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琨代表作之一：尴尬的“富人民主”实践

　　尴尬的“富人民主”实践

　　2月19日下午，在村民们狐疑但是并非敌意的目光中，记者走入浙江省义乌市城西镇上杨村。相对于大多数中国农民显得见多识广的上杨村村民似乎希望从记者的到来中嗅出些什么。

　　2002年年初，该村村民杨保伟在上杨村村委会选举过程中，敲锣打鼓在村中贴出10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三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村老年协会开支。杨保伟因此在选举中战胜了原村委会主任，走上了这个浙南小村的政治舞台。

　　主流的官方媒体以极大的热情把杨保伟和上杨村推到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富人民主”成为媒体与学者为此事贴上的标签，并认为这是“乡村新富阶层渴望参与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显然这一天村子里只有记者这样好奇的造访者，这个也许会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占据一页的村子显得很安静。村子里最重要的工业就是制笔业，除了偶尔有一两家人家围着些人打牌，各家的手工作坊里来自江西、湖南的工人们正围着注塑机工作着，本村的老人们则在屋口边聊着天边做着制笔的装配活。

　　但是上杨村的党支部书记杨文正是个例外，他和他的村支部在这个村子的深处，极不显眼，唯一的符号就刷在路边斑驳的墙上的标语——“党支部书记是计划生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当记者打听到他的住处——一座并不显眼的小楼——走上前去时，正在二楼的杨文正探了探头，立刻把窗户关上。记者在楼下叫了几声，杨文正伸出头来说：“你们不是打过电话联系吗？那就直接找村长吧。”

　　楼上的窗子又关上了。他的话让来上杨村之前并未与任何人进行过联系的记者十分好奇，但是现在只有杨文正家的狗还对记者有兴趣，围着陌生人的腿脚转来转去。

　　村务公开的幻想

　　村民的指点让记者找到了杨保伟家建于1990年的三层小楼，可以肯定的是这幢楼不是上杨村最好的，屋里堆满的是杨保伟家的制笔厂生产出的配件。楼旁的一间小屋里是杨保伟的这个手工作坊规模的工厂里最主要的固定资产，一台注塑机，一个来自湖南的工人正在操作机器。他和他的另一个同伴轮班工作，以便机器24小时一刻不停。住宿由杨保伟提供，饭费自理，工钱是每小时2元5角钱。他似乎并不知晓自己的东家是个人物，并且对自己的这份工作还算满意。

　　杨保伟的岳父一人在家，他是邻村人，口音很重，说到自己的女婿脸上带着笑，听到记者讲起在杨文正家门口的经历，老人笑得甚至有点自得：“他们有矛盾，他心虚了。”

　　心虚的“他”自然指的不是那个让他得意的女婿，杨保伟正在外面为自己的厂子忙碌，岳父在电话里告诉他有记者来，杨保伟毫不犹豫的答应立刻赶回。杨对记者的友好态度虽然给记者带来了很大便利，但是他对媒体的亲近已经让他的上级领导很不舒服，说他总是喜欢利用媒体，抛头露面出风头。

　　杨保伟出现在记者面前是在岳父电话后的一个小时，他的确像媒体形容的那样有着不同于庄稼人的“白皙皮肤”，并且是记者在上杨村里见到的唯一一个穿西服的人。

　　“过去讲的都是些理论，需要实践，我这一年的实践出来了。”

　　“很尴尬。”

　　“我花这十万块钱，表明中国农村先富起来的人开始有意识的要求民主，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从这个象征意义来说是好的。但是从我们村里的情况来讲，这十万块钱花得一文不值。”

　　杨保伟是个务实的人，他的谈话在具体事务之外显得很平静，不紧不慢，但是他的这几句话也让那些对杨保伟和上杨村抱有憧憬，或是对自己意识中的杨保伟和上杨村有所期待的人们很尴尬。人们希望这个符号是，而且应该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乡村能人公共意识复苏的滥觞，甚至是过去乡绅自治传统的回归。

　　但是杨保伟顾不上这些，他要打官司。这场官司的焦点是村里的砖瓦厂——义乌市上杨砖瓦厂。一说起它，杨保伟简直是牢骚满腹。他告诉记者，这个厂的厂房是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交给现砖瓦厂的法人代表溪干村村民龚旭江的。杨保伟毫不避讳的点出村支部书记杨文正在这件事情当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并且在他的言语不乏对城西镇某些领导的指责。他记得去年签订合同后，在三月份龚旭江们却告诉他这片土地是镇里的农田保护区，不能取土，为此杨保伟多方走动，但是现在这块地又自己走出了农田保护区。

　　杨保伟为记者指点迷津：“我们都是商人，从商人的角度来讲，去年的一块砖的价钱才1角8分左右，现在大不一样了，砖的价钱涨到了2角5分以上，所以就有利可图了。”

　　但是最让杨保伟愤怒的是砖瓦厂欠了村里7万多土地赔偿费一直没有结清。2002年12月30日，杨保伟去杭州为自己的弟弟操办婚事，杨文正一班人以村两委(村委会、党支部)的名义与龚旭江签订了关于砖瓦厂土地的补充协议。杨保伟向记者出示了这份协议的复印件，上面用横线画满了杨保伟和上扬村村民不满意的一些条款。其中包括:“。。。。。。取土面积的承包款,2003年交一半。”

