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长三角

　　○总策划 郭洪

　　如果将我国的经济版图以区域进行划分的话，大大小小可能有几十个，但到目前为止形成气候的，也就是以下几个：东北经济区、首都经济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而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无疑是它们当中最具规模、基础最为雄厚、市场容量最大、投资环境最好的经济区。即使在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中，长江三角洲经 济区也能排在前几名。

　　然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差不多整整10年的时间，尽管国家和地方的各级主管部门都意识到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重要性，经济界、企业界、舆论界也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发展推波助澜，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分析下来，其原因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首先，行政指令性的色彩过于浓厚，“拉郎配”的做法占据了主导地位，没有充分调动起企业界和民间组织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在其中应起的调节作用，最终使得构造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未能如愿。

　　其次，构造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客观条件还不是十分成熟，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支撑起如此巨大的经济区域的规模，投资环境也不完善，市场容量也没有大到能够保证为数众多的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必备的水平。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1世纪这几年，随着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迅猛发展，上海在我国乃至亚太地区经济和金融中心地位逐步确立，浙江民营经济全面壮大，江苏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再加上这一地区市场化经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投资环境全面完善，才终于使得构造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趋势“水到渠成”。

　　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动机”，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又是这部“发动机”最大的加油站之一。在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中国经济要想保持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像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这样的“加油站”。

　　目前，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域分布出现了新的动向。与1992年投资热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不同，新一轮投资热已经并且将进一步集中到长江三角洲。同时，以京津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化工业和大型国有企业集聚的地区，也将为新一轮外商投资热潮所看好。

　　投资长三角

　　○特约撰稿 刘志菲 郭宝亮

　　东莞台商协会副会长郭山辉在珠三角一带做家具生意已有多年，但最近，他在上海附近设立了一个分厂，由于他的迁移，同时带走了与其生产相配套的当地7家台资企业，并且有连根拔起的迹象。

　　“近年来持续升温的长三角热，已成为海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这一经济群体的崛起，更是吸引了众多经济人的眼光。”据记者所闻，并非郭山辉一个人持这样的看法，目前，像他这样“移情别恋”的外商已渐成规模。

　　崛起的长三角

　　“得长三角者得天下”，不知是谁概括出来这句话，近两年似乎已成为外商、港台投资商在这个地区投资的重要理由。

　　事实上，长三角地区以占全国1%的土地和6%的人口，创造了18%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01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中，长三角地区更是贡献了1/4。被称为世界城市规划第一人的英国彼得·霍尔爵士对此感叹：“它简直就是世界的工厂！”

　　“从市场、技术、人力、城市化水平等方面考虑，长江三角洲都非常具有现实竞争力。”国家经贸委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他认为，这种现实竞争力来自长三角庞大的经济巨人群：包括年国内生产总值近5000亿元的“超级巨人”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等5个年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亿元以上的“巨人”，以及绍兴、南通、常州、嘉兴、镇江等5个年国内生产总值在500亿元以上的“小巨人”。其中，上海市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全国第一，而杭州、苏州、无锡均名列前10位。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周民良先生认为，长三角新一轮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已出现一体化的特征。上海明确把“建设三角洲大都市圈”作为其基本战略之一，着手“推进三角洲经济的紧密化、一体化”，促进“优化城市功能和产业分工”，三角洲城市间的合作势头明显增强。

　　他说，在方式上，由过去单一的横向配套协作，逐步向整合生产要素、共同进行制度创新发展；在领域上，由过去单一的产品加工营销，逐步向商贸、旅游、房地产等领域延伸；在机制上，由过去单一的企业自发行为，逐步向政府协调、企业推进、市场运作的方向发展。

　　截止到2002年底，江浙沪累计批准三资企业近8万家，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进入长三角，其中，在上海就有184家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中国总部。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地区合同利用外资累计近1500亿美元。

　　后发优势

　　长三角迅猛的发展势头，直逼曾经“一枝独秀”的珠江三角洲。原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博士告诉记者，过去，我国吸引外资60%来自广东地区，而长三角仅浙江一个省，今年以来吸引外资就增长了99%。另据台湾“经济部”投审会统计数字显示，2002年，台商对大陆投资前3大地区是江苏、广东和浙江，按投资件数和投资金额计算，江苏均排名第一，而广东的台商投资已连续11个月呈现负增长态势，从去年8月比同期负增长11.54%，到今年6月比去年同期负增长24.6%。

