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业具有年轻、积极、决策迅速的特点，但加入全球经济竞争光有强壮的体力不行。日本企业的国际化视野和协作精神，尤其是那种特有的危机意识值得借鉴

　　《环球企业家》记者赵嘉鲁娜

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在逐步融入全球经济竞争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日本的诸如索尼、三洋、松下等企业，成为中国企业的顶礼膜拜的偶像。而现在，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情况已有所变化。

中国的制造业能赶超日本吗？也许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该如何 师其所长，更有效地解决“成长的烦恼”。本着这个出发点，记者采访了东芝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平田信正和三洋电机株式会社中国董事长高野彰允。

　　日本制造眼中的“中国威胁论”

记者：两位身为日本企业在华的代表，你们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这种说法？

平田信正：30年前世界经济界有过“日本威胁论”的说法———日本企业曾经扮演过同样的角色。我认为，如果说一个国家存在威胁，不是从战争、军事力量的角度来说，而是从经济角度来评价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是很荣耀的事情。

中国在政策方面的改革、制度上的进步，还有大量优秀的人才，促成了这么好的发展局面。但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如果只感到害怕是非常软弱的表现。对东芝来讲，一方面对加入“全球经济奥运会”比赛的新成员应该呈欢迎态度，要从根本上认同对方；另一方面，要思考这种情况下该在哪些方面强化和完善自己。当然，加入这种运动会光有强壮的体力不行，因为是一场比赛，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个也很重要。

高野彰允：中国人最近比较批判这个威胁论。但这里面有个小误会，在日本，威胁的含义更像是说：如果日本还像老样子往前走的话，就不行了。比如，1980年代三洋生产的家用电器如收音机等产品在世界上是最多，人们对三洋品牌非常熟悉，进入中国有质量优势和价格优势，现在的市场需求量已经非常少了，竞争更为激烈，继续那么做的话不会有更大的发展。

目前日本企业的真实处境是：如果把日本产品大量放到中国来，日本国内市场就会受到影响；相反，如果所有的生产技术都在日本本土内部消化掉，不引进到中国，不但会受到国际舆论的批判，而且因为现在世界已经融合为一个市场，这样做，日本企业将无法在这个世界竞争下去。

所谓的威胁论，就是说这种情况很可怕。像三洋这种跨国企业，不是简单说中国有多可怕，而是做了很多实际行动。大型的机器、生产设备搬到中国来，来使业务内容进行变化；而且也不是单纯把中国当作生产基地，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我们也希望在中国进行国内销售。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态势，日本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会作出什么样的战略调整来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

高野彰允：我认为日本企业不是输给中国的企业，而是日本企业自己。拿三洋来说，数码相机计划在广州的东莞生产300万台，这么大的产量我们又希望很多人来买的话，必须拿到中国来，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还是很便宜，同时技术含量高的技术也不得不拿到中国来，日本同样一个工人的工资大约是中国工人的10倍以上，很多日本企业都选择到中国来，展开合资、合作，进行生产，因此竞争在日本企业之间激烈展开。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制造业非常有竞争力，尤其在生产方面，但主要是对于一般家用电器而言，而对于高科技的东西，还缺乏一些技术，总体来说，中国制造业在开发一个新产品方面的能力还比较弱。相对于中国的制造业现状来说，比如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日本企业可能是跟不上了，因此我们的做法是把高附加值的技术加入到生产中，把业务重点转移到这方面，开发那些技术含量更高、利润更大的产品——如果说“中国威胁论”对日本制造业有触动的话，可能最大的转变在于生产内容方面。三洋已经转向中央空调、商务冰箱、半导体、电池等非家用电器方面，事实上三洋在中国的规模比最初大了很多倍，这部分产品已占到在中国生产份额的70％。三洋的这些决策很快会落实到行动上，我们把大型机器、生产设备搬到中国，来使业务内容进行变化；同时我们希望在中国国内进行更多的销售，与海尔的合作代表了这方面的努力。

平田信正：总体来看，中国制造业具有年轻、积极、决策迅速的特点，但加入全球经济竞争只有强壮的体力不行，因为是一场比赛，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个也很重要。今后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积累经验。

东芝在战略调整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长期的，我们会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人才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新生代年轻人有非常上进的心态要向世界看齐。从中长期来看，制造、研发、销售技能的培训、经营本地化的问题非常必要。中国现在有一些购买能力很强、也希望买到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的人，而且这部分人为数还不少，如何能最快捷地应对客户这些消费需求上的变化？我们会在中国进行开发、在中国制造世界级的产品，东芝必须要有这方面的素质。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向一个更完备的方向发展，中国政府会不断出台新的政策，对在中国经营的企业来讲，我们要在第一时间领会这些新的政策，并在这些原则指导之下，使在中国的39家企业迅速适应新的趋势。目前，东芝在中国建立了研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物流、服务等完备的体制，以便在中国市场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调整应对新形势

