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弱势群体代代相传

　　易宪容

　　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生活状态是新一界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无论是总书记深入基层，还是总理下到煤矿深井、到医院看病人等，都体现新政府对弱势民众的关怀与注重。但是如何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如何改善他们生存状况，不仅在于分配他们多少财富，增加多少援助，更重要的是如何增强他们的生存能力或人力资本，特别是如何不要让弱势群 体代代相传下去，即如何保证他们的子女受到最基本的现代教育。

　　最近出版的《南方周末》上，刊登了"屈辱换回上学机会"、"从那天起，我离1300公里"等一组关于城市打工者的子女上学如何困难之文章，读后真的让人潸然泪下。是的，在我脑海里，不仅听到那个逼迫离开北京到乡下去上学9岁的女孩离开北京时不停地哭喊声，也浮现出了那个为了孩子上学而受尽凌辱踏过"公立小学"校门80多次外来女打工者当场大哭的场面------人只要是有血有肉，这样一幕幕的场景怎么能让人无动于衷呢？

　　是的，我们的农民、这些从外地来到城市的打工者，为了一点生计，离开了自己的土地，来到了陌生的城市。他们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差、险、收入低的工作。在城市里，他们除了工作一无所有；他们遭到城里人的白眼、羞辱、剥削，被沦为二等的公民。但是，对于这一切，有多少人不是视而不见呢？更为甚者，不仅这些弱势的农民不能够从其贫困中走出，他们的子女由于父母户口关系而被排斥在城市教育体系之外。想到此，不知道我们社会公正到哪里去了呢？

　　现在的北京，已是春暖开花的季节。自然呈现一片生的冲动，小草、绿叶、繁花-----到处是生机盎然。但是，每当你去菜市场买东西时，看到那些买菜民工的脸，你心中未免会感到十分凄然。冰天雪地的严冬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寒冬对他们的伤害(即冻伤)却深深地烙在他们的脸上难以挥之而去。天真烂漫的孩子在市场里追逐着，但他们却被排除在城市教育体系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有50多年了，尽管在立国的开始几年里，农民享受过前所未有的大翻身的感觉。但是，好景不长。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大赶超战略下，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把巨大的农村财富抽到城市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成果只能让城市里的人来享用。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强化社会身份等级制，在各个方面把农民与城市居民隔离开来，让全国的农民一直处于二等公民的处境上。

　　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广大的农民在初期也分享了一点改革开放的喜悦，但是以往那一系列对农民歧视、剥削、隔离的政策却一直在延伸，一直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压迫着广大的农民。试想，广大农民为什么会比城市里的人贫穷？为什么他们好几代都会成为中国社会最为底层的弱者？是因为他们的天赋不好、能力不足、工作不努力吗？其实这些都不是，最根本就是他们一直承担着整个国家与社会之重负，承受着政府政策使然让他们无法走出那贫困的山村。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农民为什么不需要城市户口，当然，如何不培养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能力，他们如何敢贸然而为。

　　事实上，政府好的政策可以让广大的农民迅速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如淮河蓄洪区安徽霍邱县冯井镇的农民在北京中关村迅速发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不好的政策则让广大的农民永世不能摆脱自己那种积弱之状态。其实，这仅是过去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面对未来，要面对着弱势民众未来能够走出困境之路。也就是说，如果不改变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教育制度及人们对农村教育之观念，那么国内的弱势群体还要代代相传下去了！

　　因为，接受现代教育不仅是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也是每一个公民迅速成长、有效提升自身与家庭、获得人力资本投资最便利的方式。在现代社会里，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社会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也是家庭和个人投资收益率最高的地方。正是通过家庭与个人生活条件的提升，使得现代教育也成了缩小社会差距、改善社会结构的有效方式，特别是下层民众希望于教育，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和创造向上流动的条件和机会，从而来改变自身的弱势状况、缩小国民的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精英教育的观念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从《教育法》来看，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所获得的最基本权利，但实际上受教育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户籍制度及其他政府管制的限制，以致不少弱势群体应该分享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或是徒有虚名或是扭曲。