　　赵晓分析，我国吸引外资正由“一枝独秀”演变成“双城记”，但长三角更具有后发优势。可以说，长三角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沈玉芳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珠三角是由外资推动的，得益于改革开放独领先机，起步较早，那时的外来投资主要以组装生产线和加工为主，产业层次比较低。

　　比起珠三角单一的发展模式，长三角起步显然略胜一筹。长三角区域中有两种模式赫赫有名：“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历经了市场经济的考验，已在当地形成一定产业规模，产业体系也较完善，很具竞争力。“当一切都初具规模后，只要一有外资注入，资本的推动力量是很大的，就像一个人用双脚走路和跳上汽车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推动型就要向技术推动型转变，而长三角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这时恰好表现出来。另外，长三角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上是珠三角的两倍，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该地区也占了一半。

　　所以，赵晓告诉记者，企业界目前流行这样一句话：“就国内市场来讲，要把规模做大，就一定要在长三角地区设分厂。如果规模不够大，还是呆在珠三角地区”。

　　长三角的新动力

　　面对长江三角洲呼声日高的区域经济合作大趋势，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他说：“当前研究区域经济，必须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这两个情况，否则就不可能准确定位”。

　　对此，原国家经贸委一位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的水平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区域经济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要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立足，每个国家首先要实现国内的一体化，至少是主要区域的一体化。这就要求长三角地区建立起更加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把区域合作上升到产业协同调整的高度，才有可能实现区域分工与竞争的平衡，形成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赵晓告诉记者，目前，各城市都在有意识地发力打破“诸侯经济”，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虑经济发展战略，长三角正在形成一个都市圈。这在江苏省表现得特别明显，过去，江苏靠发展小城镇来解决工业化，后来发现，建小城镇太不合算，所以干脆整个都市圈的设置和城市定位都考虑来配合上海。于是，在1999年到2001年间，有1.5万个村庄和几百个镇从江苏省的版图上消失——传统意义上的村民已不复存在，农民变成市民，农村、小城镇变为大都市的近郊区——这一点从沪宁高速公路沿线交替出现的城市——工业区——城市路牌即可找到感性的认识。

　　据沈玉芳教授介绍，长三角各个城市现已基本完成了各自的市场体系建设。江苏、浙江发展出一批规模大、辐射广的轻纺产品和小商品专业市场。上海已初步构筑了资本市场、资金拆借市场、期货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各类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品市场。一种新型的产业链正在长三角形成。

　　另外还有两个来自外部的推动力：第一个既看得见，也摸得着。最近开工建设的洋山深水港工程，可视为长三角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性进展，这将使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有可能成为东北亚的国际航运中心。有了这个良好的基础，其他各方面的一体化进程都可渐次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第二个看得见，但一时还摸不到，那就是正在申办的上海世博会。据一项保守的预测，上海世博会至少将吸引5000万游客，而其中近35%将顺道去周边城市一游。世博会带来的旅游人流将把长三角经济串联起来。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一系列的局部多赢合作，推动长三角从浅层次合作进入深度合作。

　　战略性布局全方位投资

　　外商投资新动向

　　针对跨国公司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结合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背景下的新战略、新政策，以及自己在华投资的经验和教训，纷纷调整在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在华投资竞争与合作的新动向，记者日前采访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

　　王志乐认为，跨国公司开始在华新一轮投资热是其投资力度强化的重要表现。这主要归因于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吸收外资创造了良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从而大大降低了外资进入我国的交易成本和体制风险，促使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始了战略性布局和全方位投资扩张战略。