　　“在2004年3月底前，乙方补交2002年的土地赔产费的一半。”“2004年后延长期的承包款不再增加。”

　　“乙方在2004年3月底后，用不到的土地可以平整后退还给村二委。”等等。

　　即使是对上杨村的情况很不了解的人，至少也能发现这份合同对于砖瓦厂的所有者龚旭江是多么实惠。村里一个穿着打扮明显受大城市所谓“韩流”影响的年轻人急急的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家的地并不在砖瓦厂征用的土地中，但是那些有地的人会“很惨”的。

　　除此以外，杨保伟还觉得自己的权力——村委会主任的权力和农户的利益一样受了侵害。虽然杨文正们提前告诉他要签合同，但是对杨保伟的反对意见漠然置之，并且拒绝了杨保伟要求等自己回来再作决定的要求。因为象征村委会权力的公章在村文书兼会计手里，而村里人都知道他是杨文正的人。所以这份合同上的公章是上杨村两委的，但是没有杨保伟的签名。

　　不仅仅是砖瓦厂，为了土地征用问题，杨保伟从当上一任村委会委员的时候起就与村党委一班人(复员军人杨文正当村支书已经有十多年了)以及镇里领导多次交涉，但没有一次得到解决。后来他满以为可以借村委会主任之职大刀阔斧地推进，但是却处处遇上了麻烦。

　　村里的财务状况他一直只能靠估算，因为财务资料村文书兼会计不同意出示给他，为此他们大吵一架，冲动的杨保伟还砸了村党支部，但是无济于事。杨保伟苦笑说他原计划去北京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作报告，还要参加在湖南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村官论坛，但是却不知道讲什么，搞不清楚村子里的收支到底如何，只是估计一年的承包款怎么也得有6、70万，但是实数是多少，到底能收回多少，他无能为力。

　　正如那个有关计划生育的标语上讲的那样，村里的很多事情他杨保伟都不是“第一责任人”。除了计划生育工作，还有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村里最困难的农户却得不到指标。

　　杨保伟作为村委会主任，一个月的工资总收入420元，按照他竞选时的承诺，2002年的误工补贴每月150元，共计1800元已经捐给了村里的老年协会。他希望村干部的工资构成都能一目了然，出勤、出差费用、误工补贴等等都能很公开的告知上杨村的村民们。但是这一点小事也遇到了阻力，杨文正他们抵制了这一要求，并在杨保伟没有签字的情况下把工资发了。

　　比如村里的自来水费情况，他自己一年光注塑机就要用2400吨水，而有的村干部家加上生活用水，两年才用了50吨，杨保伟说自己坚持要把这些情况公开，但是“他们”反对。

　　还有一些村里的事务，比如垃圾处理、自来水塔的工程，杨保伟都要求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但好像这些被学者们划为“农村公共事务”的事情，杨保伟都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拒绝“同流”者的孤独

　　杨保伟用冷笑注解了杨文正不愿意见记者的态度。“那是他心虚。”他说。

　　“我就是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不合污我不说，村民们心里都清楚得很。”

　　“我杨保伟一不贪二不拿。”他用这样不容置疑的语气回击自他上任以来关于“新富参政”的种种质疑。虽然像他这样的“参政”方式在义乌市并非绝无仅有，但是他自认自己这样的拒绝“同流”者可能并不多。

　　杨保伟的自信在村民那里部分地得到了印证。夜晚的上杨村老年协会里稀稀拉拉有一些村民看电视、聊天，听说有记者来，他们不远不近的聚集、不远不近的注视记者和交头接耳。一段时间考量后，有几个年轻的村民愿意与记者交流。他们都是暂时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制笔，整个上杨村有一百四十多家企业，其中制笔企业就有一百多家，其实也就是每家一个的作坊，主要雇用外地的劳力，所以村里现在本地人有一千多，而外地民工有两千多。村民们说其实制笔业在村里的竞争就很激烈，但是否认了杨保伟依靠职务之便为自己的生意获得优势的情况，他们认为杨保伟的生意在村里一直算做得不错。

　　砖瓦厂的事情让村民们很愤怒，但是反应并没有记者想象中的那般激烈，在这个经济结构几乎一切向外看的村子里，有关土地的事情以前也有，可能只有杨保伟这样的能人觉得自己可以凭借一己之力解决问题，村里人倒是显得不那么乐观，而现在更有些无奈的味道了。

　　　村里人都知道杨保伟和杨文正的矛盾，“两个人一个人贪钱，一个人花钱，村里的事情自然搞不好了。”但是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如何面对制笔业的竞争，还有等待回家过节的民工的早日到来是更为急迫的事。

