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Ｇ应用决策中的几个焦点问题

　　马骏

　　几个焦点问题

　　对市场前景的看法不同

　　乐观者认为，数据业务和多媒体业务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3Ｇ的应用将提高人的工作学习效率和生活质量。最近短信和彩信的爆炸性增长就是一个例子。另外，3Ｇ也是开发中国巨大的潜在语音市场的合适技术；悲观者认为，3Ｇ业务的发展可能受制于成本、商业模式、内容、需求等多种因素，制造商过于乐观。世界上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大规模商业运营的例子。客观地看，3Ｇ的潜在市场是巨大的，但是市场的开发确实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制造商之间存在利益矛盾

　　制造商在技术标准和应用时机选择上存在不同的利益。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内资制造商在3Ｇ系统的研发和制造上投入了巨资且进展较快，已经具备了提供全套设备的能力。尽早启动国内3Ｇ应用对该类公司有利，它不仅可以缓解资金压力，还有望赶上国际市场的3Ｇ应用浪潮。许多外资国内公司也希望尽早启动国内3Ｇ应用，以缓解不景气的全球电信市场带来的压力。尽早启动3Ｇ可能会对ＴＤ－ＳＣＤＭＡ阵营不利。该阵营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并得到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但是由于该阵营整体实力较弱，进展相对滞后。现在启动3Ｇ应用，会使该阵营失去部分市场机会，还可能会动摇该阵营的投资信心。如果该阵营进展缓慢，应用时机决策可能会成为一个两难选择。

　　运营商之间存在利益矛盾

　　移动业务具有潜在竞争特性，应该引入更多的运营商，这已经成为有关各方的共识。3Ｇ的应用决策将会同时解决市场进入和市场结构问题。因此3Ｇ应用时机对在位运营商和潜在运营商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利益。移动业务是国内电信业务中最有利可图的市场。潜在运营商，主要是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由于主要经营传统业务，收入增长几乎停滞不前，而且背负普遍服务的沉重包袱，希望尽早获得3Ｇ牌照，以进入移动市场。潜在运营商的进入必然会冲击在位运营商的市场地位。

　　对采用何种标准看法不同

　　标准之争实质上是利益之争。三大阵营的制造商都希望采用己方的标准。有些制造商同时投资多个标准，但也有所侧重。标准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国内的标准ＴＤ－ＳＣＤＭＡ。有人认为ＴＤ－ＳＣＤＭＡ是国内标准，政府应指定国内运营商或部分运营商以它为主建立网络；也有人认为ＴＤ－ＳＣＤＭＡ技术应定位于细分市场，补充ＷＣＤＭＡ网络的不足，因为运营商选择它会承担较高的风险，作为三大标准中唯一的时分技术，它具有独特的功能，可以利用另外两种标准无法利用的时分频率资源。

　　知识产权谈判影响应用进程

　　知识产权问题错综复杂。三大标准所涉及的专利往往被众多的制造商交叉持有，其中的基本专利一般被少数制造商交叉持有。一套完整的3Ｇ标准实现方案涉及到上千项专利，其中基本专利达到数百项（基本专利指未经所有人授权制造商只要采用相关标准必然会造成侵权的专利）。国内制造企业自有知识产权较少，即使在中国所提出的ＴＤ－ＳＣＤＭＡ标准的实现体系中（指包含无线接口在内的完整实现体系），绝大部分基本专利也归国外公司拥有。国内制造商必须在3Ｇ应用启动之前与专利拥有者逐一进行谈判。

　　政府在3Ｇ应用决策中的职能

　　中国政府在3Ｇ应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职能：

　　电信规制的职能。电信规制者的目标是维护市场竞争，保护公众利益。具体职能包括无线频率资源和号码资源的管理分配、经营许可管理、电信资费管理、竞争行为管理等。该职能由信息产业部行使。

　　产业促进的职能。新一代移动技术的应用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政府有关部门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国内电信制造业、电信运营业、内容服务业提高竞争力。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是主要的职能部门。

　　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中国政府是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的独资股东或绝对控股股东，政府作为股东要参与运营企业的投资决策。目前国有资产的管理职能由多个部门行使，不久会集中到新设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信息产业部作为信息产业主管部门不参与国有资产的管理。

