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粪土变成黄金

　　“无论我喜欢或不喜欢，我也有达不到的梦想、做不到的事、说不出的话，也有愤怒、有不满、有伤心的时候，我亦会流下眼泪。靠什么顶住命运的寒风，不断拼搏向前？”——“超人”李嘉诚

　　文/何志毛

　　《经理人》杂志之所以执意进行“中国经理人痛苦指数”的调查，是因为我们始终对“痛苦升华为更大价值”抱有敬意和希冀。如果说痛苦恰如一支流矢，穿越过我们每一个职场人士的肉体和心灵，那么，今天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趁肌体没有大面积溃疡、腐烂之前，忍痛把箭头给剜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面对痛苦的表情和姿态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共同点是，作为忙着赶路的行者，他们没有谁会停留在往日的痛苦上，他们的双腿，早已逾越那些灰暗的记忆，并以此为踏板，在属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区间，昂着头，走得更稳健。正如伟大的波德莱尔在诗中写道：“给我粪土，我要把它变成黄金。”我们此次遴选的张彬和杜建君的经历、故事，就是将痛苦诗意升华的缩影。

　　他们是谁？

　　杜建君是谁？张彬是谁？

　　如果把这个问题分别抛给他们本人，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回答？

　　“中国家电业的一个铺路工。”杜建君说。事实上，杜建君创造过中国家电企业“速度战胜规模”的经典案例，曾在河南一省拿下近5亿元年销售额的辉煌业绩，后“官”至TCL销售公司营销副总。将20世纪90年代中国家电业区域市场“渠道为王”及根据地建设路线演绎到极致，参与了中国家电业第一轮的品牌大洗牌，参与并见证了TCL由弱到强、进入全盛时期的进程。功劳大小暂且不论，杜建君以“铺路工”自况至少是恰当的。

　　张彬则要想一想。“张彬是谁？张彬是中国品牌营销传播路上的阿甘。跑得不比别人快，姿势也不见得太优美，但是不会让别人的看法影响自己，并且一路坚持跑了下来。”看一看张彬走过的路，在海尔当广告部部长、创作总监，到科龙做整合传播部总监，在中国企业中第一次进行整合营销传播实践，到TOM.COM做中国区销售总监，又把“整合营销传播”的概念首次带进IT业。

　　而杜建君的职业起点是河南一家军工企业医院的擅长针灸的主治医师，张彬的职业起点是青岛海尔车间里，一个第一天报到就下车间实习，就累得饭也吃不进的人。

　　他们相同的地方，一、同是河南籍。二、年纪相仿，虽然没到不惑之年，但是早就活明白了。三、都从北方飘到南方。四、都曾面临过“多次”职业抉择。而某哲人说过，抉择，是困难的。

　　张彬的“痛苦”观

　　“我没有痛苦，每天乐呵呵的，哪有痛苦？”这是张彬对采访邀约电话的第一反应。

　　见面时，张彬未系领带，一身轻松。“我一直在变。顺应环境，主动地变。”张彬直奔主题。“但是有两大步必须提及。跨度太大，如果说痛苦，那是主要线索。”

　　在张彬看来，从工作了10年的海尔出来，对他一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在别人看来，海尔那么好的公司，青岛那么好的城市，自己那么多年的感情投入、地位成就，所谓成家立业，何苦离开呢？而且从北到南，一步来个这么大的跳跃，况且跳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张彬说，当时很多人想不通，做我的工作做不了，就试图通过我太太拦住我。在说到青岛的感受时，张彬形容“飞机飞过青岛上空时，云彩似乎都慢半拍”。悠闲的城市环境，男人多恋家不愿出门，常听到青岛女人埋怨她们的丈夫“赶都赶不走”。

　　而海尔留给张彬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是历历在目的成长之路：职位的梯次提升，海尔品牌的三次转换，海尔总裁张瑞敏对自己的谆谆教导，与海尔新一代领导人物周云杰等同住一室、共同磨砺的情景。“那是用生命中最黄金的时间写就的10年。”张彬说，他最记得海尔分给他的第一套房子，几平方米左右，老鼠可以在房梁上东西穿梭。窝棚式的房子搭建在屠宰场后，凌晨老被乱哄哄的杀猪声吵醒，然后上班时轻轻掩上那扇弥漫着猪内脏腥臭味的房门。他和太太就是在那儿结的婚。