　　以东莞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和以昆山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了大量台商投资。此外，在我国入世前后，以本田、丰田等日本汽车行业的巨头为先锋，索尼等信息家电企业紧跟其后，开始实施“中国市场战略”；在华东地区，日本跨国公司的市场开拓、生产基地的转移、跨国采购等战略已经正式启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也纷纷扩大在华投资和经营规模，如摩托罗拉、通用电气、西门子、韩国三星等跨国公司，都是新一轮在华投资热的主要推动力量。投资项目系统化，是指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领域的新调整。王志乐分析，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发展到今天，已不仅仅是着眼于单个项目的投资，而是进行全方位的系统化投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在我国入世前后进行了相当深刻和广泛的投资领域的调整：在投资性控股公司或地区总部的统一管理与协调下，着眼于在我国市场的整体投资和战略投资，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基本原材料和相关的零部件；既投资于生产性项目，也投资于销售、融资、保险、咨询、运输等相关项目，操纵和影响着一大批协作配套厂家，产业的辐射性控制功能明显增强。这无疑有利于分散现有市场饱和或竞争加剧带来的风险，大大增强跨国公司在华的整体竞争力。调整的具体表现有三：一是继续投资制造业，使我国成为生产制造基地和零部件采购中心；二是加速投资研究与开发，使我国成为地区研发中心或全球研发基地；三是投资生产服务业，使我国成为地区管理营运中心。在近年新增投资中，投向服务业的比重逐渐增加，银行、保险、证券、电信、商贸、旅游、运输以及各种专业服务，将成为外商投资的新亮点。

　　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集中于以香港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及闽南地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跨国公司项目不多。入世后，东南沿海地区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先行改革开放的体制优势，仍受到外资的青睐。

　　同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投资环境将有较大改善。加之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有些投资领域的外资准入条件比东部地区更为宽松，政策也更为优惠，可以预料，今后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将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全国利用外资总量中的比重会逐步有所提高。

　　关于跨国公司投资方式的调整，王志乐分析，为适应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我国将探索采取并购、风险投资、投资基金等方式吸引外资。在这一形势下，近两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方式有了新突破，出现了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态势，具体表现为：从新建投资到并购投资，从合资到独资或合资控股，以及从单个项目到产业链投资。

　　投资管理体制一体化也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特点。据王志乐介绍，经过一二十年的努力，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我国建立了十几家乃至几十家企业，但是各企业间缺乏协调。不少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各个机构或企业没有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企业管理体制面临进一步调整。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加开放的新形势，特别是我国政府近年来采取鼓励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和营运中心迁入中国的措施，则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在华经营管理体制提供了契机。因此，在我国入世前后，不少跨国公司对其在华管理结构进行了调整。这些调整涉及到建立和加强中国地区总部，建立和加强在华运营中心，如投资中心、制造中心、物流中心、研究开发中心、培训中心、售后服务中心、财务中心、结算中心、媒体公关部、政府事务部等或是跨国公司母公司业务部门在我国建立的分支机构。

　　此外，由于入世后我国将在3-5年内开放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将获准在我国开展业务，跨国公司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将获准从事非银行金融业务，这些条件为跨国公司整合在华各投资企业，实现一体化管理创造了条件。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跨国公司开始调整中国战略，它们迫切要求在中国进行大的整合，把分散的各个制造企业联合形成集团参与竞争。有的公司加快了内部股份的转让，把各个相关企业的股份转让和集中到中国总公司；有的公司对下属企业按照地域和行业重新调整，实施关停并转。

　　基于以上分析，王志乐最后强调，我们应结合跨国公司投资的新动向和新特点，系统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引资竞争力。实践证明，外国跨国公司的大批涌入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营销，而且打破了国内某些领域原有的垄断和低效率市场格局，带来了竞争活力，是推动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要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更加积极、合理、有效地开展招商引资活动，营造理想的引资环境。

　　附：我国三大经济圈指标：工业及物价

　　●4月当月上海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2个百分点，在圈内各省市中勇拔头筹，天津以21%的增速位居第二，除北京外，其余省市差别较小，工业增加值增速均超过18%，显示出三大经济圈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

　　●由于北京、天津、河北均属于SARS重灾区，4月份大首都经济圈工业增加值绝对数比3月份有所下降，而其余两大经济圈均保持环比上升趋势，大首都经济圈4月份工业增加值比3月下降2.1亿元，而长三角三省市4月工业增加值比3月增加了26.3亿元，珠三角增加了22亿元。

　　●北京3、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趋势非常明显，需要引起注意。3月份北京工业增加值增速比2月份大幅下降4.2个百分点，4月份又比3月份下滑3.3个百分点，当月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7个百分点，受SARS冲击非常明显。