　　我们先来看农村的义务教育，几十年来中国实行的基本上是精英教育而不是平民化教育。即国家把十分稀缺的教育资源用于少数发达的地区，用于以户藉隔离开的城市及少数精英学校。如千方百计地投入大量资金创造世界一流大学，而广大的农村的基本义务教育投入则十分稀少。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基本义务教育资源十分短缺，农民的子女所受到教育越来越少。特别是在一些边远或贫穷的农村，儿童的入学率十分低。当这些地方的农民走向社会后，无论是在本地务农，还是出外打工，由于人力资本少，他们也只能从事一些社会最底层人所做的工作。因此，这些人要从他们弱势群体中走出是十分困难的。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大量的农民流入城市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差、险、收入低的工作时，这些没有城市户口、最弱势的中国农民不仅不能分享到城里人的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及政治待遇，而且其子女的义务教育也被摒弃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城市打工者子弟学校应运而生。仅北京市，1993年还只有一所打工者子弟学校，可是到现在已经多达300多所，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充，有些学校在短期内从几十个学生扩大到现在几千乃至上万人。也正是打工者子弟学校迅速发展的时候，我们不是如何来帮助它们，而是开始始以打工者子弟学校办学条件不够、教学质量差等理由进行整顿。比如在北京某区教委就在这些打工者子弟学校贴出通告，宣称"凡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学校，自公告之日起停止一切招生和教育教学活动；凡是给类学校出租房屋和场地的单位，必须终止租赁协议"，由此一些打工者子弟学校被迫停办，从而使得这些打工者的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我要问的是，城市打工者子女的义务教育本来是政府应该承担之责任，但政府不仅不这样做，反之掐断打工者子女受教育之路？以政府所掌管的权力、以城市教育体制标准来要求打工者子弟学校，而不考虑弱势者的权益与巨大的市场需求。我们的政府不是尽力地去扶持这些学校，让它们快一些成长，反之以一纸行政命令关闭之。这样做受到伤害的是谁？除了那些处于城市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之子女外，还能有谁？其结果除了让这些城市中最弱势者弱势代代相传之外，还能有什么？党的十六大文件清清楚楚把关注弱势群民众之利益写在其上，但是我们有些干部为什么对弱势民众的利益视而不见呢？政府可以为城市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但为什么对打工者子女教育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的东西则要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扼杀掉？我们社会的公正在哪里？

　　现在还得回到问题的最实质面来。中国农民的积弱贫穷并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很多方面都在于政府政策的使然。而且这种状况仍然在通过剥夺弱势民众子女受教育的方式而代代相传。如果这样的状况让它存续下去，那么广大的农民永无翻身之日。如果9亿农民永远是弱势群体，那么中国的经济能够有后续发展之动力吗？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的政府要让中国有农民或弱势者走向富裕之路，不在于如何把城市建设得更现代、更漂亮，以短期的效应来体现自己的业绩，而是应该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让他们的子女进入城市的义务教育体系，让国内的弱势者分享现代文明社会的教育成果。因此，打破几十年来一统天下的垄断性教育体制是目前改革最为迫切的事情了。也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之长久之策。

　　打破垄断性的教育体制，形成公立与私立并存的教育市场，把国家的教育资源以"教育券"方式分散到各个受教育的孩子手中(无论是城市的孩子还是打工者的孩子都是一样)，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约束条件对所进入学校的选择。这一方面能够保证整个社会的公正性，让打工者的子女分享到整个社会文明的成果，让他们在受教育中提升自身，另一方面，又能够形成有效的教育市场竞争机制。如果国家垄断的教育体制不打破，要深化教育改革是不可能的，弱势民众也不能够享受现代教育的成果。

　　总之，中国农民弱势性是政府政策使然。如果不对政府一系列的政策进行大的改革，这种弱势性只能会代代相传。而要改变这种弱势性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要让农民的子女教育纳入到城市化进程体系，让所有弱势者的孩子接受最基本的义务教育。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社会公正的基本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