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脱下SARS“羊皮”的时候

　　经济月评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　高辉清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人大概都还忽视了以下两个重要点：当前的人民币供求失衡很大程度上是在人为扩大供给、抑制需求制度下的失衡；当前的人民币实际上还存在着贬值的内在压力，银行不断增长的呆坏账，财政不断积累的风险，实际上将来都可能成为人民币贬值的重要诱因

　　“短腿”现象与SARS伤害密切关联

4月GDP增长了8.9％，5月份工业增长了13.7％，均是多年来少有的好水平。当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摆在眼前的时候，许多人理性的光芒被遮住了：“不是说SARS是匹凶狠 的狼吗？为什么怎样看都像只羊？”

本人作为天则研究所宏观季度分析报告的主要撰稿人，曾经将报告中对二季度的预测下调为6.5％，从而也一度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嘲笑”，连自己也开始怀疑此数字是否太低。

但狼始终是狼，不会变成羊。虽然有时它看起来像只羊，那只是因为披了件羊皮袄。一旦羊皮被脱下，其本来面目也就暴露无遗了。6月份的数据全部出来之后，许多人都感到了SARS对中国经济的伤害！

关于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上期月评中，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察觉，并用了一个木桶理论来加以阐述。在当时经济界一派乐观声中，这已算是比较清醒和深刻的认识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就发现由于5月份没有全面的统计数据（比如，三产和GDP等，国家统计局一般只公布季度数据）进行支持，对SARS的负面影响依然没有完全弄清。

温家宝总理日前在香港发表讲话指出，SARS的冲击也使我们看到，一个国家跟一个人一样，应该是协调发展的。过去我们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社会保障发展不协调，我把它形容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肯定站不住、站不稳，一个国家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也站不住、站不稳，所以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

总理一席话非常精确地指出了SARS的危害性，它不只是使得经济系统这个大木桶中的某一块木板变短了，而是使得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腿变短了。我们看到，在一、二、三产中，过去由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的经济发展格局被打破。二季度，一产只增长了2.3％，三产则陷入停滞，微增0.8％。剩下二产唱着独角戏。而在三大需求中，外贸顺差减少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了，也只剩下固定资产成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按照几何学中“三点决定一平面”的原理，一张桌子必须有三个支点才能保持平稳，而经济增长不论是从生产法看，还是从支出法看，也都需要三个点作支撑才能平稳进行下去。而现在，不论从上述哪个方向看，GDP的增长都是建立在金鸡独立的基础上，其架构出现倾斜也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两个背离现象：一是GDP与工业增长相背离。在过去的20年间，由于工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的绝对主导地位，工业与GDP增长的加速度基本是同向变化。工业加速增长，GDP也就加速增长。反之亦然。但今年二季度，这一经验失灵了。工业增长达到了近9年来同期最高点，而GDP则为近12年来同期最低点。二是投资和消费增长相背离。投资与消费作为国内总需求的两个组成部分，其增长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像GDP与工业那样高度地正相关，但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逆向而动的情况。然而，今年二季度，投资增速达到了9年来最高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却跌至3年来最低点。

前一个背离是SARS曾经被误以为一只羊的主要原因，因为此前不少人认为，工业好，整个经济就会好。关于这一背离形成的机理，一个粗略的解释是，SARS严重影响了服务业与消费，所以，它影响了GDP。与此同时，它对投资和出口暂时没有显著影响，而消费对工业的影响还有个滞后期，所以，它还没有影响到工业增长。

后一个背离相对前一个背离来说，其程度上还不是特别明显，但解释起来也不太容易。本人在最近一次京城经济学家们云集的研讨会上，曾提出此问题，供大家讨论，得到两个参考答案：一是由于政府主导型投资，投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居民收入的相应增长，所以也就不能带来消费的相应增长。另外，由于土地批租制度不太合理，其收入由现任政府使用，而其风险要到七八年以后才会出现，与现任政府班子已经无关了。这种零风险的套利行为，使得许多地方政府应声而动，无形中也推动了投资加速增长。二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投资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政府和富人们的努力，而消费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穷人们的收入。正是由于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差距在加大，才导致了投资与消费的背离。应当说，上述两种答案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还不充分，同时它们如果用来对长期性的有关趋势进行解释，可能更适合些。就二季度而言，SARS对投资与消费的不同影响无疑对这种背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单轮驱动的经济和主要指标背离的经济，其增长都是难以持久的。更何况，现在我们两种类型的问题同时并存，许多人因此而对中国经济的后势，平添了几分忧愁。

我们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后势，不盲目乐观显然是对的，但也不可盲目悲观，乱了自己的阵脚。很显然，二季度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短腿”现象和指标背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SARS的伤害有密切关联，而且一些失衡的现象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成分，实质风险并不如其表面那样严峻。限于篇幅，对此不作展开分析。

