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值问题拒绝冷战思维

　　乔其兴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日前在欧洲12个城市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一些欧洲人已把经济萧条的原因归咎于中国。除了部分欧洲人之外，当然还包括部分日本人和部分美国人。

　　其实，无论对于欧洲、日本、美国还是中国，人民币币值问题都不过是一个经济问题。以经济的视角讨论之，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在不损害中国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也有益于他国经济状况的改善，才是合乎博弈规则的共赢之路。而那种认为非赢即输、非死即活的“零和游戏”思维，可以说仍未跳出“冷战思维”的窠臼。

　　美国的某些产业组织和商会正在讨论是否提请美国政府动用“301条款”来迫使人民币升值，欧洲15国也以取消“普惠制”这一“胡萝卜”来表示他们对于人民币币值问题的关切，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似乎在“是否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这一问题上跃跃欲试。不过笔者相信，如今的人民币币值问题并非项羽“时不利兮骓不逝”的没落处境，而是“中国国力跨上新的台阶”这一征程中响亮的号角：以营销学的“眼球理论”看，这或许是宣传中国的免费广告。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易宪容认为，“既然不少国家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政治化，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明确地向他们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可以谈判，关键是看看他们给出什么价钱。”这价钱当然不是指赤裸裸的银子，而是汇率变动后的利益补偿。在国内经济目前的发展态势下，追求WTO规则之内的“费厄泼赖”，而非谋求别国的扶助，已经成为可能。

　　这样，与汇率浮动相对应的，应当是我们对他国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相当关切。由于WTO规则之下的贸易应诉相当耗时费力，所以，以政府部门的姿态谋求“一揽子”的贸易自由化框架协议，将大大节约贸易争端的应诉成本。这一观点基于如下判断：即使在人民币一定程度升值的情况下，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仍将保持相当的优势，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在今后若干年引起持续的贸易纠纷。

　　高盛的研究表明，即使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15%，它对校正美国贸易赤字的效果不大，对日本经济不景气的“治疗作用”轻微，对欧元区GDP的影响也几乎为零。高盛（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博士称，时间系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的汇率弹性为0.2。也就是说，如果以贸易额加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1%算，中国的出口额可以增长0.2%。“所以实际上，汇率浮动给中国的出口增长带来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华盛顿尼克松中心中国研究处的乔舒亚·艾森曼恩更认为：“考虑到目前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位已经十分低廉———许多外国竞争者已经被中国制造商从以玩具、纺织品为代表的低端工业品生产链中排挤了出去，所以，中国出口商品涨价只会缩小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国家产品的价格差距，大多数中国出口商品仍将保持其竞争优势。”

　　一种极端的情形是：在汇率变动对出口数量影响有限的情况下，由于单位商品结汇额的增加，出口贸易的绝对额反而会增加。另一种可能的影响是：由于出口商品的价格走高，减少了他国贸易保护主义者“反倾销”的申诉理由，从而以贸易环境的改善遏制了出口下降的趋势。这两种可能性虽然未必很大，但也绝非空谈。

　　总而言之，在思考、探讨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民币已经“长大了”———它即将步入成年，而不再是个孩子。另外，在中国，由于“产业组织”的声音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帮衬政府”的程度，所以，“政府作为”的效果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这有待于在后续改革的进程中逐渐增加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