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土地“黑洞”

　　文/本刊记者 邵华

　　杨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其症结还在于沈阳历史上存在的大量“土地问题”。

　　2003年1月20日，沈阳市民营企业李世集团董事长李军涉嫌报复伤害沈阳市土地规划局局长于灏案，在法院开庭审理。该案与杨斌事件都基本勾勒了“慕马大案”的历史脉络：存 在大量非法的城市经营性用地。

　　肇始于1992年的沈阳土地开发热潮，截止至2001年的10年间，沈阳市共出让土地2059万平米，按1994年的价格，应回收土地出让金近88亿元，而实际回收不到19亿元，土地资产流失收益高达70亿元。本来每年可以有10个亿进帐，实际只有5000万元。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规划局几乎成了一个摆设，不少开发商绕过规划和土地管理部门，通过打通高层来逃避巨额土地出让金，走后门，靠关系，批条子成了沈阳地产业的‘不治之症’，规划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痛心地告诉《今日东方》。

　　据介绍，沈阳历经了两次“圈地运动”。第一次开始于1992年底，开发的重点是市区，此后两年达到了高潮。当时的情景是，从事地产开发的企业达到了500余家，在沈阳繁华的太原街竟然汇聚了20多个地产项目。第二次开发是在慕绥新主政时期，1998年达到高潮，这次圈地运动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权钱交易。第二次开发的重点由老商业街转到了城乡结合部。一些开发商打着高科技农业的幌子，大行地产开发之实，诸如杨斌的“荷兰村”，以及后来占地8平方公里的“菲菲澳家”，这些曾经的神话被无情戳破。

　　两次圈地不仅使国家和农民遭受损失，而且使得大量的土地被以行政划拨的名义圈走。从媒体公开报道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2000年间，行政划拨供地占这个城建设供地总量的77%。2000年，沈阳收回的土地出让金为7000万人民币，而同期的中等城市大连却高达3亿。

　　两次“圈地”留下了三大后遗症：一是大量的半截子工程成为城市的烂疮；二是市区大量国有土地被占用，市区价值较高的土地资源几近枯竭；三是土地出让金大量流失，土地开发秩序失控。有知情者介绍，目前，沈阳郊区的大部分用于地产开发的土地均系非法占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规划局官员说，上述历史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去“政府违法”。在已有建委(负责审批开发商资质)、国土规划局(负责审批项目)、原国土资源管理局(负责审批土地，后与规划局合并)、房管局(负责审批房屋销售许可证等职能部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所谓的“沈阳市房屋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个本来只具有协调职能的部门，却拥有着事实上的土地项目最终审批权，大量违规、非法指令均出自于此，开发商将其形容为“元凶”。

　　据悉，“开发办”成立于1997年，是慕绥新组建的，慕当时兼任这个小组的组长。最近有消息说正酝酿撤消这个小组，进行“收复失地”的工作。从今年1月1日起，沈阳市实行新的地价体系，并第一次对外公布了土地基准地价。去年6月，沈阳第一次向市场公开出让300万平米的土地，并把舞台搭到了南方的深圳。今年3月7日至11日，沈阳在韩国汉城推出土地开发事业说明会，7宗土地全部签订出让意向，总额人民币16.1亿元。

　　看来，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期望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收复失地”，应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努力，毕竟，“亡羊补牢”还未晚也。不过，如何处理后遗症，却是土地部门所要面对的棘手问题。当大量违法问题被揭露出来后，土地部门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补办相关手续。用补办手续来解决腐败所造成的后遗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沈阳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