　　●非典导致大首都经济圈省市物价有一定程度上涨。河北省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102.9%，在各省市中居于第一；北京市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1%，涨幅比上月的0.6%高0.5个百分点;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各省市物价涨幅普遍较小，除浙江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4个百分点外，其余省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附：我国三大经济圈指标：外贸进出口

　　●广东省出口受非典冲击非常明显,全省及主要出口城市1-4月出口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受到非典影响较小,今年以来外贸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其中上海前4月出口增速高达44.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1个百分点,居于各省市首位,浙江、江苏出口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省主要出口城市今年以来环比出口增速有逐步放慢趋势,出口对工业增长的拉动有所减弱,如广州3月份出口总额比2月份增加1.7亿美元,但4月份出口额却比3月份减少4亿美元,下滑幅度为15.9%。广州市1-4月累计出口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为24.2%,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深圳3月份环比出口增速为11.3%,但4月份下降为6%；珠海4月份出口总额也出现环比下降。

　　●今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省市进口增速异常迅猛,如浙江前4月进口增速同比高达88.5%,1-3月进口增速均超过100%,居于各省市进口增速之首,江苏省前4月以75.9%的进口增速紧随浙江之后,而广东、北京的进口增速分别为32.4%和40.7%,明显低于长江三角洲3省市。

　　其它重要数据

　　●天津市4月份外贸出口继续保持增势,当月出口11.87亿美元,同比增长31.9%。“三资”企业仍是天津市外贸出口的主导力量,当月完成出口9.42亿美元,比去年同月增长40%,占全市外贸出口的比重达79.4%,1-4月全市累计完成外贸出口44.44亿美元,增长39.5%。

　　●4月份浙江全省出口33.4亿美元,进口16.6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月增长38.9%和52.0%。1-4月累计出口114.1亿美元,进口63.0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38.2%和88.5%。江苏省1-4月出口154亿美元,同比增长42.9%。上海1-4月出口137.5亿美元,同比增长44.4%。

　　●广东省1-4月累计出口424.23亿美元,同比增长28.7%,增幅同比提高10.5个百分点,累计进口386.77亿美元,增长32.4%,深圳市4月份一般贸易出口额达到6.26亿美元,占当月全市出口总额的13.57%,比去年全年月均出口4.64亿美元增加了1.62亿美元,并创下单月出口历史新高。广州市1-4月累计,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产品产值258.3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2%,低于全市工业生产平均增幅2.3个百分点。

　　目前,上海所有金融机构的存贷差远远超过1500亿元。以工农中建等4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有60%的存款余额推算,它们可能有900亿元的资金不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与这种巨额资金放空的情况相反,长三角很多城市却急需金融支持,如浙江省嘉兴市2002年经济再次高速增长,但当地银行能够提供的贷款额度,在跨区域金融服务方面却比1997年下降了约70%。在这种状况下,长三角这些城市要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对现有的金融市场进行重新整合。

　　产业资本+金融资本

　　15城市共同打造长三角新经济格局

　　○特约撰稿史万森高远

　　给两小时车程区域内的企业操作异地贷款,这是深圳发展银行给下辖近20家分行定下来的原则。由于以工农中建为主的其它国有商业银行不能从事异地贷款业务,深发展等中小股份制银行因此而游刃有余。不过,深发展的这种优势,可能很快就不会成为独家所有了。

　　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南京分行正在联手进行的长三角金融联动课题,就是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打破工农中建等大银行不能跨区域提供金融服务的樊篱提供决策建议。6月底,这份由上海、江苏和浙江3省市15个城市参与的调研将形成正式的报告,提交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策。

　　按照专家们的理解,允许工农中建等大银行在长三角跨区域提供金融服务,还只是一种低层面上的运作范畴,更高层次的目的是希望就此为上海金融中心辐射全国提供一个成功的范本。

