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变革呼唤着政治改革

　　易宪容

　　从上个月底以来，国内对金融业的动作频频，先有周正毅事件，后有对中国建行、发展银行的的审计，最近又有300人进入中国工行审计，从已披露出来的问题及可能面对的问题来说，国内金融业可能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最为困难的堡垒，它不仅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政府的重视，也引起了国内学界深刻的反思。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已经严 重地阻碍了国内金融改革的发展。同时，这也表明国内金融业已积重难返，国内的金融业改革已经走到了严峻的十字路，如果不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很难寻求真正改革的突破口。

　　其实，据现有的信息来看，最近金融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失。很简单，为什么有人用简单的几招就能够把国有银行的钱骗出来？根本就在于钱权交易，根本就在于通过权力用国有银行的钱。而这些国有银行的钱，都是权力的一种象征，如果不靠近权力，谁能够获得？如果不是钱权的相互交易，谁能有作为？

　　可以说，不管以前发生的事件还是今后可能审计出来的事情，国有银行的大多数问题，所牵涉的人，肯定是钱权交易之结果。而要减少这样的钱权交易，就得通过设立制度让钱权分离，即减少权力与金钱交易的机会。而权力的界定与约束则是政治改革题内之义，光靠经济手段是不能够治理好的。正是这意义上说，借国内金融业变革也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已呼之欲出。否则，不管对已有案件如何严查，如何严厉处理，其问题之根源依然存在，这样的钱权交易随时都可能会发生。

　　凭心而论，近年来，四大国有银行早已开始按照商业银行的规范在进行改革。如采用新会计制度、集中贷款决策、创造新的监管主体等。四大国有银行在撤消了2万多个分支机构的同时，广泛地推行内部机构的"扁平化"改革，全面完善业务操作流程的标准化管理，改变信贷分类标准，构建符合现代银行业务运作要求的信息系统和决策机制，并开始对信用风险实施严格管理。可以说，从技术层面上说，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国有银行的内控机制与监管体系基本上与国际惯例接轨，而且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在形式上与发达市场体制下的商业银行也没有明显差别。

　　比如，对中国银行来说，早在2000年就形成了"统一授信、集中授权、科学决策、有效监控"的授信风险管理体系。中国银行更是建立了严格的信贷决策程序，即独立的尽职调查、民主的授信评审、严格责任追究制度的问责审批。而且这种十分严格贷款风险管理制度也在其他几家国有商业银行普遍推行。但是，为什么看上去应该没有问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授信风险管理体系，却让国有银行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而且从以往的朱小华事件、王雪冰事件，及目前的周正毅事件来说，许多巨大的问题不仅可以长期掩盖，而且在国有商业银行中问题一旦披露出来总是会触目惊心。

　　很简单，其他几家国有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其高层管理者所掩饰起来的问题会比中国银行更小吗？实际上只会有过而无不及。因为，近几年来，中国银行一直处于国内银行业改革、国内银行业与国际接轨的浪尖上，当旧的制度规则、管理方式、运作模式、激励机制与新的市场制度接轨时，所面临的冲突与不适应性、其本身所具有的缺失也就暴露无遗了。当这些当事人身处完善的市场体制却又走不出传统行为方式时，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油然而生了。其实，对于整个国有银行来说，最近所披露出来的问题仅是冰山一角，对此银监会如何估计都不会为之而过。

　　但是，国有商业银行问题出在哪里？仅仅是在于国有银行所有者缺位、审贷制度脆弱、国有银行的内控机制形同虚设及信贷文化缺陷等。当然，这些原因自然是国有银行不能有效运作的原因所在，但并不最为重要。最为重要的在于国有银行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在于国有银行的产权安排为计划经济所主导，在于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者选拔根本就没有走上市场，而是传统的干部官本位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不是企业、不是行政机关、不是事业单位。但又是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事业单位，追求人事级别化；作为政府，高级管理人员追求行政级别最高化。在这种的干部行政化体制下，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完全是企业经营者与政治家一体化，而且这种干部机制还在政治上赋予了这种一体化的合法性，国有银行的行长既是银行家也是行政官员。

　　在这种双重激励机制下，即个人货币收入最大化与个人政治效用最大化，国有银行高层管理者即仅是对任命他的主管者负责，而不需要对所到任的企业负责但却有无限放大的权力，没有努力工作的激励却要如何掌握更多的资源、如何获得更多的非货币性收入。而银行高层管理者一旦发现其市场机会不好，又会轻易地转到政治家市场，从而使得两个市场机会主义盛行。即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市场转移(从经营者市场转移到官员市场)来规避风险，易地为官。甚至于银行家会利用其手中掌握巨大资源优势在两市场之间进行交易。

　　也就说，从国有银行的风险控制体系来看，光是从技术层面上来建构其制度，制定其规则，是无法解决达其目的的，最为重要的要从产权的安排、国有银行高级管理者的选择制度上改变传统的官本位方式，形成有效的银行家与经理人市场。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从政治制度改革上入手是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的。

　　再就是从新成立的银监会的功能与权力来看，银监会对国内银行业的监督能够有效地行使其职能与权力吗？如果不能，问题又出在哪里？可以说，对于新成立的银监会，其功能与作用还得拭目以待。但是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证券监管模式，看看这种模式是如何运作的。美国证券监管模式有两大特点。一是强有力的证券监管委员会，其成员直接由总统任命，政治上赋予较高的地位，享有民事执法权力；二是政府介入较入。如安然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股市之信心，在短时间内通过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限令企业和会计界立即进行改革。最近对于美国投资银行之调查，也是参议院推动立法，并赋予证监会更大的权力。可以说，最近美国证监会对一些投资银行高层的调查，如果不是政府相关部门和国会在关键时刻，以政治方式插手，是很难对付这些投资银行的。也就是说，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要受到国会严密监督，另一方面有需要又会受到国会大力支持。

　　而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行使其职责有这样的政治制度环境吗？如果没有又是谁来监督银监会并促使他们努力工作。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来保证银监会能够行使其职责？从中国证监会这几年所走过的路来看，一方面无限权力的证监会无人监管，另一方面面对着种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无力无奈。因此，为了保证银监会的有效运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必然之路了。

　　总之，在中国金融大变革到来之际，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