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缩小贫富差距 调整“效率优先”分配原则

　　按照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必然产生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正处于“起飞”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然也会产生贫富差距问题。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富问题已经超出了一般规律，具有明显的非典型性。

　　为什么我国贫富差距扩大得这么快，程度发展得如此之严重呢？

　　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时间短，市场发育度低，运行秩序混乱，导致相当一部分人通过非法途径而“一夜暴富”。其中，走私、造假和股市非法牟利是最典型的表现。第二，严格限制人口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流动，造成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居民无法通过迁移的办法来分享城市和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成果。第三，市场扭曲。中国是一个存在“无限供给”劳动力的发展中大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大量吸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于解决经济现代化初期的就业和收入均等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有些投资和产业政策歧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影响了一部分劳动者收入的提高。第四，一些官员腐败不仅直接导致贫富不均，而且通过扭曲市场和败坏经济道德，在放大“振荡效应”的同时也抑制“滴漏效应”。

　　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不力也是中国贫富差距非典型性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总的效果很不理想。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对富人的收入调节政策不得力。首先是税收手段单一，主要倚赖个人所得税；其次是个人所得税本身也征收不力，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现象。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首先是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资金严重不足而严重不足；其次是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由于农民一般都没有社会保障，可以说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仍然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既然中国贫富差距的特征和原因具有超越常规的非典型性，那么应对之道也要具有非典型性。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降低贫富差距的程度和遏止两极分化的势头，除了加大政府调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之外，关键是要消除政府限制政策，充分发挥市场的收入“滴漏效应”。也就是说，政府既要弥补市场自发运行所带来的收入“振荡效应”，同时又要放开限制让市场自发调节以充分享有其收入“滴漏效应”。

　　首先要充分认识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调整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为此，我们首先要调整现行的收入分配原则，更多地关注公平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鉴于传统平均分配模式严重损害效率，我们把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确定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也大大提高了国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经济发展的效率。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和两极分化的势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也必须调整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并重”，把公平问题放在与效率同等重要的位置。

　　其次，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收入“滴漏效应”。第一，要放开限制，实行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第二，改变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歧视政策，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高科技产业；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政府的政策都应该一视同仁，避免造成市场扭曲。在今后可预见的将来，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中国的优势产业，也是解决中国大量人口就业和收入问题特别是低素质劳动者就业和收入问题的重要手段，对这类产业不仅不能歧视，而且要鼓励发展。像重视高科技产业那样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

　　的贫富差距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第三，应该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进程，加快市场立法，加强市场执法，尽可能避免因市场不完善而导致的“暴富”。第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从根本上消除腐败，这样既直接有利于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也有利于减少市场扭曲和引致的不当得利。

　　同时，通过完善再分配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第一，完善税收制度。通过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赠予税和遗产税体系来调节富人的收入。第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改革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体制，推进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第三，政府要加强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扶持力度，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应该实行类似的“农村振兴”战略，特别是要大幅度增加对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为解决农民和落后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创造条件。(作者为《管理世界》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