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产业：转变管理方式

　　本报记者 段树军

　　回顾中国50年的汽车发展历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经部副部长冯飞认为，当前汽车产业进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汽车大众消费的趋势开始出现，汽车产业的竞争态势正在形成，汽车产品逐步丰富，跨国公司在华的战略性进入已经出现，汽车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显著拉动作用逐渐显现，汽车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 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分析，从未来的趋势判断，我国很有可能在未来15年或更长时间，将成为继美、日之后的世界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也有可能实现汽车产品的大规模出口。因此，在此背景下，在当前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制定新《汽车产业政策》，对推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新的产业政策应着重

　　解决哪些问题

　　冯飞认为，原汽车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产业组织结构政策，即市场准入政策。新形势下是否延续这一思路，是制定新的产业政策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他说，当前，长期困扰汽车工业的产业组织结构虽然仍存在许多问题，但散、乱的局面已得到初步扼制。从原产业政策的实行效果看，依靠行政性准入限制不仅未能扼制有不同权力背景的投资项目，出现了权力寻租，而且挡住了一些有活力、负责任的投资者，保护了少数既有企业的利益，造成竞争不足，产业竞争力难以提升。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也应是新产业政策的目标之一，但实现的方式必须转变思路和政策工具，应以竞争政策和建立社会性管制制度达到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目的。

　　他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转变到集中解决如下四个问题上来：一是建立以加强社会性管制功能为目的的新型管理制度；二是创造较宽松的消费环境，以及协调上下游产业和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产业技术政策；四是零部件工业政策。前两个问题涉及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职能的转变和必须着重解决汽车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确保汽车消费潜力不断得到释放，这是汽车产业发展所必须，仅靠市场和企业又做不到的；后两个问题是当前汽车工业比较突出、影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环节，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以社会性管制取代行政性管制

　　长期以来，汽车产业作为受宏观调控的领域，政府采取以投资审批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性管制方式实行准入管理。在当前的新形势下，以社会性管制取代行政性管制的条件越来越成熟。

　　冯飞认为，当前我国汽车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不充分，而严格的行政性管制是造成汽车产业竞争不充分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管制方式对企业直接干预、束缚企业活力、抑制竞争等方面的弊端充分暴露。他认为，当前微观主体预算约束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及银行商业化等方面的改革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改变了投资主体的预算约束机制，而非国有投资先天就具有预算硬约束的特点。但改革行政性管制并不意味着“取消”管制，而是在汽车产业的管理制度上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由行政性管制转变为社会性管制；二是准入管制由“管住企业”转变到“管住政府，放开市场”。也就是说，严禁财政资金投入到汽车生产等竞争性领域，严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保护。同时对政府之外的其他投资放松准入限制。

　　冯飞说，当前，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两个制度：一是汽车产品的型式认证制度。针对汽车产品的安全、环保、节能等涉及公众利益的方面，国家制定认证标准和认证程序，由中立的、专业化的认证机构进行产品认证，并将认证结果作为产品准入的必要条件；二是对缺陷产品实行召回制度。

　　他认为，社会性管制通过提高进入门槛，制止不符合条件的企业进入等功能，能够达到行政性管制所期望获得的目标，同时能够避免行政性管制的诸多弊端，也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定位。在当前社会性管制替代行政性管制存在时间差的现实情况下，可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措施，其原则是实行“禁令性”的准入管理，即除政府规定不允许做的事情外，其他全部放开。

　　制订跨越式的发展战略

　　冯飞认为，当前汽车技术面临重大突破，开发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强国谋求新一轮竞争优势的制高点，即使是奉行自由竞争的美国也制订实施新一代汽车计划（简称ＰＮＧＶ计划，这是美国惟一涉及竞争性领域的计划）。在这一重大技术转折时期，我国又处在汽车需求高速增长的阶段，应该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借鉴日本在石油危机后抓住紧凑型汽车和节油技术等关键环节形成竞争优势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利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的有利条件，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形成研发能力和大规模生产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他建议，制订中国的“新一代汽车计划”，制订相关法规以及在研发资助、税收等方面作大的投入，调动企业、科研机构等各方面的积极性，扩大与外资在此领域的合作，甚至可突破现行的外资政策（如外资股比以及合资企业的数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