　　“现在回去我还去那儿转转。早就改建了，但是似乎还能闻得着猪内脏腥臭味。但是对于一个热切地往前赶路的热血青年来说，那确是第一个面壁修炼的地方。”张彬陷入回忆。

　　其实，真正促使张彬离开海尔的事，他反倒不愿多提及。1998年春节前，他因公出差，从北京赶往青岛的返程路上却出了车祸。4吨重的大车侧压在他腿上，好在身下是个水坑。没被碾死，没被冻死，已属万幸。但是，住院期间，某些人的风言冷语却让他不寒而栗。可以说一场车祸，改变了他的一生，照张彬自己的话说，车祸是他“人生的分水岭”。劫后人生应该属于不断超越。“想想海尔10年，自己可是没有休过一天假啊。”

　　第二大步就是2001年，张彬从科龙跨到TOM。对他来说，以往10多年的职业生涯都是在传统企业里转，一旦要到非常不熟悉的IT环境下来做，挑战性当然挺大的。如果说从海尔出走是地域上的北鸟南飞，而这一次更多是事业上的推陈出新。

　　从科龙辞职时，许多领导不乐意。“屈云波也好，徐铁峰也好，都待我不错。”但是，张彬认定一个观念：职业选择一定是要服膺于事业选择的。职业是桥拱或桥墩，事业是桥面。你设计桥面有多长多宽，就得找到相应的桥墩桥拱。

　　当时张彬的困难在于，一、需要尽快成为“新经济”的圈内人；二、解决从“甲方”到“乙方”的心理定式。尤其是对于前者，张彬坦言，进TOM前，由于处理文件都有秘书代劳，他甚至连电脑都不熟练。但是张彬不会允许自己止步于困难面前。临离科龙前，他与自己下属一个姓范的小青年科长打赌：一，比学英语。二，比打字。一个月之后见输赢。虽然并未真赌，但是张彬很快熟悉了TOM的管理流程，熟练地行使自己在新环境下的管理职责，却是真的。

　　而“甲方”“乙方”的转变，张彬别有看法。“每个人都是在做乙方。在海尔、在科龙，手中都掌握着很多传播资源，但是这些资源的使用，一分一毫，都得对企业、对老板负责啊。企业是我的甲方，老板是我的甲方，我必须先立足乙方心态，才能谈得上做个称职的甲方。”

　　而张彬一笔带过他的爱多、创维就职的短暂经历。“刚到广东，诱惑很多，陷阱也很多，自己不知深浅，试了试水，就当是作了一次深度的企业调研。”他只说了两件事，他到爱多后成天应付那些上门催债愤怒、痛苦的供应商、广告商……有一次胡志标责怪他不该为接待那些人浪费时间。就那个事，张彬知道自己的价值观与胡志标不一样，他迅速抽身离开，几个月后，爱多危机爆发。致于创维，“当时我带去不要行李，被另一高层讥笑，后来得知许多人身边只带一个皮箱，看来随时要走的很多……”这一次，张彬呆了3个多月就走了，“没什么对错，关键是适合自己。”他说。他走后几个月，创维爆发“陆强华事件”。

　　杜建君的“痛苦”观

　　杜建君不抽烟。

　　他在下属一遍遍的催促启程声中，接受采访。傍晚他要去中山小榄，次日飞厦门。现在他是深圳深远企业顾问公司和深圳赛迪弗(CIDF)工业设计经营有限公司的老板，一粥一饭，躬身辛劳。但他一说就将近4个小时。我带了3盒磁带，但是显然不够。

　　我已39岁了，从哪说起呢？他皱了一下眉。“我的职业经历分成3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在河南洛阳某大企业的职工医院从医近10年，那是我人生中的‘中世纪’”。

　　当是时，社会变革的春风开始吹拂，固有体制在渐渐裂变。但是春风吹不进杜建君所栖身的职工医院。“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就这感觉吧。”杜建君引用李白的诗说明当时的苦闷。调动无门，进修无望，考研不准，家庭负担重，而薪水微薄，杜自言“5年没进过银行”。这种状态下，想不沉沦于世俗都难，但杜建君说“我没让自己闲着”。

　　杜建君选择的方式是看书和写作，甚至业余进修了4年的理论作曲。“我有一个至今没告诉父母的秘密，也许是心怀愧疚吧。那几年我每年生日时，就给自己偷偷地买一本书。”杜建君说，“都是砺志书。我不愿自己的精神世界也灰扑扑的。”