　　长三角决意率先破题

　　相比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工农中建等4大国有商业银行造成冲击最大的是外资银行。外资银行以客户业务范围为基础,按照经济区域划分选择客户的经营策略,将服务客户的范围从中心城市辐射周边甚至扩展到广袤的内地,对行政区域划分色彩分明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格局形成了冲击和挑战。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周路就此指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一直在关注和探索跨区域金融服务的模式,思考如何建立区域性金融服务框架,但目前面临的一些亟待协调解决的问题不是商业银行自身能够解决的。

　　显然,金融业冲破地区行政分

　　形成联动发展的格局需要高层来推动。长三角金融合作框架研究课题组副组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欣欣说:“我们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积极推动长三角金融合作,需要政策体制突破的,就积极向央行或地方政府反映。”不久前,来自上海以及浙江和江苏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等15个城市的人民银行下辖银行的官员聚集上海,共同研讨长三角的金融合作途径。会议对长三角金融合作课题制定了框架,确立了长三角金融合作的3个视角: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平台，促进金融联动与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建立长三角城市金融合作网；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核心,深化长三角金融合作。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南京分行下辖各级银行的上百名人员正在各地围绕上述3个框架进行调研。

　　王欣欣说,未来的长三角金融合作重点是建设3个“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才流。所谓信息流,是在江浙沪3个行政区域实现经济和金融信息资源的共享；所谓的资金流,即利用建在上海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商品期货市场为长三角经济发展服务；所谓人才流,是在长三角地区形成银行家、高级专业人员市场以及培训市场。按照王欣欣的预测,长三角最先有望形成金融联动的就是信息流,如在企业诚信、经济和金融发展数据方面的共享。

　　最为艰难的一步

　　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已成为公认的世界第6大都市圈,前5大分别是纽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北美5大湖城市圈、伦敦城市圈和东京城市圈。数据显示,目前长三角以占全国总量2%的土地面积集聚了全国10%的人口,创造了占总量达22%的GDP产值,贡献了占总量达25%的财政收入。

　　都市圈对经济的整合效应,已经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对中国经济发挥出来的巨大贡献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在中国打造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甚至更多的大都市圈,已经成为经济界的共识。王欣欣说:“既然区域经济在中国未来经济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金融理应在此形势下加速实现区域联动”。

　　不过,领先的珠三角都市圈对长三角等后续都市圈建设需要的金融联动并不具有多大的借鉴价值。因为珠三角都市圈中的城市金融,都归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广东分行统一管辖,各城市中的商业银行也是在同一省级分行的领导之下,从而使得联动整合的难度不大。而长三角的情况明显要比珠三角复杂得多,江浙沪三省市就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南京分行两家管辖,而3省市中的商业银行又由3省市的分行领导。

　　资料显示,1998年11月1日挂牌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监管上海、浙江和福建一市二省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下设20个中心支行和123个县级支行；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于1998年12月成立,辖区包括江苏、安徽两省,下设一个分行营业管理部、1家省会城市中心支行、27家地(市)级中心支行和123个县(市)支行。

　　因此,一旦金融体制等各方面在长三角的金融联动中取得成功模式,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其它都市圈推广。难怪王欣欣说在长三角实施金融联动是最为艰难的一步。

　　按照长三角金融合作框架研究课题组的设想,长三角金融联动需要4个层面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的合作，金融监管部门的跨地区合作，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纵向与横向的金融创新、金融产品研发与大力拓展中间业务等方面的合作。因此,专家们建议,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按省市划分的标准已经落伍,可以参照外资银行通过大区布点的方式,重新调整和整合现有的资源。调整可分两方面进行,一是严格按照区域经济合作的要求来配置银行的服务资源,二是建立起引导资源流动的区域性的银行经营管理架构。

　　据透露,有关动议最初是上海市政协去年受市政府委托所做的“长三角经济合作课题研究”的一部分,随后迅速升格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今年的年度重点课题。上海分行将这一课题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相当重视,并将其列为重点调研课题项目。

　　力争尽快输出金融服务

　　江浙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对金融服务产生的强大需求,仅仅只是长三角金融联动框架研究产生的一大背景。利用长三角加快区域金融发展的时机,配合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背景。

　　“实现区域资源的整合,将帮助国有银行把庞大的网点优势变为更强大的竞争武器,使金融服务真正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这是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关键所在。”接着周路的思路,王欣欣进一步指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国家战略,如果就上海一个地区来谈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很不现实”。

