用“收紧房贷”这个词。央行对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房产市场仍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只是对不合理的房地产贷款发出一种不鼓励的信息。这也是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中的一部分内容。

审计署披露的建行、农发行违规现象，以前没有披露，现在作了披露，有利于提高社会的透明度，促进全社会包括舆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对公共权力使用的监管和制约，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尽管这次披露的有些违规现象是过去发生的。

银监会如果在调查银行对上市公司的担保圈，这也很正常。如果是互为担保，多重担保，是不是违规，有没有风险，自然要调查清楚，做到心中有数。上述三个部门传达的是三种信息，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三个部门都在严格依法行政，尽责工作。

　　1.7万亿元不良贷款发生在何时

记者：从朱小华、王雪冰到刘金宝，给人的感觉是银行界高层不时落马。从一些深层次原因上，比如对银行高管的激励与约束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夏斌：金融界一些高层人物的落马和金融界其他一些人物包括底层人物的落马，和其他领域的一些有权人士的落马，可能有一些原因差别，但大体上差不多。有激励与约束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掌权人自身的原因，包括人生价值取向、自律、自省的因素。

记者：有一个数据，四大国有银行在1999年不良贷款是2万亿元，当年剥离了1.4万亿元。而到2002年，3年却又新增1.7万亿元的不良贷款，您如何看待不良贷款激增这种现象？

夏斌：我前面已说过，这两年不良贷款不是激增，而是出现了“双降”的好迹象。至于社会上包括媒体有的在说，当年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贷款，怎么又增加了1.7万亿元不良贷款？这主要与我们过去信息不够透明和相关统计工作有关。

1999年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有具体的剥离政策，列入剥离范围的不良贷款并不是当时全部的不良贷款。当然，在1999、2000年前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些新增的不良贷款，其中包括加快各分支行行长工作岗位交流后新统计出的不良贷款。但我认为，1.7万亿元的不良贷款中大量的不是近两年新发生的，而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之前已经发生的。

　　化解不良资产风险是第一要务

记者：您认为银行业如何才能走出这种呆坏账的怪圈？刘明康出任银监会主席后，提出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今年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降下来，要做到这一点，你认为银监会会面临哪些问题与挑战？

夏斌：从银行工作思路讲，一方面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和内控水平，多赚利润，冲销呆坏账，另一方面防止新发放贷款中产生新的不良贷款，但是要真正落实，可不是简单的事。因为具体工作的操作是通过成千上万个分支机构，靠几十万人去执行操作，要有一套好的信贷审批程序和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迫使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银行工作人员必须一丝不苟去执行好的制度。

至于对银监会工作的挑战，有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和完善银行自身内控机制的一系列工作要做。通过银监会的努力工作，这一系列事情肯定会逐步见好。

但我始终坚持我2001年有关文章中的观点：不良资产是中国金融业的主要问题。当前我国银行业的第一要务是化解不良资产风险。因为根据我国政府入世承诺，2006年，外资银行可以大量入境，与我国银行展开全面竞争。在业务范围、网点设置与地域上的歧视性限制将全部取消，各银行的信息披露要求更严格。

离2006年还有两年多时间，到时候，我们的银行能否抗住激烈竞争，能否防止存款大搬家现象的发生，关键要看能否消化大量的不良资产存量风险（不仅仅是不良贷款）。

要在两年多内消化巨额的存量风险，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改革方案，光靠银监会是很困难的，需要和财政部、人民银行协调。

在离入世承诺所剩不多的时间内，能否消化掉四大行大量不良资产存量风险，是对银监会工作最大的挑战。否则，监管工作抓得再好，仍达不到在“狼”已进来的前提下，我们的四大银行是高质量的、是经得起激烈竞争考验的改革目标。

在这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单项的不良贷款率指标降下来了，非信贷资产中的坏资产较多，对银行该核销未核销的坏账，其准备金拨备又根本不足，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很低，银行的风险仍然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人还未充分估计到。有人甚至还反问，资本充足率低一点怕什么，银行不仍在好好运转么？我的简单回答是，绝不能拿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赌注。

记者：据您估计，其他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情况如何？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当年粤国投和海南发展银行之类的事件？

夏斌：从总体上说，目前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比四大国有银行好一些，特别是有些上市银行资产质量还是不错的。目前银监会在抓紧对四大银行监管的同时，也在严格监管股份制商业银行，提出了一系列的监管要求，并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底数情况摸得较清楚。就此情况看，只要继续对个别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采取得力措施，不应该出现粤国投和海南发展银行之类的事件。

但是，从市场经济的观点看，谁也不能保证我国今后不再出现粤国投和海南发展银行之类的事件。市场退出和市场准入同是市场经济的现象。没有市场退出的经济恐怕不是市场经济。

记者：最近审计署又查出建行和农发行违规，以及其他一些银行问题，您对这一现象如何分析？

夏斌：我手中没有各行出事的完整统计数据。但是从总体上看，哪家银行案件较多，违规的事较多，不能以媒体新闻报道的数量来定。正如你说的，前一阶段暴露了一些中行的事，最近又披露了建行和农发行的违规行为。我想，每家银行都有发生立案、违规事件，只是多少不同的问题。

从总体上说，由于近几年监管的力度逐步加强，银行自身内控机制的逐步完善，已立案、违规的数量正处于下降的趋势。现在暴露的问题，不排除有的正是由于加强监管和内控工作后发现的问题，是过去产生的问题。

　　银监会与央行应抓紧完成分拆

记者：今年银行业一个突出变化是成立银监会。而且自银监会成立后，我们也注意到它的一系列动作。您认为，央行和银监会的双重架构，对于加强监管，改善资产质量，会不会比只有央行一家时要大有进步？

夏斌：对此，我愿意重复今年1月银监会未成立之前我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的观点：一、首先要看到大量不良贷款的形成，是历史积累的，是由多方面原因形成的，绝不是简单的监管体制的问题。二、当前银行监管的问题，首要问题绝对不是监管体制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由人来改善制度和执行制度的问题。三、成立银监会，利的方面，可以集中人力，扩充人力，使监管人员职业化，集中精力抓监管。会暴露一些过去不被人注意的矛盾，更有利于加快解决原来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弊的方面，原央行监管的对象有八种类型、近4万个机构，各机构情况不一，非常复杂，而化解风险的工作又在艰难的过程中，马上分拆必然加大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弄得不好会降低监管效率。而这效率恐怕是没人去计算的。

从现在看，应该说自成立后，银监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但不能不看到，从议论成立银监会开始到现在，已过去一年多时间，目前各省、地、县银监会队伍尚未完全就绪，许多分家工作还须一点一点去做，不能完全集中精力抓监管，有些监管工作该做未做被耽误了也是事实。因此，当前重要的是，既然已分拆，就应该抓紧时间完成分拆工作，这过程不能太长，越长越耽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