现在，狼走了，伤口也该逐步愈合了。我们相信，中国的经济依然将以健康、稳健的步伐迈入下一个快速增长年。

　　中国不该为美元下跌埋单

当前，国际金融界有两个热点问题：一是美元贬值，二是人民币升值。而且从趋势看，人民币升值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成为第一热点问题。

实际上，自1994年初中国实行有管理的、单一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已经有很大幅度的升值。至2002年8月末，人民币兑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实际升幅高达17.0％和65.3％。另据IMF测算，至2002年9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幅高达21.5％。

既然人民币升值早已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为什么到今天才成为一个焦点话题呢？这里面实际上与当前的国际经济背景有关联。一是各国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已经调整了3年的时间。而今年以来，由于美元的大幅贬值使得许多国家经济雪上加霜。这就像一个家庭本来家境就不好，现在家中又有人生病，心情之恶劣自然可想而知。烦躁之下，找个借口，和邻居吵上一架，甚至干一架，有时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发泄渠道。正因为如此，贸易战、汇率战和无端指责别国的现象，就开始大量地出现了。二是当一个政府感到自己无能时，它往往就会去找一个由头来转移国民的视线，东西方国家皆如此。所谓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本来就招人忌恨，过去，只是由于美国经济辉煌在前面起了挡箭牌作用，这种压力还体现不出来。现在，美国经济下去了，且迟迟不见回升，中国无形中就被推到了前台。自然而然，按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的话说，那就是“中国成了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

当然，不管是什么原因，人民币升值问题现在确实成了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也就必须给出回答：升，还是不升？

然而，迄今为止，即使在国际社会也没有就此问题达成共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在某位有分量的人物出面表态赞成的同时，往往就伴有一位利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甚至就是他的同事）也出面，来表示反对。比如，美联储现任主席格林斯潘最近暗示中国应当放宽人民币浮动范围，而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则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投机盛行，对中国而言，未来几年的最好做法就是继续实行盯住美元的政策。再比如，高盛亚太经济研究部门主管安德逊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将允许人民币升值。”并估计未来12至18个月内，人民币交易区间将由目前的0.2％，扩大至1％。但同样来自高盛的一名分析员则直截了当地说：“日本指责中国低汇率加剧了日本的通货紧缩，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的金融政策失误寻找借口。”

归纳国内外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大体有三个：一是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了，货币就应当升值；二是有关研究表明，人民币名义汇率低于理论上均衡汇率水平；三是从日本的经验看，日本从日元5年升值过程中所得到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后来10多年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坏处。

但这些理由实际上都难以成立，第一，如果不同实力的经济体就应当有不同估价的货币，那还成立欧元干什么？那么，在中国的东部与西部是否也应该发行不同种类的货币呢？那么，美国和英国在它们经济最强盛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刻意维持固定汇率呢？第二，汇率问题从来就不是个纯粹的经济问题，真正的“均衡汇率水平”谁也不知道在哪里，它更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理论问题，否则你就无法解释1980年代中期，为什么日元能在短短时期内翻几番。第三，我不清楚，日本从日元升值到底得过多少好处，以至于能远远大于经济长期衰退所带来的坏处！我只清楚，如果让中国也像日本这样不断地让制造业外移，就业机会大量地减少，所带来社会动荡不安的坏处恐怕不是任何好处所能弥补的。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人大概都还忽视了以下两个重要点：当前的人民币供求失衡很大程度上是在人为扩大供给、抑制需求制度下的失衡；当前的人民币实际上还存在着贬值的内在压力，银行不断增长的呆坏账，财政不断积累的风险，实际上将来都可能成为人民币贬值的重要诱因。

即使不考虑以上因素，国际社会一些人寄希望于中国为可能爆发的汇率危机埋单的想法也是错误的。很显然，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有希望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华尔街日报》曾撰文称，中国是继英、日、美之后的世界经济的第四个发动机。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日前提交的2003版贸易白皮书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是左右亚洲盛衰的关键。

在这种情况下，让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使得这部发动机功能减弱：（1）将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严重地依赖于制造业的发展，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的伤害必将直接表现为GDP增速的减慢。当年，日本已经具有了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尚且因为日元升值而陷入长期的低迷。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即使与病了十多年的日本相比依然远远不如，所以，在这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当，将来对经济发展的伤害必将大于当年的日本。（2）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就业机会一旦减少，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城镇中的困难群体，由于社保体系至今还没有完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因此将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劣势将更加明显，从而给“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增加难度。（3）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出现快速变化，汇率市场走势震荡幅度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让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增加金融部门的监管难度，而且会对国内外金融与经济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使得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再添新的变数。（4）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再次降临。人民币的升值将使得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下降，可能让刚有小幅回升的物价水平重新回落。一旦中国经济受损，对世界没有好处，而对已经进入中国的各国企业家来说带来的损失则必然明显。

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应该让中国来为美元下跌埋单；否则，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共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