　　王欣欣对国际金融中心纽约进行过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他认为华尔街实质上起到的是把国际资本输送到美国各个行业的“管道”作用,中国也应该形成并具有这样的“管道”,以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掌握对国际金融资源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问题上,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证券研究所所长杨朝军也认为,上海是背靠庞大经济腹地的枢纽性的“伦敦型”。

　　王欣欣认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上海要做什么,而是上海能为全国提供什么。未来中国建设需要的资源应由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由直接利用外资到通过‘管道’来吸引外资。”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华民同样认为,到目前为止,国外资本多采用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多的金融流量将直接涌入中国,而上海正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接纳大规模金融流量的大城市之一。

　　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地区的GDP总额应与其存贷款总量旗鼓相当,但这个规律在上海却没有得到体现。2002年,上海的GDP总额约5500亿元,而存贷款额均超过了1万亿元。其中,相当部分的资金来自江浙,又流向了江浙。既然江浙一方有项目优势而缺乏上规模的资金,而上海作为全国大银行云集的另一方又是资金充盈,长三角的金融联动,无疑就是黄金组合。

　　不言而喻,随着上海资金集聚与辐射效应进一步显现,与上海成为黄金搭档的就自然不仅仅是江浙两地了。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陆红军说,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分3个阶段来努力,首先就是要从现在起到2005年巩固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第二是用20年到30年时间逐步建成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三是在完成第一、第二阶段目标的同时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向全国输出金融服务,目前已经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上的探讨了。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吉晓辉3月27日在由94家中外金融机构参加的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第10次会员大会上说,加快迈向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的上海,在大力发展以金融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的同时,要更好地融入全国、服务全国,不仅要继续扩大产品服务、商品流通服务,还要为全国各地提供金融服务。

　　在专家们看来,吉晓辉的上述讲话,表明上海已经准备努力向全国输出金融服务,以迅速增强上海金融中心服务全国的功能。而上海能够在多大层面上满足全国的金融需求,第一步突破是否成功自然相当的重要。对上海来说,选点长三角,可谓是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

　　上海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凸现

　　2002年以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由证券、外汇、货币、期货、黄金、钻石市场构成的比较健全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已在上海形成,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2002年货币、黄金、期货市场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

　　作为最早在上海建立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之一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全国性银行间拆借中心,经过几年的发展,已初步具备了现代化金融市场的特征。中心成功开发运行了以电子网络为载体的银行间外汇交易、信用拆借、债券回购、现券买卖、外汇清算和信息服务6大应用网络系统,并不断提升其功能,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特别是去年随着市场成员的不断增加,人民币同业拆借系统和外汇交易系统均连创新高。2002年，人民币总成交量突破10万亿元大关。

　　去年10月30日正式开业的上海黄金交易所,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性成果,也是上海金融市场体系完善的一个标志。上海金交所开业一个多月来,黄金交易量稳步增加,至2002年12月31日,总交易量已突破2万公斤；市场黄金价格初步形成,并与国际金价基本接轨,通过市场配置黄金资源的作用开始显现。交易所仓储、清算系统运行平稳。

　　沉寂多年的上海期货市场2002年也焕发出活力。上海期货交易所去年1至11月的成交金额已超过1.4万亿元,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去年10月份成交金额1433.05亿元,首次占全国期货市场份额的50.3%；二是实现了现有上市的全部品种同时活跃的新局面。上海期交所日前已被国际铜行业认可为国际定价中心之一；橡胶期货的成交价也逐渐成为生产、消费和流通的重要指导价格,其价格已引起世界最大的3个橡胶生产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关注,和过去橡胶定价中心日本工业品交易所形成互为参照的态势。

　　2002年股票市场低迷,成交量受到影响,但上海证券市场规模继续迅速扩大,市场运作体系不断完善。从市值看,上证所在全世界200多家交易所中名列第13,在亚洲地区仅次于东京、香港交易所；目前,上证所投资者累计开户总数超过3500万户,机构投资者得到较快发展,超过17万户。与此同时,借鉴发达证券市场的发展经验,上证所建成了一套功能齐全、技术先进的市场运作系统。经过4次重要的技术升级之后,上证所交易容量峰值已达到每秒8000笔,日处理容量委托2900万笔,成交6000万笔,各项指标均居世界前列。

