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机与生命至上

　　易宪容

　　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什么东西最为重要？金钱、财富、美女、名誉、地位、权势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其实并不最为重要。这些东西都不具有本体之意义，而最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命。生命，只有生命，才是个人生活之本体。只有人的生命才衍生出人类社会、个体的经济生活、人的欲望与需求。如果没有生命，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会有意义呢？我们的经 济生活又如何生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是至上的。生命至上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公理,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之前提。但是至上的生命又是如此之脆弱。人类的生命随时随地都会面临着来自然与社会各个方面威胁。比如疾病等天灾人祸。

　　面对着生命的脆弱性，我们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技术发明与创造等等，特别是法律与医院都是特为这种生命的脆弱性而设。如果脆弱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来自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外面侵犯与攻击，这不仅使生命至上的意义尽失，也说明了我们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与缺陷。

　　近段时间，SARS如一个难以挥去魔魇，侵蚀着人类，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当它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华夏大地时，每一个脆弱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危险与威胁。可以说，正是这个SARS，尽管在显微镜下有美丽的外表，一如自由女神像上的皇冠。但是它正在挑战着人类的智慧、勇气与承受力，挑战着现有的制度安排。尽管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来应对并最后战胜它，但是SARS仍将给我们生活、我们脆弱的生命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不确定性。面对着SARS的不确定性，至上的生命如何改变其脆弱性，如何走出SARS恐惧的阴影并遏制与战胜它，是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所要面临的窘境。

　　诚然，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是在与自然抗争及社会制度改进的结果。我们不需追溯那更久远的年代，光是在近几十年，20多种的新的病毒一种又一种被发现，面对这些新的病毒，人类一直处于无知之中。面对着这种无知，脆弱的生命也只能处在不确定性的风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一项报告中说，仅1995-2002年间，全球就有过至少30起突发性疫情的爆发，只不过大部分离我们比较远而没有在意它们罢了。如2000年10月在非洲乌干达爆发的埃波拉病毒，及1999年在纽约爆发的西尼罗河病毒脑炎，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厉害的传染病病毒，人一经染上，死亡率很高。

　　面对着自然界的无知，面对着突发事情带种种风险，尽管诉诸神灵与天佑早已成为历史，理性化成为人们应对和处理突发性发事件的基本程式，如医学技术的创新与发明，现代制度规则的建立，但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与标志在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种种不同的交往与互动中。而当我们面对着袭之而来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时，这些事情也告诉我们以往那种频繁的交往与互动，以往那种自由与平常的生活是极其危险的，甚至于是致命的。任何他人，无论是生人或亲友，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潜在敌人。它使我们不得不远离社会生活，远离以往群聚之处。SARS的出现更是把这些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不仅人员流动频率的增加使得疫病的传播途径和速度都大大超过以往，而且大城市中人口的拥挤和环境污染严重使得对传染病的控制更加困难。这也使脆弱的生命更加暴露在各种风险的威胁中。

　　以往，人们总是以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医学科学成可以为脆弱的生命来化解来自自然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诚然，医学上的一次又一次重大发现，脆弱的生命不断地得到维护。特别是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更是把对脆弱生命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如天花)掌控在人自身的手中。随着1980年代天花病毒的灭迹，曾有研究人员认为，"传染病的威力早已成为了历史"。但实际上，脆弱的生命所面临的自然与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完全缓解。新的难题与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而且医学科学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对医学科学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医学科学的不完全性是更是表现得无遗。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建构在日益复杂的网络中时，复杂技术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对人们经济生活、日常生活影响与冲击就会越来越大。因此，更需要好的制度安排来化解与分散这些风险，来保护脆弱的生命。

　　也就是说，如何来保护脆弱的生命，医学科学的发展自然是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应该对现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进行全面反思，并创立新的制度安排让大家来分散与应对所面临的来自各方的风险，应该思考构巩有效的社会组织体系来来保护脆弱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必须以生命至上为本体。

　　因为，在一个公平、公正、文明的现代社会里，个人的生命是无限至上，它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价值及意义。只有自己的生命受到尊重，具有价值与意义，他才会尊重他人的生命与价值，才会让每个个体脆弱的生命具有安全感，而不必担心这种脆弱的生命面临着威胁与困境。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是生命至上，而是以个人的身份或其他事情来界定其贵贱，来显示其价值与意义，那么整个社会就会等级森严。在这样的社会，脆弱的生命与价值是无法受到尊重与保护的，其社会成员必然会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内在潜能受到严重压抑。而且，个人的生命不能够受到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不平等，有效的合约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实行，法治精神更是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

　　面对着SARS，每一个人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一样。只有以生命为本体、生命至上，面对着SARS威胁的每一个人才能够齐心协力来战胜它、遏制它。否则，"我是SARS，我怕谁"一定会泛滥，重现艾滋病所发生的事情。生命至上，不仅表现在对SARS患者与非患者、SARS康复者、医务人员等尊重上，而且表现在如何告诉民众已经发生了什么，以便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寻找如何最好地保护自己之方式，如何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走出。

　　可以说，这次SARS危机，政府把其全部工作的重点重新确立在生命至上的本体上，以此为出发点来思考与安排其制度。这也为中国经济又一次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具有十分重要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可以说，如果国内现行的领导人能够以生命到上来确立制度与制订政策，那么一定会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找到一条好的途径，万难也能够迎刃而解了。

　　但是，在目前化解SARS危机的过程，为什么不少与中央精神相悖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各地方遏制SARS"矫枉过正"的行为随处可见？问题就在于有些地方并不是以生命至上为本体，而是以各地方长官的利益为根本。这些地方官员仍然将公共决策视之为"搞运动"。只要上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搞"一刀切"而不去认真地做事，不是一件一件事件具体对待。这样做可能会比SARS事件对经济带来的严重伤害会更为严重。特别是那种各地闭门锁关，不让人员流动的方式，表面上是为了遏制SARS的传播，实际上是地方官员以逸待劳。他们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不把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为了保证自己乌纱帽不失，阻碍地方之间的交流，损害广大民众之利益。这种不以生命为至上，肯定会严重损害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会严重伤害国内的经济。如果这些行为不纠正，未来的祸害将一定会SARS更严重！比如，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SARS，为了防止SARS而采取"封省"、"封地"方式，其司马昭之心，难道不让人看得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