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评迟福林《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

　　张卓元

　　（一）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已初步建立。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仍到处可见。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进展缓慢，有的深层次改革还没有破题，有的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这说明，进入新世纪，改革的任务还很重。

　　以加入ＷＴＯ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开放倒逼改革”，在这一外部环境背景下，加快改革步伐，实现改革新突破更具紧迫性。新阶段实现改革的新突破，需要对改革涉及的一些重大矛盾和问题作深入的研究。近日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一书，对此做了深入、可贵的探索。

　　（二）

　　我很赞同迟福林教授的观点，改革已进入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总体攻坚的新阶段，要进一步理清改革的思路。20多年的改革走到今天，我们面临着三个突出的问题：第一，一些改革不到位或难以到位，重要原因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第二，改革发展中的贫富差距过分拉大，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第三，某些集团性、体制性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反映出政府职能转换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在于改革不到位。要解决改革的三个滞后问题，出路是加快改革的进程，解决改革不到位、不配套的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上下功夫。

　　（三）

　　改革到了现在，许多问题都涉及重大的、基本的利益关系调整问题。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以加入ＷＴＯ为新动力，实现改革的新突破。迟福林教授对此的探索值得研究、关注。

　　关于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跨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说明，单一的或传统的“国有企业”、“私有企业”越来越多的发展为各类资本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十六大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当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重要出路都在于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得越好，股权结构越合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就越牢固。

　　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为重点。“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十六大报告）。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局面已经出现，在这个基础上如何带动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是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按照这一要求，要在保护合法致富的高收入群体的同时，着力研究解决如何建立有效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和扩大的激励机制，以逐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全社会所占的比重。无疑，这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一个比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高和更为艰巨的目标。要在产权制度的激励下，使越来越多的人从低收入群体变为中等收入群体。第一，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努力寻求劳动、技术、管理等人力资本参与分配的具体形式。第二，努力实现大多数人对财产的权利。赋予农民包括抵押权在内的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为农民寻求发展和提高收入奠定产权基础。推行有中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使职工在获得工资性收入的同时，享有参与企业剩余收益分配的权利。第三，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使城市居民拥有房产的产权，便于出租、抵押、转让等，以获得收入或创业资金。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很多事例说明，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这固然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因素有关，但深刻的原因在于，某些行政权力扩大的背后隐藏着政府部门的自身利益。分析某些腐败现象不断蔓延的缘由不难发现，腐败案件的频发与行政权力的授予和使用机制不健全有关，与缺乏民主监督和缺乏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有关。目前，某些公共权力已演变成少数政府部门和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并且已有演变成体制性腐败和集团性腐败的迹象。这使得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在利益主导的背景下，完全靠政府自觉地转变职能是非常困难的。出路在于，按照十六大报告的要求，采取改革措施，限制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以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

　　（限于版面，原文有部分删节。——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