　　2002年,上海钻石交易所也步入良性运行状态。交易规模明显增大。截至去年10月底,上海钻石交易所的钻石交易总额已达到1.15亿美元,实现税收4300万人民币。

　　参加视察的政协委员们对上海这些金融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证券、外汇、货币、期货、黄金、钻石等交易市场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随着这些全国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上海金融市场的规模实力、技术水平、集聚能力和辐射功能正日益增强,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们同时希望今后还要加大发展力度和步伐。

　　上海迈向国际金融中心进入关键时期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蒋以任在近日开幕的“新世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高层研讨会”上指出，上海已进入从中国内地金融中心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

　　蒋以任说，经过10年的建设，上海金融业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上海确立内地金融中心地位奠定了基础。金融业目前已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上海“一、二、三”产业的比重2000年已达1.8∶48∶50.2，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已由“八五”期末的10%升至2000年的15.2%。

　　蒋以任表示，上海的金融市场已形成多元化、体系化格局，上海已是中国内地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目前，由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等组成的全国性金融市场体系已在上海基本建成。他说，上海的金融开放居中国之首，到目前为止，上海外资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总资产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5成，世界前50位的大银行中有20多家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在沪外资证券代表处有42家，外资保险公司14家，占全国总数的比重也都超过了半数。

　　蒋以任指出，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后，下一步将继续向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目标迈进。今后一个时期是上海从内地金融中心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必须牢牢抓住加入世贸组织5年内上海金融率先开放的先发效应，进一步强化其内地金融中心地位，不断推进上海金融发展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则表示，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我们需要一个以中国的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上海具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目前的重点在于制度创新。吴晓灵认为，上海具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也已具备全国性金融中心的现实条件，为其向国际金融中心过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外，上海还具有地缘与历史优势、经济优势、体制优势及金融基础设施优势。

　　吴晓灵指出，目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体制难点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上，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必须立足于制度创新。首先，要大力推动金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包括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适度提高汇率弹性、推动资本账户可兑换。这些问题不解决，市场就无法真正发育，国际资金资源的流动就无法畅通，也很难形成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其次，要促进基础设施与国际的接轨，包括中介机构的数量和服务水平、监管水平、法律环境、信用环境及人力资源管理各方面的接轨。

　　据调查，由于竞争手段单一，目前"长三角"出现了严重的产业重构现象。在相距不远的15个城市中，有11个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业，有8个城市选择石化业，12个城市选择通信产业。目前"长三角"地区一些跨行政区域的企业依旧受到诸如行政收费等方面的制约，位于区域交界地区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仍处在互相分割的状态。

　　资源共享长三角还需拆除区域藩篱

　　○特约撰稿合群郭玉

　　长江三角洲，全世界的目光正在向这里聚焦——

　　上海：规模经济张力充沛，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能力越来越强；

　　江苏：乡镇企业脱胎换骨再现活力，外资引进如火如荼；

　　浙江：私营经济兴旺发达，制造业傲视世界市场。

　　“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长江三角洲以全国2.2%的陆地面积、10.4%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2.1%的国内生产总值、24.5%的财政收入、28.5%的进出口总额。这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许多有识之士认为，长三角不仅已经或者即将成为中国经济巨轮的领航者，而且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下一轮复苏的“发动机”。

　　如何让长三角保持高歌猛进的态势？长三角在发展中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就诸如此类的问题采访了该地区的许多政府高层领导和企业界人士。　

　　交界地区的水、电、路互相分割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沪、苏、浙3省市，地域相连，文化相近，经济相融，人缘相亲，相互联系十分密切。然而，在这些自然形成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亲善的背后，却是一条条无形的行政区划线，泾渭分明。