记者：日本制造业的独特优势在于哪些方面？哪些成功之道是中国企业需要学习的？

平田信正：很多日本企业都是从制造业起家的，而欧美的跨国企业有显著不同，它们是从金融资本开始，还包括传媒业、信息业。如果你注意一下《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会发现上榜的日企当中，排在前面的企业几乎都从事制造业。而日本企业从来都是用产品和世界打交道。就日本国内市场而言，对产品的质量、服务乃至企业信誉度方面的要求可能是在整个世界中是最苛刻的。日本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以前，已经在国内市场发展了90年，因此可以说日企经过了严格考验，已经很成熟了，有了很好的耐力和体力。同时，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或进行经营的过程中，把日本的企业文化拿到当地，与当地文化更好地融合。比如我担任东芝国际美国公司西海岸地区事务负责人的时候，总体感觉我们是作为一个美国公司在进行生产活动。这其中，企业固有的经营哲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时刻考虑世界、考虑客户要求。东芝是一个在日本起家的公司，但我们希望东芝是一个国际性企业，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

高野彰允：日本企业有很好的技术，这是日本制造业的独到优势，现在每一家日本企业都在考虑把最新的东西引进来，而不只是三洋如此。

另外，拿三洋来讲，组织结构是这样：技术开发本部下属不同企业集团，接下来是事业部、技术部、开发设计部，企业集团之间有紧密的关系，互相协作，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力量——这对整个日本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强大因素，比如其他企业得知三洋要制造批量数码相机，很多公司都会提供给你含有最新技术的零部件，不仅仅是三洋会得到这些，所有日本企业都一样，只有跟拥有最新技术的公司进行很好的合作，整个日本企业才会得到更大的成长。除了这类大型企业，很多为大企业提供零部件的中小型企业之间也需保持这种整体性，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中国企业如果想变得非常强的话，也需要在协同合作方面进行努力。这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做到的。我认为这是日本企业强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这是其他很多国家难以做到的。

记者：从日本制造业型企业的跨国发展过程来看，有什么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平田信正：首先要承认现在的竞争是世界水平的竞争，对手很多，不同的市场、客户有不同的需要，要去理解他们的需要和当地的文化历史；经济形势的变化也要时刻关注，比如金融方面的变化，外汇市场汇率的变动，极端的例子还会涉及到战争；经济全球化之后，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很多东西不再很容易进行预测，需要在庞大信息量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作合理决策。我觉得信息系统的程度越高越精，对于要作判断的人，他的头脑和企业经营哲学的要求就更突出。每天我都要告诫自己：“明天就会有人赶上我们。”作为跨国企业来讲，每天都要努力，而且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周围各个方面的信息都要全方位的掌握。

高野彰允：没有独特的世界级技术，会导致失败。日本企业大约25年前开始进军海外市场，因为当时家电市场成长迅速，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购买东西的人多而制造的人少，而现在世界家用制造业更趋向卖方市场。作为三洋来说，是日企家电的一个知名品牌，但有过一个失败经历，20年前在我们在非洲有4个工厂，在南美当时有3个工厂，竞争激烈后，到现在一大半的工厂都被迫倒闭，中国等国家也会有便宜的产品进军美国、非洲，所以我想强调一点，一个企业必须有自己独有的东西，才有竞争力，特别是如果考虑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

记者：三洋在日本被看成制造业的诺亚方舟，对于未来，你们究竟是如何决策的？

高野彰允：很多日本企业的业务结构都会选择从制造业转向相关的金融、物流业。对于公司整体事业发展，三洋的井植敏会长有一个说法，认为一个企业并不是说刚开始是制造业，就永远是制造业，要想做得更强必须介入其他领域，主动进行战略调整，始终保持创新；此后的十年到二十年中，三洋的目标是，制造业方面的利润占总体的60％，物流、营业方面的是20％，作为客户服务方面的占20％，包括与此相关的金融业务在内。这是作为制造业企业的三洋新的经营模式，我们叫做三洋6∶2∶2法则。

记得五六年前井植会长就这样说过。19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泡沫经济一下子破灭，那是个日本企业失去目标的时代，当时金融也非常不稳定，很多公司向海外投资，基本所有日本企业都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如何能够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下来，我想井植会长可能在十几年前的那个时候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五六年前正式提出。

　　“人民币升值论”压力下的前车之鉴

记者：国外很多人都在呼吁人民币要重新估值。因为汇率的变动对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有很大影响，那么从东芝的经验出发，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平田信正：日元汇率的变化对日本企业、经济的影响在日本企业的跨国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作为东芝中国的总代表，我的看法是不希望看到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最初来自亚洲和日本的一些企业，现在，欧美企业也提出这一要求。无论是中日贸易还是中美贸易，中国都维持着顺差，只要WTO起作用，各个不同地区不会因为经济问题陷入敌对状态，因为经济全球化不可能只顾自己发展不管他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大影响，我还是希望保持安定。如果出现变化的话，也应该是渐变。

1968年我刚进东芝的时候1美元能换360日元，东芝当时的做法是把好的产品出口；1971年，尼克松总统提出来1美元兑换200日元，一瞬间日元汇率就上升了40％，对于升值的这部分，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内部成本降低到原来的一半才能维持1960年代末的出口优势。

日元大幅上升之后，出现了一种想法：既然有这么大的货币优势，可以作为资本投入到其他地方，包括海外投资，这一行动始于1985年左右，1980年代中期；还有一段时期1美元能兑换60日元，竟然升值了70％———日元成为强势货币，从汇率变动的方面讲，某种意义上也让我们不得不走向国际化，日本企业经过这25年的变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经验是会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有一些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