　　城西镇镇长陈小忠面对记者的发问显得很沉稳，他告诉记者“杨保伟的工作在城西镇并不突出”，并建议记者与分管纪检的镇党委副书记傅建民交流。

　　这位傅书记被杨保伟形容成一直与自己过不去，他一提起杨保伟的名字就仿佛杨保伟谈起砖瓦厂的事情一样牢骚满腹。难怪在杨保伟提供给记者傅建伟的联系方式之后又打来电话询问傅书记说了些什么。杨保伟对平衡报道之类的原则不懂也不感兴趣，又一再要求记者再去上杨村看看，“听听村民们怎么说，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在傅书记眼里，这个杨保伟根本就缺乏“做官的素质”，不知道协调村里两委的关系。在杨保伟看来，这种协调就是“同流”。

　　傅书记说杨保伟就知道抓住过去关于土地批租的问题不放，村里的各项工作都上不去，并且喜欢利用媒体说话。

　　傅书记还告诉记者说去年六七月份，村里六、七百名选民联名要求罢免杨保伟,还是镇里做工作保了他。对此杨的解释是有人造谣自己在村里土地批租中收了一百万的好处,这些问题已经在村民大会上得到了澄清。

　　对当初杨保伟当选村官表示支持的傅建民书记对这个“富人村官”的偏执只有表示无奈，并且希望记者不要听他“瞎说”。

　　在2002年举行的第一届村官论坛上，杨保伟说自己当村主任有两大愿望，一是希望有这个权力“为村里面办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上杨村这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富裕村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从位于公路边的村口走进村子一样，气派的小楼和门前停放的小车，狭窄的村道，敞开的垃圾箱——初步富裕但是缺乏管理。

　　杨保伟并不认为是自己不尽力。以村里的道路为例，全村已经有70多辆车，狭窄的道路不仅不方便而且危险，去年就有一个外地民工6、7岁的女儿在这里被车轧死。但是拓宽整饬道路的建议迟迟没有得以实施。

　　在杨保伟看来代表着权力的公章一直被放在了村支书手里，自己无法完全行使权力。傅建民说按照义乌市的规定，这个公章应该保存在村文书那里，但是杨保伟非要找这个麻烦，结果闹到镇里领导、市里领导、民政局和派出所出面才强制解决。

　　杨保伟对这件事一口否定，并告诉记者在农村中也就是两委中谁的权力大谁掌握公章。他愤懑地问记者，上杨村有70多党员，为什么可以有7名党员，这么多村民却只有5名村委委员？原先有入党愿望的他已不再愿意入党了。

　　与媒体、学术界都打过交道的杨保伟自然属于见多识广的乡村能人，因为所谓“富人民主”的炒作，他也学会了些时髦的词语。但是与尴尬的实情相碰撞，这个自信的商人只有半是自语，半是诘问的说：“上级政府决策只讲当官的政绩，农民没有民主，就没有平等的监督权力”。

　　这个以上杨村村民利益代言人自居，希望“代表走正道的企业主、村民”的能人也知道在这个经济发达村，一些内陆农村常见的关于农村税费的矛盾并不尖锐，而在公共事务决策方面地方党委、支部的垄断局面对于农民来说也是老皇历了。翻不了天的能人得不到太多的支持，杨保伟说：“我有勇气，但缺乏支持”。

　　固执的杨保伟除了准备对砖瓦厂的事情提起诉讼外，在1月27日召开了上杨村村民代表大会。会上除了关于“报批2003年小五化建设”以及砖瓦厂赔偿款的事宜外,还提出“成立财务、村务监督小组(推荐成员七名)”。令他并不太感意外的是，村党支部抵制了这一会议，村干部没有到场，镇党委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需要村党支部批准。33名村民代表来了28位，但是令他颇感失望的是五名村委委员只来了他一位。

　　村里有人说杨保伟的厂子一年能挣五六十万，杨保伟说自己也就二三十万，算不上富人，只能是个小康。当初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时候是几个做生意的朋友的共同意思。而现在要不是自己的生意还不错，“富人民主”的奢侈游戏是绝对玩不起的。

　　他已经决定一条道走到黑，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当然他也看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比如有一次税务部门查税，全村这么多厂子只罚了他一家。又比如正月初六自己家在没有火源的情况下突然起火，派出所来的时候现场已经被破坏。他说自己也听见了砖瓦厂的龚旭初的一些扬言。

　　他在村官论坛上说自己的第二个愿望是“图个名望”，这一点似乎在付出不小代价的情况下得到了，但似乎又不尽然。在年初的镇人大代表候选人的选举中他输了。杨保伟说自己的票数比杨文正多五分之一却被刷掉了。傅建民书记斥为“胡说”，他解释说选举制度是这样的：第一轮只要一人提议，十人以上附议就可以通过，第二轮则由镇里根据“知名度”进行协商。上杨村村委会主任杨保伟就是在这一轮输给了同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正。

　　不愿服输的杨保伟在最后告别记者的时候还在打听这场官司是否有获胜的可能性。当夜里杨保伟领记者走出村子的时候，一脚高、一脚低的记者发现村里的道路边连像样的路灯也没有，虽然各家各户都亮着灯，但是这乡间泥泞、狭窄的小道还是让记者这样来自乡村以外世界的人们摸不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