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天下谁不痛苦？

　　“把女人当男人使，把男人当畜牲使。”市场经济有时就是一种略带虐待狂性质的体力劳动。

　　文/何志毛

　　痛苦，常是快乐镜子的反照。

　　作家贾平凹说过一个故事。两陕西农民在戎装笔挺的蒋介石画像前扯谈。一个说，日他的，人家老蒋吃饭肯定顿顿捞干面，油汪汪的辣子盖一层。另一个说，我若做了蒋介石，全村的粪都归我，其他人谁也不准拾。

　　撕开生存的种种噱头和画皮之后，在名利场上厮混的这些现代职场“农民”，难道没有为这些“捞干面”、“牛粪马屎”之类的东西劳神费劲、悬梁刺股的时候吗？即使混到“蒋介石”的份上，痛苦就会减少吗？正确的答案是：痛苦无非是换一件花衣出现。你没痛苦吗？别装了！

　　身在“夹缝”，我痛苦

　　位居中游，或在不同体制下游弋的经理人的痛苦，常是左右难以逢源的概念。

　　在深圳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位置上“呆着”的小威显然没什么好心情。接记者电话时，突然撂下话筒，说不接受采访了。随后给记者发来短信：“发货渠道出了点问题，被老板吼了一通。TMD，这就是生活。”

　　而远在北京著名大学属下公司的姚先生，在这个本该上班的上午，却选择留在家里。“我正在考虑离开。”在回答记者“什么是你工作中最痛苦的事”提问时，姚说是“明知道有些事情不对，但是还要去做”。姚不讳言他们的公司管理的“官本位”倾向，“做事给领导看，不是对事情本身负责。”姚负责公司产品的网上推广。此前他在一个著名的围棋网站工作，负责运营，“十几个人什么都得干”，类似于COO。至于下一步创业还会遭遇到什么“痛苦”，姚先生说，“该痛苦就痛苦，也没办法。”不过，由于推迟了创业计划，避免了被SARS迎头痛击的悲剧，姚坦言“这很庆幸”。

　　某家电企业的广东分公司经理潘先生则坚决拥护“痛苦”的存在。他所在的企业曾经因赢利良好而作为别的企业学习的榜样，现在则是ST公司。“钱难赚了，老板下的指标却更高了，简直是往死里整。”他习惯性用手捋捋时有头屑的头。头屑飘落在他的肩头，他再仔细地一片一片捻起来，丢开。“这都是脑细胞啊。”“做营销的，最需要应变。但是公司变得太多，像变色龙一样，经销商信不过诺言了。变就成了痛苦的根源。”

　　“要不，你们《经理人》呼吁一下吧。或者写篇《告天下的痛苦着的营销人》。上头老板只管要销售量和回款率，下面的几十号兄弟得吃饭，家电企业的日子都差不多吧，谁比谁好过？”

　　相较而言，从奥美公关跳到INTEL(中国)有限公司担任市场推广经理的黄先生，对“痛苦”的理解却另有一番滋味。“我用奥美那一套，给INTEL办事，绝对办不成的。”这样“移植”的后果是什么呢？“INTEL的科学家把我看作另类，还把我划作艺术家的一类。但艺术家已经不接受我了，认为我的思路已经不艺术了。”

　　我麻木，似乎不痛苦

　　对某些人来说，“痛苦”不是一个能够讨巧的话题。不外乎这么几种理由。其一，承认“痛苦”意味着心理脆弱，把自己的软肋亮给人看；第二，承认“痛苦”意味着对现状不满。上司和同事极有可能因此见谤。第三，人人皆有痛苦，所以，不值得小题大做。第四，睁着眼的人更痛苦，所以难得糊涂。等等。

　　一位主动通过MSN联机记者的杨小姐，开始答应要与我痛快聊聊“痛苦话题”。但是一连10数天，她都高挂“忙碌”信号，同时给自己改了个名字“这些天一直巨忙”。杨在北京一家外资公关公司，嘉利顾问，许多外资大企业都是她们的客户。而她恰恰是客户服务主任。

　　与她情形相若的一位MSN企业聊友，则给自己取名“忙得就要晕过去了”。

　　哪种状态下容易犯“麻木”？一方面，企业大环境挺安逸，自己工作能力也还过得去，没功劳也有苦劳，没有失业下课之忧。另一方面，做的工作挺琐细，用四肢多过用脑。每天迎来送往一刻没闲，但是事后别人问自己忙什么，说一句“瞎忙”真不是搪塞。

　　某大型空调公司出走的前广告部黄部长，做“甲方”代表时，一年四季在天上飞，又要跑央视，又要各处巡视户外广告、渠道建设什么的，到处有广告公司或分公司的笑脸迎合自己，很充实，“从不知道烦恼忧愁为何物，更别说痛苦”，忙得“妻子差一点跟人跑了”。后来公司转型，来了新老板。黄部长决定自己出来干，拉了几个昔日兄弟，到“最有新鲜魅力的市场”上海创办了一个广告公司，“毕竟积累这么些年，至少在业界混了个脸熟”。谁知这做“乙方”的感觉大不一样。“埋头忙活，各方招呼打了一大摞，银子也使了不少，但是开张之后，几个月竟没有一单像样的业务。世界变了。”黄部长脸上的失望全赶在鬓尖了，一丛丛白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错了？”