　　而从医的经历，也让他得到很多朴素的人生沉淀。杜建君说，医生与病人，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关系。怎么传递人性关怀，如何体现对人的尊重，强调沟通，善于抓主要矛盾，迅速决断，这对以后的企业管理者角色归位打下了较深厚的基础。“坏事不变成好事，那就只能留下痛苦的块垒，不会变成财富。”杜总结他的第一个10年。1992年6月15日，在一场南国的傍晚大雨中，杜建君非常“落魄”地迈进了第二职业阶段：南下打工。他说，他就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忐忑不安而又无比热切地追逐着希望。从洛阳到广州，又从广州东莞到惠州，中途被卖了两次“猪仔”(无良巴士中途撂客)。晚上住在又黑又破的“10元店”里，“像漂在大海上的一页孤舟，倍感凄凉。”

　　怀有强烈“弱者”心态的杜建君小心翼翼地度过了最难熬的打工初期。那是在惠州南方通信公司，先做厂医，因为能写很多文章，领导不想让他太轻松，吩咐他兼管行政杂务，借坐在司机的位置上，司机一回，就得让位。甚至以小小个头，去管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五大三粗的保安们——别小看这个，这可是他第一次涉及“管理”概念，也是导致他最终彻底改行的第一块垫脚石。“做弱者，最懂得感恩，懂得珍惜眼前的一切；做弱者，会对机会，尤其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特别敏感，抓住机会的欲望也变得特别强烈。”

　　与很多同事忙于喝酒、聊天、哪儿工资高就往哪儿跳槽不一样，有着10年职业历练的杜建君写了很多中外企业管理的心得文章，这种传播效果相当不错，惠州市很多党政机关的人都知道了杜建君这个人对管理“蛮有认识”。对杜建君个人来说，医生的标签逐渐揭去，朝“管理者”的标签演进。果然，南下一年不到的时间，杜建君迎来了职业的一次重大改变：他利用惠州市组团到北京统一招聘的机会，不仅把南方通信的展台用心布置了一番，并超额完成了招聘任务，而且积极帮助TCL电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吴柯完成了招聘任务。结果，从北京回来后，正在二次创业期的TCL电子集团就点名要他过去做企管部人事主办。

　　上班踩自行车，住农民房，工资比南方通信还要低。这是杜建君初涉TCL的三大印象。但是杜建君充分感受到“被人需要”的快乐。杜建君说，他在办事过程中确实给别人“厚道、可信赖”的感觉。“我不怕被别人一眼看穿，这样反而降低了别人赏识你的成本。”杜建君同时举TCL现任总裁李东生为例。“李东生给人的印象就很厚道，厚道中不乏精明、英明，但是厚道确实为他迎来了很多机会。”

　　而李东生第一次找杜建君谈话时，却为他的“医生”经历和声誉进入企业可惜，甚至要帮杜介绍当地医院。李东生显然知道杜的文名，于是婉转地说，做企业一点都不浪漫。而杜认为，做企业虽不能心存幻想，但是不能没有想像力。杜强调说，TCL的发展就是个证明，李东生也是很有想像力的。

　　杜建君认为，转型时期就是混沌时期，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能否抓住机会成功转型，首先是人生观念、人文素养的积淀起作用，而不是专业知识和技能。

　　正是始终凭着自己在“中世纪”时期就累积的人本观念和人文情愫基础，杜建君在TCL一路飘红：他管理保安，拨乱反正，与当地烂仔化干戈为玉帛；他处理“食堂罢工”事件，恩威并用，让2000多人的“口粮”问题得到质的改善；他远赴广西邕宁县处理彩电烧机事件，不仅使当事人化怒为笑，而且成了TCL产品的“金牌”用户；他在1995年春节利用探亲机会，提出对“郑州市场不见TCL彩电”的解决方案，于是，总部领导在连续两个小时内的会议中，三易决策，最终李东生拍板，让他组建并出任郑州销售公司的总经理。财权、人权总部不得干涉。1997年然后代表TCL兼并河南美乐，1996年，当他因带领团队创造年销售近2亿元奇迹，TCL就在郑州召开全国销售人员现场推广会(全国唯一一次)时，杜建君达到了他职场第二阶段的高峰，用杜建君的话说，是“风生水起”。

　　攀登过程中，自然总是少不了怀疑和担心。“这个医生出身的家伙，能做管理，带团队，搞销售吗？”杜建君模仿当时质疑者们的腔调。“对我来说，我只相信一条：管理、医理是相通的。信任我，授权给我，我就会做个有心人，用心人，竭力想在领导之前。因此，首先要体贴人，贴近目标市场，弄清他们的优劣长短，资源配备一定不能含糊。在此基础上，去开发人的最大效能。让他有兴趣、有奔头、有冲劲。”

　　另外一个著名的质疑，则是说杜建君总是喜欢拉大架势，打宣传战，花钱不心疼。对此，杜建君哭笑不得。“不投入那有产出？TCL的品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做事的人永远没错。有一些不理解，只能说我还做了一点事。TCL幸福快车计划和上海财富论坛对话等，小投入大收获，TCL至今受益。企业需要有战略意义的大智慧，有时是失而难得哦!”

