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透明更加制度化

　　前不久，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关于200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中披露的造假与违规问题所引起的波澜至今未平。李金华的审计报告，重要性不在结果而在于行为过程，既它代表的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透明度在不断提高，而提高透明度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形成了一个共同看法，即透明度太低是东亚 经济体的通病，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而我们中国在透明度方面，问题也不少。

　　众所周知，中国银行系统中不良资产的比重超过日本和韩国，在这些不良金融资产的形成过程中，透明度过低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按照一般人的理解，透明度的内容似乎主要指会计制度向国际水平靠拢及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问题，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透明度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会计财务信息采集及披露的规范化只是透明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它还包括政策法规的及时公示特别是减少和抵制腐败等内容。在我看来，只有首先弄清透明度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我们才能确立完善透明制度的工作目标。

　　让透明更加制度化，首先要在反腐倡廉、政策法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及经济运行信息采集和披露方面做工作，政府应当在这三方面订立工作规划。根据国外经验，反腐败最容易取得民众的支持但实施起来最为困难，因为腐败总是与特权相联系，所以，反腐容易造成某种程度的政治动荡甚至引发较重大的人事关系调整，实施起来也就比较困难。从这一点说，反腐败决心的大小及行动彻底程度是衡量一国立法、行政、执法机构道德和效率的最重要标准。在东亚经济体中，除日本外，经济增长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大都被冠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称号，这些经济体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却普遍存在着透明度低、诚信水平差、裙带资本主义盛行的问题，因此，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选择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显然，一个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盛行的经济只能是坏的市场经济。在坏的市场经济中，不仅资源配置效率难以提高，而且还极容易产生较大的金融风险。

　　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能对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巨额不良金融资产；二是权势者的腐败。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因素常常相伴而行。过去，我们常常用体制转型、结构调整这类制度性、技术性等不可抗力来解释巨额金融不良资产的生成原因，这不能说错，但至少有不全面之嫌。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在那些体制转型和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力已经淡化之后，我们看到的是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依然有增无减的现实，当外部体制因素已大体定型加之商业银行的风险内控机制业已明显加强，能对不良金融资产产生增生作用的不可抗力还有哪些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与授信业务、机构货币购买支配权及人事权有关的腐败，这种以权利为依托的腐败因素是每个基层金融机构所无法有效抵御的。在严格的上级任命干部体制下，基层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很容易对上级领导者的某些“办事要求”采取迎合行动，将国有或公有资产的支配权当成交际工具，甚至不惜违规和浪费，这使得以国营、国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不良资产的生成及费用漏出导致效益低下两方面的问题始终处于很难解决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透明度，让透明更加制度化，虽然不能彻底根除腐败和杜绝一切造假行为，但却可以将腐败和造假减低到最低程度。

　　在建立和完善透明制度过程中，制度的内容一旦确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来做执行者和监管者。以金融体系为例，在目前的金融系统中，金融机构是被监管对象，而监管者和监督者则很多，如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审计署和财政部，它们都是金融机构的监管或监督者，但在研究透明制度时我们业已明确：透明制度的目标是对所有的金融运行参与者一视同仁，也就是说，不管监管者还是被监管者都在透明制度的建立贯彻过程中承担一定的义务，并有着各自的分工。并且，透明的最终目标是对“社会公众”这个利益主体负责，因此，我们就必须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勾勒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透明结构框架。中国的国情反映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结构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我们很难简单照搬别的国家在透明制度上的通行做法。不过，我们已欣慰地看到：一段时期以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已成为我党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新行为准则，而反腐倡廉、反对说假话、反对形式主义已成为新一届领导人获得国内外一致好评的重要原因，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能正日益强化，普通市场参与者及一般民众的权利意识也在逐步提高，这一切，都为我们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透明制度提供了前提和保障，下一步，就看我们为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如何对透明制度进行设计、完善并具体实行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