　　而如果不是饭桌边的一个偶然事件，在深圳一家做电子辞典市场部经理的欧阳先生绝对想象不到自己的痛苦。他很年轻，但是却从珠海转战广州，再到深圳，一路颠簸，阅历甚丰，惟独他自己没感觉痛苦，“最多不过是一些辛苦。”他说。

　　但是5月份发生的一件事“改造”了欧阳。他与几个朋友相约到深圳某酒店吃饭。举杯端盏之间，不知服务小姐是否邪门了，连续三次走进他们餐桌旁，询问在酒店前坪停放的本田雅阁是否他的。欧阳说：“明明没车，还老被人揪着不放。有点故意欺负人了！”但是，向来好脾气的他，并未怪罪服务员，只是忽然意识到“自己赚钱太少了，不跑步加油会混得更没面子”。

　　高处不胜寒，痛苦在险峰

　　现在驾驶桑塔纳或帕萨特在各种高速公路上飙车的年轻白领或金领，有多少人还记得方宏从5楼窗口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世一跳？那个肯定有着无限痛苦，但是至死不愿把痛苦说与人知的原上海大众公司总经理，在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给中国足球引进第一个外籍教练施拉普纳的职场明星，以自杀的形式结束了生命。那是1993年。纵览很多接受采访的高阶主管的观点，“能够说得出来的痛苦不叫痛苦”，似乎是条真理。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另外一种理解，并试图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很多职场高层人士就将在一种看似温情、热闹、体面的环境下，以更冷漠的方式横死。

　　2002年5月29日，浙江绍兴轻纺科技中心有限公司发生董事长被总经理扼杀并肢解惨剧。杀人者徐建平和被害者丁遐原是情深意笃、事业上也比翼齐飞的夫妻。徐被判死刑时，有200多人包括中科院博士后、人大代表联名上书，希望枪下留人，理由是：徐建平人才难得，为中国纺织业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他毫无蓄意杀妻动机。事发当日，两人争吵，丁打了丈夫两耳光，徐不忿，把丁按在床上打了几拳，然后睡去。次日发现丁窒息而亡。

　　徐的才华和残忍，法律和情理，是大家争议的热点。但是，有多少人了解经理人尤其是高级经理人的生存状态并给予关心、理解？如果说无以言表的痛苦才是真痛苦，那么，不正是说明这个社会存在着一种可怕的集体意识：“成功者必须更加无条件忍受痛苦？”高阶级给了别人仰视的依据，但是平等对话的机会愈加缺乏只能加速冷漠。看看更多的职场高层人士在遭受着什么样的可以说得出来的痛苦：

　　杭州唯新食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诸先生自叹“命苦”。他三次就职“救火”，使三个业绩平平的企业高速发展。然而，总是“打下天下给别人坐了”。在诸先生看来，第一家企业，老板赚钱后捂着不敢再搏，小富即安，没有干大事的气魄。“自己犯不着捆死”。而第二家企业，养生堂，家族文化太浓。瓜田柳下，很多事不是授权就可以解决得了的，讲不了真话，“职业经理人不是混混。强调适应能力不是让自己违心做事的理由。”至于现在这家，赚钱后老板抑制不住多元化投资的冲动。“就像一头奶牛，它所产的奶都立马拿走去喂猫喂狗了，不喂自己的小奶牛。以后怎么依靠这头小奶牛继续产奶呢”？显然，大家想不到一块儿，不合辙，是诸先生眼中无法妥协的“痛苦”。

　　上海博普艺术咨询公司的合伙人陈乐先生把自己的财富目标定位成100万。“因为100万是道坎”。但他表示不会把35岁退休当作目标。“很多事情都很不确定，人生有很长时间，这样强加在很短的时间上，我想肯定会痛苦”。尽管陈先生很多事似乎看得通达，常态性的加班加点，身体透支也因年轻扛得住。但是仍不免有困惑、痛苦的时候。“最大的痛苦是有时我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要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在“家电王国”顺德，有“苦行僧”之称的某大公司营销副总裁，则在下属劝他把未能如数染黑的几根白发拔掉时，夸张地双手护头，苦笑着说：“这可都是宝贝呀。年底算账时，我要拿给老板，一根一万(元)。”

　　北京鼎智思维公关顾问公司总经理高先生则很有感触地认为“不信任、不规范问题很让人伤心，尤其在中国”。“最新的一件事是，竞标胜出了，我们的人也进入客户公司。但是突然那边又有一个更大的‘头’插进来，说要换公关公司。于是我们就被Cancel了。”“要多无聊有多无聊。”高先生补充一句。

