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两种力量正在危及今日的中国大学。首先，大学正日益屈服于世俗社会的压力，这所精神的堡垒已逐渐变成了社会组织中另一个普通的机构；但另一种或许更值得关注的危险来自大学内部的固步自封——教师自身与知识结构的僵化，产生了令人窒息的空气，她比世俗更有力地扼杀了年轻的心灵。
对于大学的探讨从来都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争端。坚持她的纯净性，似乎就意味着不应理喻外界的变化；响应社会的变迁，往往又以丧失原则为代价。大学1000年的历史表明，高高的象牙塔从来就不可能完全抵御外界的影响——在中世纪她训练教士，在贵族社会她进行绅士教育，当民族国家重要性突出时，她就开始训练公务员，而当商业社会兴起，她则建立了MBA教育……当然，这种变迁绝非意味着大学仅仅是社会的应声虫，在很多时刻，她是一位激进的变革者，滋养着叛逆的思想，但她更多地是作为保守主义的中心，对新事物视而不见。不同立场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选取、截取相反的例证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法性质。但归根结底，在过去的1000年中，没有比大学更富有连续性的机构了。与1809年的柏林大学相比，2000年的柏林大学或许发生了巨变，但比起整个德国的变化，这种改变显然要微弱得多。
所以对于中国大学改革的探讨，在一开始就要避开意识形态化的立场。我们必须要承认的一个现实是，比起世俗社会乃至政府的压力，北大面临的更严峻的困境是其自身精神的衰落，是其知识生产能力的薄弱。北大人必须首先清除已习惯了多年的幻像。在105年的大部分时刻，她并非像她宣扬的那样杰出，甚至可能更为糟糕。她的全部创造性与精神遗产，来自蔡元培领导的短暂的10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真正创造大学辉煌的是清华。而在五十年代，北大是行政体制最大的受益者，院系调整使她在基础学科上获得了空前的实力。在六七十年代，她的确重又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但这次激进却导向一个灾难性的方向。在八十年代，她似乎恢复元气，但也绝非活跃的中心，充其量只是产生了几名迅速被遗忘的诗人。而在九十年代，她又开始面临急速地滑落。1993年，她仍被《科学》杂志评选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但10年后，这个位置已不复存在，她在科学理论研究上的成果已迅速被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超过。1998年百年校庆时，1978年以来整整两代北大人的全部精神遗产不过是一本《北大往事》，是的，这其中不乏可敬可爱之处，但更多的是琐碎与意气消沉，以至于每一代大学生，都只能从蔡元培时代寻找光荣与梦想，并一再地把鲁迅这样的人物强行拉入北大人的行列。
北大在知识生产方面已经乏善可陈，而在这个传统断裂的社会，北大也几乎未起到维系传统的作用；当世俗发出诱惑之时，她的动作也一点不比别的大学缓慢。过去20年的历史证明，北大并没有为价值观日趋混乱的社会提供有益的参照，也未能培养出试图改变中国气质的新一代人。北大精神逐渐演变成某种犬儒主义，过分强调片面的批判或者干脆采取逃避的立场。过去的两代北大学生很多变成了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无力参与、更无从谈起改变社会运转的方向。
“十五岁时，我第一次见到芝加哥大学，不知何故，我就感觉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生活。”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芝加哥大学的阿兰·布鲁姆教授这样形容他的母校。这本出版于1986年的严肃著作，出人意料地成为当年美国最热门的畅销书。因为布鲁姆对于面对后现代文化冲击、伟大传统正在日益式微的大学的批评，激起了人们普遍的情感——在一个混乱的年代，还有哪个机构能比大学更适合扮演社会评判中心的角色？她既应该抵制世俗的诱惑、保持伟大的传统，又应该鄙视社会保守力量、催生更多的新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只有北大可能提供芝加哥之于布鲁姆式的情感。但是，她却未能提供，她越来越缺乏亨利·纽曼所说的那种“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的感染力。
自蔡元培以降，北大精神一直在走向封闭。我们相信，比起外界的压力，北大更关键的问题是学校内不开放的、自我循环的体系。而改革必须从打破这种“自以为是”的幻像开始，鲁迅著名的溢美之词，只适合于二十年代的北大。如果新一代北大人真的试图重新获得最初的辉煌，他们必须担负起这一代人必须肩负的使命——勇敢地迎接变革，而不是“白发宫女在，闲坐话玄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