　　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板向记者讲了这样一桩事：在江苏免检的产品到了外省市还要再检，甚至在同一个省内，这个城市的免检商品进入其他城市还要再从上到下“跑一趟”。这实在让许多企业吃不消，“时间成本、入市成本太大了”。长三角虽然经济总量很大，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中心。按照国际标准，称得上国际经济中心的城市，其GDP必须占全国15%左右。如此计算，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上海市远远达不到国际经济中心的要求。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果按照现行的行政区划，上海市的GDP要达到15%的比例至少还需要40年；但是，如果把江、浙、沪的15个城市作为一个城市群，目前整个长三角已经创造出占全国22.1%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上海要确立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离不开江浙这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嘉兴市市长陈德荣对记者说：“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上海处于中国东部地带和黄金水道的尽头，有江浙两地为依托，长三角已被公认为是全球第6大都市区和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总量比重上的要求，但长三角在区域一体化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经济一体化未形成。特别是由于行政区域的限制，生产要素还不能自由流动，各城市之间经济要素间的流动受到严重阻碍”。

　　让“汉界楚河”淡出长三角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从而形成长江三角洲新的区域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讲，可以为实施分区域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打造‘试验田’，可以构筑我国经济腾飞所需的世界级大都市带，还可以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培养‘重量级选手’。如果没有合理规划，使各地间形成优势互补，长三角经济带很容易造成地区产业过于雷同，最终会浪费长三角地区黄金般的资源。应该让‘汉界楚河’淡出长三角，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则说：“建设沿江工业走廊，扬长江之长、补隔江之短，是发展的一个大题目。建设沪宁高速铁路或磁悬浮，在上海和南京之间形成城市间的快速通道，可以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其它地区与上海‘前店后厂’的合作关系，提升南京、杭州等城市的城市竞争力”。

　　镇江市市长史和平说：“目前，包括上海、苏南和浙江东北15个主要城市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只有不到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却集中了近半数的全国经济发达县，聚集着近百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产业园区，还有数千家巨人型企业。超大型的长三角城市群正日益引起世界的关注。我想，城市之间要打破区域界限，包括环境在内的基础设施应该实行共享，产业之间应该形成一个互补的配套链”。

　　浙江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说，长三角区域经济要更快发展，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随着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资金的流通、人员的流通、项目的流通、各种生产要素的流通，必然会更加频繁。其中，相当一大部分都发生在不同省份的不同城市之间。如何让这些要素能够更加顺畅地流通起来，这是一大题目。

　　整体协调长三角经济发展记者采访了著名民营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陈守义，他说，应该在“市场之手”推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政府之手”，组织一个协调机构来整体协调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

　　宁波市市长金德水说，宁波市现在的发展战略就是全方位和上海经济对接。宁波市在交通、产业、能源、旅游等方面都与上海有着相当强的互补关系。宁波通过跨海大桥和上海进行陆上对接，通过上海到宁波的短途航班进行空中对接；在产业对接上主要采用错位发展的战略，利用上海的技术优势，打造宁波的8大先进制造业基地。宁波的发展目标是成为华东地区重要口岸，扮演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的角色。长三角的整体发展应该有个规划。长三角还不像“珠三角”——“珠三角”在广东省境内，协调起来比较方便；长三角就涉及到跨省协调问题。

　　习近平表示，主动接轨上海，加强上海与沪苏两地的合作与交流，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3省市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分工、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市场的拓展、环境保护以及科技、信息、教育、人才等方面，全方位地进行双向对接，加强交流，推进合作，共同发展。

　　浙江省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方面表现出更为迫切的要求。目前，浙江省已提出从7个方面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些初步设想：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共同参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建设，加快建设功能完善、高效畅通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在信息化建设领域，以电子政务和企业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为重点和切入点，共同开发建设综合性或专门的共同信息交换平台；在产业分工领域，充分发挥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和制造业的优势，积极呼应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功能的升级，承接上海产业的辐射和转移；在农业领域，把浙江省丰富的山海资源和发展效益农业的优越条件，与上海发达的城郊型、都市型农业基础和强大的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联手发展生态农业和优质高效农业；在科技教育领域，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推进人才交流、人员培训、联合办学，通过高校合作和网上技术市场等渠道，开展技术联合攻关；在旅游开发领域，以上海2010年“世博会”为契机，完善旅游合作协调机制，加快制定旅游合作规划，加大旅游市场拓展、项目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力度，共同构建沪苏浙旅游经济圈；在环境保护领域，加强太湖流域、黄浦江源头地区及沿江、沿海等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联合开发利用区域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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