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SARS时代 这是一个命题(图)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非典对亚洲经济的影响。不久，可能会有一批“非典后”时代的新产业和企业家诞生。SARS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实体，更重要的是心理危机和恐慌

　　2003年5月13日，北京，亚洲大酒店。

　　一个有关SARS与亚洲(中国)经济的国际圆桌研讨会在这里举行。会议主办者是博鳌亚 洲论坛和亚洲开发银行。

　　此时，由于SARS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已两度把中国的北京列入疫区，并向全球各国发出预警。北京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开房入住率达到了近年来谷底。亚洲大酒店从门童到总台再到会议接待处，所有服务人员都以从未有过的姿态，在这个最需要微笑服务的处所，头一次脸蒙口罩，为大会提供服务。

　　在亚洲大酒店会议厅入口处，摆设了三道体温测试站，被邀贵宾、采访记者，全都要通过三次红外线体温测试，方可进入会场。在白衣人员的三道岗旁，是指示开会路径精制的牌子。今儿个这牌子，除了路示之外，似乎还指示着危险与勇敢。

　　医学专家在电视报纸等媒介里多次告诫大众，对付SARS病毒，开窗通风最为重要。这一天，亚洲大酒店的会议厅没有开空调，硕大的厅室内有点燥热。于是，服务人员把可以开着的门全部打开，包括往常仅用于工作人员通道的那扇小门。

　　由于门厅洞开，会议的声音有些发散，让同样戴着口罩却不肯漏掉新闻的媒体记者有些犯难，为使电视同声效果最好，有记者把话筒对向扩音壁，其他记者赶紧效仿，于是，会议厅那方装着扩音设备的板壁旁，便多了一道难得的风景。

　　终是看着记者们伸手举话筒的辛苦，训练有素的亚洲大酒店的服务员们拿来一根二根白布带，那些个碍事的话筒便被布带高高吊起，省却了记者们的一番辛苦。

　　这个国际圆桌研讨会，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许多异样风情，拉开帷幕的。

　　研讨会来宾精英荟萃

　　翻开“SARS与亚洲经济”国际圆桌研讨会名录，实可谓各路精英荟萃。随便挑一个，都是热门人物。

　　其中有世界银行驻华代表首席经济学家Deepak Bhattasali、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Bruce Murray、东盟秘书长Ong keng Yong、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巴黎百富勤董事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陈兴动、美国高盛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蔡金勇、华尔街日报中国社长Jonathan Kaufman、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Kerstin Leitner、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

　　亚洲开发银行总裁千野忠男，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Homi Kharas，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Lfzal Ali，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则分别从日本、马尼拉、印度尼西亚亚加答、香港等地发来了录像演讲。

　　参会代表还有：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商务部、中国财政部等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京办主任梁宝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京办首席贸易主任陈景光，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印度、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国驻华大使、公使等外交官员，以及各大跨国企业、机构代表等。这些跨国企业及机构主要有：马士基(中国)航运有限公司副总裁祈日涛、SK集团副总裁金相国、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欧盟商会主席贝思、UT斯达康总裁吴鹰、韩国贸易协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金哲焕、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政府关系总监刘国来、丘博集团中国副总裁黄小冶、大众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张绥新、中国惠普有限公司副总裁舒齐、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局副局长刘文芳、罗顿机构副总裁翟力平、丰田汽车中国事务部安明奎、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北京办事处总经理倪昂利、JP摩根大通银行(中国)运营总裁Carl E·Walter、麦肯锡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吴亦兵、道琼斯公司中国首席代表饶猛志、中国美国商会主席Chris Murck、北京台资企业协会秘书长陈国原等。

　　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各路精英纷至沓来，其探讨SARS与亚洲包括中国经济的意义固然重要，但更深层面上的意义，则是现代科技现代社会，已真正把世界变为互通有无的地球村。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遭受到突如其来的侵害时，地球上的人类便不管这侵害来自何方，都要携起手来，共同面对。一个合作的时代，到来了。

