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临盆？

　　民营银行临盆？

有关“该不该成立民营银行”的争论已绵亘十年之久，5地的试点方案即将面临“三堂会审”，它是一个瓜熟蒂落的征兆呢？还仅仅是一个生死未卜的试管婴儿？

　　本报记者夏英

　　试点方案面临“三堂会审”

5天之后，也就是7月22日，备受瞩目的民营银行试点研究工作就会经历一场严格的“三堂会审”——届时，来自国务院、学术界和银行界的数十位重量级专家将听取5个试点的方案汇报，对其进行可行性评估。

这个耗费长城金融研究所数年之功的研究成果所选定的5个试点分别是辽宁、广东、江苏、浙 江、深圳，其对应的民营银行主发起人为辽宁东宇集团、广东力中集团、江苏申达集团、浙江泰隆城市信用社和深圳中科智担保公司。来自东北财经大学、中山大学、上海社科院、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同为长城金融研究所旗下之研究员——是5个试点的具体方案的设计人。

据长城金融研究所的领军人物徐滇庆透露，方案各不相同：有的是新建，有的是改造城市商业银行或城市信用社，有的是由担保公司发展成为民营银行。但不论方案的具体形式如何，各个方案的重心都放在金融制度创新上，即希望透过具体的个案，来探索建立新的银行准入法规、监管法规和退出法规。

众所周知，长城金融研究所一直是我国民营银行试点研究的先锋和旗手，最近几年来，一批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茅于轼、林毅夫、樊纲等———聚于其旗下，到处为设立民营银行而呐喊和奔忙。

那么，是次长城金融研究所能水到渠成吗？市场观察人士说，此5个试点方案能否为会审人员所首肯，将直接意味着民营银行方案能否获得决策层的首肯。

有可靠消息透露说，银监会正在考虑对民营银行开闸放水———“很可能批准两到三家试点民营银行”。由此可见，上述会审意见对最终决策的影响是何等之关键。

　　十年之争，终于到了第二层

3年前，因徐滇庆频频呼吁建立民营银行，外界对“该不该成立民营银行”的关注开始逐步升温。

但实际上，有关于此的争论已绵亘十年之久了，争论的双方，按民间叫法为江湖与庙堂两派。

回看十年之争，争论双方的分歧可分为两个层面和两个阶段：一是该不该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其二，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是以改造现有的中小商业银行———诸如农信社、城信社、城市商业银行———为主，还是以创办新的民营银行为主？

1993年，北大教授樊纲即开始动议成立民营银行，但是他招来当头冷水：“银行怎么能是民营银行？”斯时樊纲势单影孤，并不能像后来的长城金融研究所那样学者齐聚，可以桴鼓相应——倡议成立民营银行的声音很快湮没。

1996年，在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的推动下，民生银行成立，但是被寄予厚望的民生银行，却未能一如期望：没有真正打破中国金融体系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竞争环境的建设。

及至2000年7月，徐滇庆、吴敬琏、茅于轼、林毅夫、樊纲等18位经济学家会聚西安，成立长城金融研究所。该所联手民营企业，着手研究筹建民营银行的可行性方案，并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试点——倡议成立民营银行。

当年11月份，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大学召开“开放民营金融研讨会”。据说来自浙江、沈阳、江苏和西安四个试点单位的民营企业代表，各带来了一份筹建民营银行的详细资料。消息不胫而走，演化成“中国即将批准四家民营银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一股民营银行热。但央行很快辟谣说，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不允许开办私人银行。

2001年4月，徐滇庆在“第一届民营金融论坛”上透露，民营银行在5个城市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但央行官员很快出面声称：民生银行为中国当下惟一一家民营银行，央行尚未批准任何新民营银行的试点，而未经央行批准的任何试点均属非法。

2002年6月，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会同央行多位司、局级官员接见了徐滇庆、汤敏、张曙光等一批主张在中国设立民营银行的经济学家。市场层面将其解读为决策层有意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一个明显信号。

果不其然，2002年8月，央行发布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吸引民间资本向商业银行入股”。

9月，央行监管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进一步发挥现有中小商业银行的作用》。这份报告说：“改变中小商业银行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股权结构，通过充分引进民间资本和适度引进外资来增强中小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

此后不久，时任央行银行监管二司司长的刘士余出来说话，表示欢迎并支持民间资本和外资入股中小商业银行，在没有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地（市），如果当地各类企业和居民个人投资入股、资本金达到1亿元并符合《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央行原则上同意组建新的商业银行。