　　建立合理的决策机制

　　3Ｇ的应用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增加了政府决策的难度。相关政府部门应合理发挥作用，促进产业的发展。

　　正确划分政府与企业的职能

　　在3Ｇ的应用决策上，政府部门应明确自身的职能是为3Ｇ的应用创造条件，而不是直接替企业决策。例如，在3Ｇ的应用时机和技术选择上，运营企业应该是直接决定者，因为它具有合理决策所需要的内外部信息和机制条件。政府部门既不具备经营性决策的能力，又不真正承担经营性决策责任。当然，政府部门可以根据公共政策的需要，制定必要的政策和进行协调，以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或社会目标。

　　规制部门应积极发挥作用

　　规制部门的合理规制是移动3Ｇ应用的前提。首先，规制部门要合理分配和管理频率资源。信息产业部已经公布了中国3Ｇ业务的频谱范围。第二，颁发移动牌照。规制部门的目标是促进移动通信业形成合理竞争的局面，至于市场和技术是否成熟以及合适的应用时机应该由企业作最终决策。第三，制定技术标准并通过试验进行检验。技术标准是保证市场竞争和维护网络安全的基本手段。目前，信息产业部正在组织开展3Ｇ的技术测试。第四，规范竞争行为。设备互联是电信网络的重要特性，设备制造商都有开放接口的义务。知识产权应该受到保护，但是要防止过度保护带来市场垄断，使“公众利益”受损。

　　产业促进部门应采用市场化的产业政策工具

　　政府产业促进部门应该在运营部门和制造部门间发挥协调作用。目标之一是为国内运营商提供更多的选择，特别是通过发展国内制造业，利用国内的制造优势，为运营商提供廉价的设备和服务，降低投资风险。目标之二是为国内制造商创造发展空间。当国内制造业与运营业发展不协调时，采取适当方式为国内制造业创造机会。

　　政府产业部门应该尽量采取市场化的手段，减少政策工具的负面作用。在推动3Ｇ制造业发展方面，政府已经对国内制造商给予了资金、技术、信息和频率等多方面的支持，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国内制造业提高竞争力并实施鼓励性的应用政策，使其成为运营企业主动的选择。但是政府产业部门应尽量避免直接干预运营企业对3Ｇ的产品和技术的选择。政府对运营商的直接干预可能会对运营商和制造商同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政府对运营商的直接干预会提高运营商的投资成本，降低制造商的竞争压力，形成低效率的利益集团。

　　政府产业部门还可以利用产业协调能力帮助国内制造商完成知识产权谈判。由于发展环境的变化，在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中知识产权成为国内制造企业无法回避的问题。国内制造商在知识产权谈判上居于不利的地位，政府的协调有助于加快谈判的进程。

　　运营企业应积极发挥决策作用

　　运营企业如何选择3Ｇ的技术、标准和应用时机，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外部因素，包括技术和标准的成熟度、市场前景、企业战略、企业的能力、谈判进展状况等等。只有企业自身才具备这些必要的决策信息，因此企业必须主动发挥决策作用。国有或国有控股运营企业不能坐等政府的政策。另外，规制部门应该给予运营企业较大的灵活性，如允许运营企业在申请牌照后灵活安排覆盖范围和进度，以控制投资风险。

　　国有或国有控股运营企业在决策时受到多方面的约束。首先，基础运营商基本是上市公司，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都会对决策者形成强大的监督。第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发挥出资人的作用，对运营企业进行必要的监督。

　　以公众利益至上的原则处理政府职能冲突

　　由于政府同时行使多项职能，同一部门内或不同部门间可能会存在职能冲突。在3Ｇ应用中的一项重要矛盾是，移动牌照的增加必然会冲击在位运营商的垄断地位，降低其垄断利润，并可能导致其股价下跌。政府是该保护“国有资产”还是该保护公众利益是一项困难的选择。我们认为，公众利益应优先，但并不是否定运营商的利益，如果运营商的合理利益得不到保障，公众的长期利益必将受损。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