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讽刺

　　潘多拉

　　向一家晚报的时评版Ｅｍａｉｌ过去一篇稿件，很快收到他们的一封自动回信，其中强调了该版对来稿的要求：“热点、理性、建设性，谢绝杂文。可以批评，但不要讽刺。”读后不禁愕然，继而释然。

　　报刊时评的勃兴，是近一两年来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时评一向被视为“报屁股文章”，在那些或以含蓄的曲笔见长，或练就了一手“不着一字，尽显风流”功夫的杂文家眼里，这种有话直说、就事论事的文体无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不想时易时移，风水流转，如今报刊上时评栏目和版面遍地开花，而杂文的阵地却大有日渐萎缩之势。笔者在媒体混饭有年，既摆弄过杂文，也划拉过时评，对二者如此这般的消长盛衰颇为不解，不想上述那家晚报时评版对作者投稿“可以批评，但不要讽刺”的要求，却令我茅塞顿开。

　　中国古代有所谓“讽谏文学”，但讽谏者不过是以讽刺之名，行建议之实，有点儿像鲁迅在《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中说的新月社诸君子，“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收入《古文观止》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和《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是讽谏文学的两篇代表作，你看邹忌为了让齐威王明白“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的道理，不惜大长他人（徐公）志气，大灭自己威风；司马相如为了规劝汉武帝不要亲自打猎，不惜一唱三叹渲染铺陈，以求“于悚然可畏之中，复委婉易听”之奇效。严格地讲，讽谏追求的是“曲学阿上”，故不能算是讽刺，至少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讽刺。

　　自杂文在鲁迅那个时代成为文学的一个主流样式，讽刺就被锤炼成了杂文的一件主打武器。讽刺者要么嬉皮笑脸，要么指桑骂槐，要么骂人不带脏字，要么“杀”人不见血，总之是上上下下没个正经，“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不是摆出一副比被讽刺者高明一百倍的样子对他指手画脚，就是一上来就旗帜鲜明地站在被讽刺者的“对立面”拿他当逗乐开涮。被讽刺者如果没有那种“被打了左脸接着还让打右脸”的非凡雅量，在饱受嘲笑、奚落甚至谩骂之后，很难不对讽刺者产生强烈的反感和刻骨的敌意。培根说，“当长于讥讽的人使别人对他的机智感到敬畏时，他就必然对别人的记性有所戒惧。”同理，当长于讽刺的杂文家使某些被讽刺者对他的“险恶用心”感到愤恨时，他就必然对被讽刺者的耐性有所戒惧。于是杂文趋于边缘化，不少杂文家转而操作时评，虽大异其趣，似亦不妨苦中作乐。

　　时评中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则不然。批评者一般不玩讽谏那一套迂回曲折的手法，而是诚恳忠直，温柔敦厚，恨不得把自己的一颗红心掏出来让被批评者过目。他们有时也脾气火爆，言辞激烈，但却立场坚定，态度端正，善于设身处地地从被批评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与被批评者一道，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克服困难，应对危机，把共同的事业建设得更加美好。北京人到某个地方办事，喜欢用“咱们这儿如何如何”的句式来和人家套近乎，那意思是说，别看我是来求你办事的，其实我和“咱们这儿”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如果给“咱们这儿”添了麻烦，您也就当是“咱们这儿”自己的麻烦，多担待着点儿。与此类似，批评者在小心翼翼地批评“我们的”有关部门在某项工作中的不足，诚惶诚恐地提出建设性意见的同时，一定少不了要反复声明“我们的”有关部门一直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有效措施……

　　当“他们的”讽刺成为禁忌，“我们的”批评遂生意兴隆。与厚颜无耻的溜须拍马和声嘶力竭的歌功颂德相比，“建设性”的批评得以郑重其事粉墨登场，已经要算是不小的进步。然而眼见杂文作为一门讽刺艺术竟然日渐式微，又不免对这一进步心有不甘。笔者这两年一再撰文，呼吁在中国大力推行与被批评者“势不两立”式的“恶意批评”，现在看来，我实在过于天真了，当务之急恐怕是要将以杂文为代表的讽刺艺术从这场莫名其妙的灾难中拯救出来——毕竟讽刺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好意，却未必怀有多少恶意，离“恶意批评”尚有百里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