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态度对待感性问题

　　对刘保罗的采访即将结束时，我们对他说：“感谢你接受了这个特别的采访”。他问为什么特别。我们说，“以往本报的《与老板对话》通常都是谈经营、讲战略，而我们这次却是谈伦理、讲道德”。听到这里，刘保罗先生打断我们的话，“No，No，No。”他连连摆手，示意不认同我的观点。“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战略啊！企业公民政策是诺华公司长期发展计划的一部分，是我们最根本的战略。”

　　的确，联想到刘先生在访谈中的阐述———诺华如何调整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公民从长期来看怎样节省成本，诺华如何优先选择与公司具有相同社会和环境价值观的商业伙伴，如何通过企业内、外部的审计及管理报告来监督企业公民政策，我清楚地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确可以成为战略，成为可以评估、执行的制度和细则。

　　尽管，刘先生提到深圳过劳死的女工、印度的穷困儿童时，面色沉重而愤慨，曾经一度让我以为他只是一位悲天悯人的理想主义者。

　　笔者认为，诺华之所以能够从战略角度对待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问题，原因就在于建立了企业公民体系，这个体系由6个要素构成：历史、文化、战略、培训、检查控制和社会环境。

　　历史——这个公司有1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很多不同考验之后，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诺华的企业公民制度中，渗入了西方强调个人、重视制度建设的文化精神。战略——不管是从企业领导人的言语上，还是从企业的制度文本中，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确把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了战略的一部分，社会责任融入了企业战略。培训、控制——这是执行层面的要素。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保证了企业公民政策的落实。社会环境———绿色和平组织等非营利组织和媒体对这些大企业施加了压力，政府的管制也十分严厉，消费者和社会大众对企业的道德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这些都是促使诺华重视企业公民义务的外部动因。

　　反思我国相当多企业，目前似乎在这六个方面都有所欠缺。我国讲究企业伦理的公司并不多，能够将企业社会责任提升到战略高度，并且建立执行体系的企业，恐怕更少。

　　刘保罗所说的企业要注重长远利益，承担社会责任；要使企业利益、员工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平衡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以诺华为镜，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企业如何建立社会责任；政府如何增加企业违规的成本，社会如何追究企业道德，等等。

　　采访结束了，但思索却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