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利害（《吴敬琏》连载九）

　　作者：柳红

　　梗概：转轨经济国家的领导人往往在改革的长远利益和追求现实的高速度的短期利益之间摇摆。在争取政治支持的压力下，弄不好就会落入通货膨胀的陷阱，最终受到政治上的挫折。

　　吴敬琏在事关通货膨胀的争论中几乎每一次都站在对通货膨胀警惕和反对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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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历了1980年至1982年的一次通货膨胀。不过真正具有转轨时期特点的经济波动始于1984年

　　1984年9月，确立了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后，人们以为从此可以放手“改革”了，财政“分灶吃饭”、货币和信贷扩张政策正在推动需求扩张。

　　1985年中央银行给予银行的贷款额度将以1984年的贷款实际发生额为基数，此规定一经传出，各银行开始为造基数而不择手段，对企业贷款有求必应，要求企业多借。结果是，1984年银行信贷总额比上年增长了28.8%，仅12月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4.4%。

　　再加上1984年农业大丰收，银行没有留足收购贷款，农民“卖粮难”，中央银行不得不继续增发货币。终于使1984年货币发行增加额比上年增长了49.5%。

　　它成了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课题。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救治？根据国务院领导的要求，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12月10日决定从各研究组抽人组成研究小组，吴敬琏任组长。

　　1985年元旦一过，国务院便召集会议，讨论对策。

　　经济学家们对于怎样判断经济形势，经济是否出现过热，是否应当采取紧缩政策时出现了不同观点。即到底是应“紧”还是继续“胀”呢？

　　2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敬琏题为《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陆定一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好评。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经济学家的意见趋于一致了。高层在邓小平的干预下，也实现了思想统一。从第三季度开始，投资增长率逐月回落。紧缩银根，上调利率，货币供应量下半年开始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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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9月在巴山号游轮上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上，从理论上廓清了争论，这就是改革史上著名的“巴山轮会议”

　　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世界银行为这次会议请来了一批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有匈牙利的亚诺什·科尔奈，英国牛津的阿莱克爵士，美国耶鲁的詹姆士·托宾等著名学者。中方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等数十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并没有拘泥于宏观经济管理，而是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宏观管理的微观基础；二是宏观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次会议可说是一次关于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的高级速成训练班。

　　外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了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以后，几乎一致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表现出过度需求的特征，投资热，工资膨胀，处在工资推进与需求拉动膨胀之中。托宾尖锐地指出，中国面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应当采取“三紧政策”，即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而不是西方国家在面临较温和的通货膨胀时通常使用的“松紧搭配政策”来避免危机。

　　“巴山轮会议”的讨论，使决策者对于采取稳定经济的政策感到心里比较有底了。这一切，体现在了随后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

　　在改革问题上，吴敬琏比较多地被指责为理想主义，急于求成。言下之义他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在对宏观经济的形势判断和政策主张上却又被说成保守。而“保守”是和“改革”对立的。这两种评论成了一个悖论。吴敬琏观察到，领导人往往趋从于追求高速度的压力，或者自身就有通货膨胀的偏好，对于采取果断的改革措施则犹豫不决，甚至认为为了取得“支持”，改革可以暂时放一放。吴敬琏觉得类似的通货膨胀主张十分有害。

　　时常有人劝吴敬琏，把棱角磨得圆一些。而在吴敬琏看来，科学研究讲究彻底，就要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

　　吴敬琏还是努力地把握了一种方寸，当跟领导有尖锐的意见分歧时，他敢于批评，不断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言说，并且是建设性的。他时常批评现行政策，但始终抱着“补台”的态度。

　　即使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还是没有避免高通货膨胀的又一次袭来。南巡讲话促进了经济上升，但上面却没有及时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下层响应快，上层落实不利。吴敬琏意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增长速度很容易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胀。果然，到1992年7月至8月间，又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苗头。

　　可是在1992年中到1993年中，对于宏观经济形势怎么看，在经济界和经济学家中间争论不休。

　　又在邓小平的亲自干预下，决策层采取16条加强宏观控制的应急措施，和进行整体改革的根本措施来治理环境。此时的吴敬琏认为，经济膨胀的压力和企业的困难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转轨时期的双重体制，关键部门改革滞后两者胶着并存造成的，放慢改革是南辕北辙的做法，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2000年3月国务院对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了调整，吴敬琏被吸收为委员。新的工作又为吴敬琏感知经济形势和提供政策建议搭建了新的平台，同时也给他提出了新的挑战。

　　（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