　　一个铜板总有它的两面

　　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一个铜板总有它的两面，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非典对亚洲经济的影响。不久，可能会有一批“非典后”时代的新产业和企业家诞生。关于非典对亚洲经济影响的大小，应该说前景仍不明朗。非典对经济影响关键取决于各国政府能在多长时间内有效防治非典、控制非典的蔓延。非典越早得到控制，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小，日后我们在消除和减轻其对经济的影响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从长计议。

　　非典固然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但对一些国家中的一些部门的“经济过热”、“投资过热”等问题，未必不是一次有利的“自我调节”，这可能对提高经济的质量有所益处；旅游一时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对保护一些脆弱的旅游资源，让一些旅游资源“休养生息”，未必不是件好事；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忙碌之中，更冷静地思考经济发展的一些中长期问题，对一些投资项目进行更加充分的论证，未必不是件好事。在人们看到对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的冲击时，是不是也要看到非典对电信、特别是增值电信服务、医疗行业及住房、汽车等行业的“刺激”作用。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研究非典对政府、外商和国内民间投资政策取向的影响，研究由于非典国民消费心理所产生的微妙变化，从而探索和把握非典后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

　　Lfzal Ali(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如果我们作一个假设，SARS疫情可以在第二季度得到基本控制，其对经济的影响应该从今年第三季度出现，甚至有可能再影响第四季度。

　　中国有一个词叫“危机”，说的是即有危险又有机遇。面对SARS，我们感到这个词十分适用。如果各国各地区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也许能够将坏事变成好事，从此次事件中获得教训。

　　Ong keng Yong(东盟秘书长)：

　　我们要改变对疫情的态度。例如，把这个时期当成培训雇佣员工的好时机，也可以让员工轮流休假，不要轻易说裁员。总之，要走出局限的范围，改变方式，将恐慌变成机遇。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SARS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它并不影响社会结构，也不影响生产力。当然这种短期影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带来降低，至于其降低的程度，则取决于中国政府对疫情的控制时间之长短。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用现代经济理论中，外部冲击与内部传导为基本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不仅有着长期的增长潜力，同时也处在经济增长波动系数最低的时期。SARS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暂时的。

　　非典让世界各国携起手来

　　龙永图：如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非典再次把亚洲各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同舟共济、共度难关”已经成为共识。近年来，由于亚洲区域内贸易的增加，区域内制造业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和壮大，证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愈来愈明显的客观现实，再次证明加快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亚洲的经济活力和投资环境并没有因为非典而产生根本的变化。以中国为例，它的经济基本层面的要素并没有因为非典而发生变化，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中国仍然是最具潜力的大市场。

　　千野忠男(亚洲开发银行总裁)：

　　亚洲开发银行已考虑提供无偿经济和技术援助计划，以帮助亚洲国家提高公众健康水平，包括信息资源整合、教育等水平。

　　SARS的爆发，使全世界6千多人受到感染。当然，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它将在多方面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如果谈到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类对这种新的传染病原体的了解与诊治还不够，这就必然给一个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不确定性。

　　亚洲开发银行已建立了跨学科工作组，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合作，研究SARS对地区经济的影响，这种研究已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特别是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变化和影响以及对贫穷人群产生的影响。根据研究，我们还制定了一份行动计划，以帮助亚洲各国把SARS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Ong keng Yong:

　　忘记恐慌，开始呼吸，打击SARS要信息共享；消除影响，要改变态度。

　　在恐怖的影响下，是没有一个人和国家能够正常思维和行动的。面对SARS，我们东盟各国要采取协调方式，共同禁止病毒传播。东盟各国已开放边界，各国卫生部进行了手机号码交换，这种资源共享，有利于防止疫情扩散。同时，东盟秘书处还采取了交流与教育措施，加强各国公共道德，注重公共卫生。

　　亚洲和中国仍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Homi Kharas(世界银行东亚区首席经济学家)：

　　各国各地区之间有关信息的公开、透明、及时，会把SARS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领导人已对此达成了共识。

　　世界银行启动了12个远程中心，来帮助各地政府与相关机构的合作。世行还发出了第三份有关SARS与亚洲经济的报告。据对目前情况的分析研究，我们预测东亚一些国家的GDP将有500亿美元的损失。这主要体现在旅游、房地产、外国人对车辆的购买以及消费需求下降等方面。