　　令杜建君至今未得答案的是，当1998年6月他从河南调回总部任销售公司副总兼集团公关部长之后，所谓的企业变革使他很快发现自己找不着北了。他需要向4个“领导”汇报，有集团的，也有销售公司的。他是做实战出身的，又正逢年富力强，很想独当一面，但是，组织调整中，他的管辖范围越来越小。全国的总监级干部都配车，但高于总监级别的杜建君没有。也没有任何人事调整方面的签字权。而与此同时，TCL集团却在尝到彩电的甜头后，开始“大炼钢铁”，多线出击，多元化拓展搞得轰轰烈烈。“这只能有一个解释：我被边缘化了。我的‘杜’字变成‘困’字了。”杜建君回忆，他也有两次机会到集团下属公司担纲去干，其实都是硬骨头，但李东生未能给他机会。

　　“我至今认为，像我这种忠心耿耿的人，为TCL也培养了一大批精英干部，离开TCL只能算是一个……”杜建君摆摆手，“我没有找到答案，也没有兴趣再去寻求答案。这也许就是我的性格使然。”

　　杜建君职场经历的第三个阶段是自己创业。他目前奔走操劳的顾问公司，取名“深远”。“专业要深，立志要远。”最近又刚刚合资组建深圳赛迪弗(CIDF)工业设计经营有限公司，杜建君这么解释，“我要走自己的路，看杜建君到底行不行。”

　　痛苦不可迁就

　　张彬欣赏的人是李嘉诚。不仅因为李嘉诚也坦言自己“也有愤怒、有不满、有伤心的时候，我亦会流下眼泪”，而且李始终可以找到答案“顶住命运的寒风，不断拼搏向前”。李嘉诚说：人生是一个很大、很复杂和常变的课题，我们用理解力和自我控制去面对问题；用分析、运算、逻辑解决诸多问题；用追求卓越及激发自强的心灵去超越问题……”

　　能驾驭自己的命运，每次在变化之前先动，往往就是将痛苦升华的结果。很多朋友感叹张彬的见机而作：总是在危险到来之前离开，又总是在别人认为他“很好”时奔向“更好”的前程。

　　张彬说：“如果说我有别人羡慕的地方，总结有这么几点。一、专注一个领域，生命短暂而又常变，别想着自己可以做通才；二、不断设立目标。攻下了再创设新的。不要一开始就树立什么远大目标。三、果断抉择。”张彬特别提到因为知道自己的弱点是经不了劝，他在机会到来、考虑成熟时，绝不给自己犹豫的机会。离开海尔、离开爱多、离开创维、离开科龙，张彬每次的撤离都非常干净、迅速。

　　而在杜建君看来，任何管理者都是从这四方面来：人文情怀、哲学素养、科学制度、专业技巧。他自认为“社会责任感很重”，所以，想做一份“先深后远的事业”。“宁跟好老板，不做小老板。我怎么不知道前路艰辛？有500万而只拿出300万创业，预留200万作退路，这种心态不叫创业。我现在埋下种子，让春芽在黑暗中感受大地的温暖，等待它破土而出。”

　　杜建君引用卢梭在《爱弥儿》中的一段话说明自己的心境：“如果你还不知道幸福在什么地方就去追求幸福，那就会越追越远，有多少道路便会遇上多少危险。但是，当一个人满怀热情，急于得到幸福时，他是宁可在寻求的过程中走错道路，也不愿意为了寻求幸福而呆在那里一点事情也不做。”

　　对于自己的职业成就，杜建君特别提到了两点。第一，始终把自己放低一些。因为低，不会产生大的心理落差。避免一些职业经理人常持有的“救世主”视角。第二，做摆渡人，不做拦路者。这其实就是曾国藩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价值观。杜建君至今非常感谢李东生，这个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摆渡者”。虽然，离开TCL之后，他再也没有同李东生直接见面。而他自己曾给别人摆渡的经历，在杜建君看来，“重来一次，还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