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起跑线（《吴敬琏》连载七）

　　作者：柳红

　　梗概：邓小平1992年春“南巡讲话”之后，“吴市场”的含义变了，由贬辞变成了美誉。无论如何，在这段历史的纪念碑上，“吴市场”被镌刻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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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矛头指向了对市场调节作用的强调，开始发动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

　　自从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集中计划体制以后，人们就感到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转远不像理论上讲得那么好，问题很多，需要改革。但是，除了顾准公开提出让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去调节生产的市场经济设想外，对于发挥市场应有的作用，其他人或是不敢想，或是不敢说。几度萌生出的一点市场的成分，很快也被打的落花流水。

　　实践中，中央和地方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调动起一些积极性，但作用有限，而且有副作用，加上70年代后期“洋跃进”的后遗症，1980年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经济秩序混乱。有人把矛头指向了对市场调节作用的强调，开始发动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

　　1982年8月，在中共“十二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胡乔木组织并批转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的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对于社会主义商品论的批评，一直延续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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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经济”一经突破，市场口子打开，吴敬琏认为干脆就应当提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84年7月中旬，吴敬琏从美国刚刚回到阔别一年半的北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马洪就三顾茅庐，到吴敬琏家里来邀他同去东北参加各省和计划单列市的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吴敬琏本想稍事休息，可是马洪求将心切，架不住他的殷切邀请，回国第七天，吴敬琏就随马洪去了东北。一上路，马洪便拿出一篇稿子《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要和吴敬琏一同修改。

　　当吴敬琏结束了最后一站哈尔滨返回北京时，马洪告诉他说：我们的文章有回音了。让马洪特别喜出望外的是，王震看过文章后，写了一封亲笔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的话，应该有创造性。

　　这篇文章探明了道路，相关的人们紧张地注视事态的进展。邓小平、陈云分别在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原本早已在中央书记处的主持下开始起草了，想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取代“计划经计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这并非易事，几经周折，起草小组终于把这个提法写进了文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对这次《决定》作了很高的评价。

　　似乎，在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上就要有一个突破了，谁料，天有不测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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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吴市场”包含贬义，是说他“不与中央保持一致”

　　1988年中国经济过热。9月份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一向反对市场改革的人又抓住了把柄，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再起。1989年6月政治风波之后，对于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变成了姓“社”姓“资”的问题。

　　在一次总结70天的经济分组会议上，吴敬琏作了发言。他说，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主要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急于求成、改革目标不明确、体制有问题等等。

　　主张“计划取向”的几位强调社会主义只能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而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三位主张“市场取向”的改革者则据理力争，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说法。

　　当时，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有计划（有林）”、“吴市场（吴敬琏）”、“杨承包（杨培新）”。显然，“吴市场”包含贬义，是说他“不与中央保持一致”。

　　可，中国的出路在那里呢？

　　1990年9月，吴敬琏到江苏参加全国企业家座谈会。没想到，南方一行，使他听到了企业家强烈地要求改革的呼声；看到了改革使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吴敬琏的郁闷心情被他的所见所闻一扫而光。他得出的结论是，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改变已经走过临界点了，没有回头的可能，而且中国的经济很快会好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