　　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在中国、中国香港、韩国、东盟等国，在SARS疫情的大背景下，其经济增长势头仍然强劲。我们相信，东亚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2003年和2004年都将是这样。

　　Deepak Bhattasali(世界银行驻华代表、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的SARS疫情只是推迟了消费，而不是扼制。中国在很多地方的投资是过剩的，所以当前没有必要采取额外财政措施和刺激性积极政策。

　　今年初，世界银行曾经作过一个预测，2003年中国经济将增长7.5%。这个预测考虑了很多因素，却并未考虑到SARS。4月8日，世行将这个增长数降低到7.2%，后又降到7%。当然，这个增长率是建立在尽快控制SARS疫情基础上的。尽管这样，我们认为中国仍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了8%，今年第一季度则达到9%。中国很多地方的投资是过剩的，价格、生产力也是过剩的，所以面对SARS暂时性影响，没有必要再去采取刺激性政策。要看到，在中国目前拥有的资源盘子中，肯定是要重组的，但是应急性措施不应影响长期经济政策。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关键在控制SARS及控制的速度有多快。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正在接受着全球目光的洗礼。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SARS疫情预测在七八月得到彻底控制，预计外国管理层需要9月份才会重新来到中国，这样，他们对中国的投资，将会推迟到第四季。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会有一个大的反弹。外国投资者对到中国投资的态度没有变，大多跨国企业只是推迟了他们的计划，而不是取消。

　　所以，我们认为SARS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时间上表现为两个季度，最多是三季，当然建立在中国政府在多长时间内，真正彻底地控制住疫情。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个人公共卫生素质亟待加强

　　林毅夫：

　　我们生活在世界村，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事情，是会影响别的国家的。从中，中国要吸取大的教训。

　　SARS是传染病，如果刚开始我们就采取强有力措施，控制住疫情，就不会发生这种全国传播的局面。从这一点上讲，中国社会有大的教训需要吸取。

　　建议：面对紧急状况，我们的处理要制度化，信息准确传播非常重要，可以造成社会不必要的过度反映。制度化的应急措施、保障体系，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成熟的标志。

　　其二，个人卫生现代化，也是中国社会需要提升的，个人公共卫生素质，是预防传染病的第一道屏障。

　　其三，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应急状态中，是显得脆弱还是坚强有力，同样需要加速各个领域的市场化进程，才能提高应对能力。

　　SARS危机是预防针，对人体、对中国社会经济体系，都打了及时的一针。

　　SARS更重要的威胁是心理上的

　　Lfzal Ali:

　　SARS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时期的，我们要考虑的是其他方面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方面，则是心理上的。

　　SARS的特点是传染性强，人类对病原体还不太了解，病死率全世界平均为7%。由于不了解，就容易引起夸张和想像，造成社会上的不确定性，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通过对这种影响全面的评估，其表现主要在需求方减少，人们的往来受到限制，商务往来被取消或推迟，投资者信心受到影响，供应方被惊吓，企业裁员等。

　　胡鞍钢：

　　SARS对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实体，更重要的是心理危机和恐慌。

　　疫情发生期间，我们对北京市民进行了调查，至5月5日止，北京市民较之以前，终于对SARS的认识趋于理性，他们正在度过从信息不完全的恐惧到信息明确的镇定之中。北京市民对4月中旬以来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认同率是高的。

　　所以，面对非典，要千方百计消除恐慌，让市民能够正常生活，学生能够正常上课，职员能够正常上班，政府机构能够正常运作。这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陈兴动(巴黎百富勤董事副总经理兼总经济师)：

　　SARS之后，外国投资者将至少花上三个月时间，才能恢复对中国的投资。这主要表现为他们心理上对到这个地区投资的再行考虑。

　　SARS疫情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将出现在今年第三季度，其滞后影响，会推延到明年上半年。但这种影响并不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蔡金勇(美国高盛集团亚洲区董事总经理)：

