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杨先让、杨阳的旧题新作《黄河十四走》，心情十分兴奋。事实上，十年前笔者在台湾出版的《汉声》杂志上已经拜读了连载文章《黄河十四走》。笔者对杨先生在民间艺术上的开拓精神向来是敬重的，拜读了他经过充实的这部新作，崇敬之情悠然而生。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她孕育了中国的远古文化，滋润了古代文明。正是滔滔
洪水和伴随她而存在的黄土沃野，使中国古代文明数千年不断，经久不衰。这种文化的连续性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既然如此，在黄河流域应该蕴藏着无数的传统文化因子，其中有许多“活化石”。但是，这种文化是什么？有多少？有什么价值？却是一个个历史之谜。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的民间文化被遗忘了，当今又受到现代、外来文化的冲击，这就为当代的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艺术学提出一个课题：调查、抢救、研究、弘扬民间文化，乃是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战斗任务。
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向来不乏有识之士。杨先让等先生，正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克服不少艰难险阻，告别了美好校园，走向穷乡僻壤。从1986年春至1989年4月，对黄河地区的民间艺术进行了十四次调查，《黄河十四走》一书就是他们的调查研究成果之一，实地采风、第一手资料、文图并茂、古今对比，使民间文化研究这门学术闪耀着火花，因此，它堪称是一部“对千秋万代后人有深远益处影响的东西”（黄永玉语）。
笔者认为，该书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它是田野调查的成功范例，作者赴黄河流域调查次数之多，跨越地区之广，调查访问之深入，是大大超过前人的；第二，贵在开拓性，它对民间艺术研究领域的开拓，使该课题成为一个生动活泼的新学科，现在沿着这条道路走的人越来越多，专家学者辈出，成果也越来越丰富；第三，在学术上有重要的影响。对此，黄永玉先生做了绝妙的评价：“《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写在书前》）
最后，要特别提到田野调查工作的重要性，这是一切从事民间文化研究（包括民俗学、民族学、民间艺术）的基本功和主要的研究方法，也是搜集资料的基本渠道。田野调查越多，其成果也越丰富，研究后劲也更大。《黄河十四走》的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当然，从事民俗艺术调查的杰出战士不限于他们二人，仅在中央美术学院就有一个田野调查的学者群，包括杨先让、靳之林、冯真、吕胜中、乔晓光、杨阳等等。至于在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民族语言学、民间文学等领域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从事田野调查的人员，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也有的教授、领导在谈到我国的田野调查时，却视而不见，甚至在国外的讲坛上说什么：“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田野调查的专家。”这是由于不读书、不读报而导致的知识浅薄呢，还是昧着良心说瞎话呢？前者固然是让人悲哀的，后者就更加令人悲哀。为了真正做学问，必须摒弃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不仅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即从事田野调查工作，这是一切从事民间文化研究者不可回避的。 （18F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