从上述官方的公开说法来看，在决策层面，对于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已无什么争议。

但在具体到怎么放开的问题上，争论依然激烈——官方的主流观点建议循“改造”之路径，而民间则倡议应走“新建”路线——迄今并未达成共识。

　　两次激烈争辩

为路线问题，两派曾在媒体上两度公开开战，其分歧之大可见一斑。

去年岁末，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王自力以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的身份表示：“民营银行准入：目前还应缓行。”他的理由是四大国有银行尚存在巨额不良资产，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仍处在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之中，于是得出结论：在短时期内放开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将“不可能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优先选择”，降低金融风险才是优先目标。

王自力此番言论，立即遭到徐滇庆的强力反击。徐从四个方面——“加快开放民营银行的步伐”、“打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金融业的产权改革”、“金融改革的第二战场”——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理由是，基于金融风险而断言民营银行应该缓行是错误的，相反，由于民营银行成立可以打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成为国有银行对立面，改善金融竞争环境，反而应该加快开放民营银行的步伐。

此一轮争论尚余音未落，另一轮争论又起。挑起争论的人物是上海银行发展研究部的张吉光和中国工商银行闸北支行的郭凌凌，此两人联袂抛出八大质问，比如凭什么相信民营企业办银行的动机是好的；比如民营银行的信誉在哪里；比如所有制的改变是否可以解决银行的低效率；再比如目前我国银行业是否竞争不充分；等等。

张和郭认为：主张设立民营银行的学者理由并不充分，设立民营银行非但不能收“促进竞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抵御外资银行入侵”之功效，反会引致六大风险：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资源稀缺下的寻租风险、信誉缺乏下的流动性风险、股权安排中的内部人控制风险、规模劣势下的经营风险、制度缺陷下的退出风险。

徐滇庆由此再度披挂上阵，针锋相对地一一加以反击。徐滇庆说，允许民营银行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并不会天下大乱。开放民营银行，风险很大，但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战役，非改不可。如果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风险不是在减少，而是越来越大，那么，推迟开放民营银行就是一个战略错误。

　　民营银行能水到渠成？

学术界和银行界的争论枪来剑往，直看得人眼花缭乱，现在大家关注的问题是，该次的5个试点方案能有望通过会审吗？

徐滇庆没作正面回答，但从表情来看，他应该饱含信心。

徐滇庆透露说，是次讨论方案中之所以有“新建”也有“改造”，并非为了折中退让，而是基于实际状况和民间资本的态度。对于那些资质好的、不良资产率低的中小金融机构，民营企业有利可图，自然愿意采取“改造”方式以节约成本和时间；而对于那些历史包袱重的，不良资产高达数亿数十亿的，民营企业自然不愿承担如此历史包袱，因为后者获利机会渺茫，回报期太长。

徐滇庆说：“金融改革路径选择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推动金融制度创新。现在已经到了完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建立金融市场准入规则的时刻。应当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给民间资本以选择空间。愿意入股原有金融机构的就让他们入股。如果他们不愿意入股原有的金融机构，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想申请创建新的民营银行的就去申请。只要符合《商业银行法》和有关金融管理条例，就批准他们组建。”

那么，如何管控一直为决策层和反对者所担心的民营银行准入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呢？

徐滇庆对此似乎已是成竹在胸：“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银行准入、监管和退出法规，准入法规的基础是监管和退出法规。也就是说，假定在某个区域有一些人要申请办银行，那么他首先要向银监会作出承诺，这个承诺不是空的，而是非常具体的。他要向银监会保证银监会怎样可以很容易地、很快地拿到银行的真实信息，必须保证自己说真话，股本结构怎样，资本金是多少，要自己说清楚不良贷款如何界定，说清楚关联企业有哪些，同时要承诺不良贷款达到什么程度银监会可以出示黄牌，什么程度银监会可以出示红牌，罚他下场。在企业自己提出方案的基础上，再由研究机构予以整理和规范。这样的话，银行的准入法规就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了。将来甚至可以依据这些试点的情况，提出《商业银行法》和《银行法》的修改法案。”

徐滇庆说：“经过多年努力，长城金融研究所主持的民营银行试点已经7次上报研究成果，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已经渐臻成熟，各界对是否开放民营银行的观点也日趋一致，我可以预计，7月22日的会议后，长城金融研究所将结束在推动民营银行方面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