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改革须重信号传递

　　皮建才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从来就是一个热点，而关于这一热点的分析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和运作而不断向纵深发展。笔者想从信号传递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以期得到一些对国资委而言有用的启示和思路。

　　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能够利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所指的发散的信息，并且这些发散的信息可以在选择机制的作用下以低成本进行正确的传递。正是由于发散的信息能够被及时地应用，偏好以及相对价格的变化才能被相对容易地反映在经济活动中；正是由于发散的信息能够被及时地应用，潜在的收益或曰潜在的“社会剩余”才能通过合作被生产出来；正是由于发散的信息能够被及时地应用，经济主体才有动力和机会去进行分工和专业化。

　　一方面，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制造“囚徒困境”（非合作博弈）来防止“锁入效应”，从而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市场又通过“科层制度”（合作博弈）来实现“纳什均衡”，从而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简单地说，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无非倚重于外部的竞争和内部的合作，用句时髦的话说，这两个要素“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以信号能够被正确传递作为前提的，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进行有效监管的最大启示。

　　信息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人们必须防范事后的道德风险。很明显，如果存在道德风险的话，信号就很难能够被正确地传递，当然，扭曲程度随着道德风险深度的不同而不同。

　　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降低国有企业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最好能够演化出来），通过制度安排把相应的作用机制固定下来。企业重建的本质就在于信号能够被低成本地进行正确的传递，并且通过市场的选择机制显现出来，毫无疑问，这一本质最终必然体现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上。

　　经济学上的分析表明，道德风险源于人的自利本性（与“经济人”假设相一致），其存在的条件有三个：一是利益主体的不一致；二是信息的不对称；三是不确定性。条件一属于内因，条件二和三属于外因。条件一和二是可控的（至少在某些乃至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条件三则是不可控的。显然，要减少国有企业企业家道德风险，可以同时从两个方面着手，即增加利益趋同性和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事实上，这两点无非是为了使信号进行得以正确传递。

　　所以国资委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尽量减少可控或部分可控的道德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基本是人为的，事实上，这就是经济学上经常说的“人为加大了道德风险”。

　　我们可以发现，消除政策性负担正是首当其冲的改革步骤。只要存在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就有人造的藏身之地，信号就不可能被正确传递，预算软约束也就在所难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成为一句空话。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的工作方式也要进行转轨，不要老想着控制资源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即使是出于好心也往往会办成坏事。

　　按照林毅夫教授的分析，政策性负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性负担，一种是战略性负担。不同的政策性有不同的解决思路，但是都必须本着信号被正确传递这一精神实质。

　　只要信号的传递没有被扭曲，资源的配置就不会被扭曲，整个经济的运行就会是有效率的。总而言之，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纠正信号传递扭曲程度的过程，国资委的作用就在于有步骤分阶段地解决信号传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使道德风险不断向不可控部分逼近，事实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