　　身居北京一家做交互电视的公司市场副总的李杰先生，则把“痛苦”进行了诗意描述：“中国的边缘化给渴望精彩的我们带来无尽的痛苦。”至于个人痛苦，主要是“受资源限制，不能一展抱负”。李先生表示“有思想的人都是寂寞的”，“好在有好书可读”。同时他自认很有平常心，“我其实不是很习惯做高管，更适合做一个专业人士”。当初从一家企业跳到另一家时，甚至有“从零做起”的经历。至于不时耳闻目睹的高层人事因权力斗争出局、婚姻不幸、失眠自闭的悲剧，李杰谈了自己的感悟：“(所以)权力、财富的来临应该是和自身承受能力匹配，不是越多越快越好。”

　　“自由”不等于不痛苦

　　如果说体制内的工作者遭遇痛苦是司空见惯，那么好不容易挣脱体制，竭力自己对自己好一点的那些个体工作者，或SOHO一族，他们是否仍被痛苦缠绕？

　　在某IT写作网上飞扬文字的康先生，当记者问及他是否算是自由职业者时，写下这么一串话：“也算是，也算失业者，也算董事长，也算扫地的，哈哈，不谈工作，不谈工作。”而康先生的履历表明，他曾在北京某知名投资公司担任过研究部主任。离开那个平台之后，其他地方一时又看不上眼，只好先闲着，研究一下社会学。谈到痛苦，他说：“我最近正看《黄河边的中国》，农民最痛苦。”相反他不承认高位者更多痛苦，“我原来的老板，就是和官老爷结合，4年间就赚了第一个亿元身价，从1994年到2001年，大概赚了4个亿，但最近的新财富上没他的名字，没人会注意他。他才偷着乐呢！”

　　“地球人都知道华为淘汰制的残酷！每年保持10%的淘汰率，所以，有时你被干掉并非因为干得差。”一个现已移民加拿大的原华为公司研发高管陈先生发出感叹。但是显然，他现在为自己处境尴尬而苦恼甚于从前的劳累奔忙。受SARS影响，加拿大的电信业大受影响，找一个能代表“中国华为”水平和尊严的位置纯属不易。而如果回国谋职，又何必当初？陈先生只好在家中网上“守望”。“奉劝那些抱怨工作辛苦的弟兄们，不被人需要才是真正的痛苦。”陈先生有些语重心长。

　　相对而言，广州陈玲小姐的“回归自由”则不无极端。她本来在北方一家电信公司广州区做销售主管，月入过万。但是令她痛苦的是她的先生却因此不思进取，不停地换工作，稍不如意就在家呆着，上聊天室，打游戏。陈小姐一怒之下，辞了职。也在家呆着，试图逼丈夫“重新雄起”。“我丈夫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但是满意的工作不是想找就可以找着的。”陈玲有些忧虑，但对自己的过激行为“绝不后悔”。

　　而深圳某软件公司负责传播的副经理刘欣小姐则也对“身陷自由”无奈得很。不要再坐在电脑前遭受辐射，也不再与缠不清的媒介人员厮混，也不要老是被销售部门的人目为“真敢花钱”而心怀愧疚了，因为她意外地怀上，并且辞职回家了，“像保护动物一样”。可是刘欣并不高兴，因为“对我来说，怀孕太奢侈了。本来领导找我谈了话，很快就可以扶正的”。“但是年纪不轻了，怀孕讲究一个黄金阶段。我不急，大人们眼睛里却搓火呢。”刘欣说，“不爽归不爽，调整心情才是现在最需要做的事。”至于未来，“谁知道呢？反正没有一个位置是非你莫属的。”

　　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羡慕自由职业者。当财富方面自由了，在业内的权威地位可以挑选客户了，就应该寻找这样的自由，找回自己想要的生活。在TOM中国区担任销售总监的张彬先生说起王志纲和他的王志纲工作室，就不无向往。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自由本身是有条件的。当初王志纲的“五星级碧桂园”项目被人攻击是瞎猫撞见死耗子时，谁了解这个一向作严肃思考状的王志纲的内心痛苦呢？

　　鱼对水说，你看不到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里。而《白蛇传》里也曾留下相似名句：“西湖的水我的泪。”这其实就是痛苦者的揽镜自照或自画像，痛苦人人都有，因此常常关注自己的痛苦现状并竭力止痛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没有任何行人向你注目，你还拥有自己的一面镜子，照耀自己的路。

　　结语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往来熙熙，皆为名利。大哲学家罗素说：人生最大的痛苦有二：一是追而不得，一是得到了。

　　所以，拿破仑拥有一般人梦寐以求的一切——荣耀、权力、财富和美人……可是他却对自己的密友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过一天幸福的日子。”相反，海伦•凯勒又瞎、又聋、又哑，她却表示：“我发现生命是那么的美好。”

　　可见，名利的追逐并非坏事。相反，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名利的追逐驱动着社会前进。作为凡尘中人，必需清醒地认识到：痛苦正是前进路上的这样一种投资，它伴随着希望，沉淀成价值。今天吃草，是为了明天挤出牛奶。只有吃狗肉，而后自己身上也长狗肉的家伙，这样的痛苦才是真正步入深渊的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