　　SARS对中国经济的真正影响，是非常清楚地展现了在中国投资风险系数的增大，这个风险系数以往在中国恰恰是不被认识的——这就是外国人特别看重的健康体系。

　　一个国家的吸引力，公众卫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公众卫生健康体系，需要政府来建立。

　　中国有着极大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但是却没有很完善的公众卫生健康体系。SARS疫情，暴露了这个隐患。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医疗应急系统的脆弱。特别是中国农村医疗的治理与整顿，任务还很艰巨。

　　健康不完全是医疗问题。中国政府要从这次疫情开始，把健康总体变成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份，这个环节与经济是同等重要的。跨国企业来中国投资，并非完全看重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在一个真正安全的地方。

　　Jonathan Kaufman(华尔街日报中国社长)：

　　记者总是背着坏名声，说他们专报坏消息，不报好消息。华尔街日报记者听到这样的话，认为是在奉承我们。记者有时提的问题可能不好听，但他们的目的是想让公众更知情。在中国也应该谈谈独立媒体的问题了。

　　中国经济基本面是非常好的，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已发生巨大变化。当美国人谈起中国时，是2008奥运会，是上海世博会，都是很多辉煌的形象。然而，现在谈起来，则是SARS。这场疫情已经影响到中国的形象，特别是外国人、外国投资者对在中国旅游、生活是否能够获得透明准确的信息，从而使他们有安全感，开始持怀疑态度。一些美国的CEO尽管还想来中国，但他们的亲人会担心，并非完全从健康考虑，而是认为这个国家是否稳定。

　　更为重要的是，在恢复稳定之前，是恢复信任。

　　中国需要更加独立的媒体，如果广东早期能够迅速及时地报道SARS，就不会带来如今这样大的困难，也不会有太多的谣传，更不会给后来北京的救治带来如此沉重的代价。

　　美国发生炭疽热时，当时只有四五例，却已经引起恐慌。通过媒体的大量报道，有关机构也通过媒体来告诫公众，为社会提供了各种信息，恐慌很快平息下去。可见媒体的作用是很大的，特别是应急性公众事件，其作用更明显。

　　中国缺乏公共卫生体系的专业化

　　Deepak Bhattasali:

　　令我们感到需要关注的，倒是中国经济政策之外的其他政策。中国的医疗特别是农村医疗、疾病监控预防体系，要有所加强；地方政府间的财务管理及协调、地方政府独立解决重大应急事件的能力要加强；信息、数据的统计，公开，透明，及时上则是有大教训的。

　　Kerstin Leitner(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在中国看不到公众管理人员的专业化，是令人吃惊的。

　　许多人都提到SARS疫情在中国造成的恐惧，但为什么出现恐惧，其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值得研究。

　　我们看到，在中国缺乏公众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公共卫生管理只请医生来做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缺乏管理水平；而有公众管理背景的人，他们又缺乏医疗知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忽视公共健康卫生体系的健全，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而长远的。所以，目前要尽快恢复公众对健康体系的信心，只有建立了信心，才能确保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并且保证每个患者都能获得治疗机会，并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延误。只有当我们控制了SARS之后，我们才能做其他事务。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中国在世界各国提出的千年发展宣言中，五项承诺有三项仍处于落后水平，一是母亲健康，二是艾滋病防治，三是饮用水。中国的有关政策和计划，都还没有采取相关措施，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是有害的。中国家庭健康体系中，还没有建立责任体系，相关的保险体系也没有建立，这些对控制流行病特别是传染病，是有阻碍的。

　　要确保一个国家的医疗健康水平，职业水准要加以确立。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互相竞争机制可以提高专业水准。但这项可以提高职业水准和专业精神的机制，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要一起努力。

　　SARS呼唤政府可预见性和应急能力

　　吴鹰(UT斯达康总裁)：

　　SARS的发生，对中国政府的形象有一定负面影响。

　　建议中国政府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系统，只有这样，政府的威信才能建立起来。香港在突发事件之后，通常请著名公关公司来做一些应对方案，以最大限度地弥补损失，建议中国地方政府可以借鉴。

　　张绥新(大众汽车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增加政府行为的可预见性，是恢复信心、建立信任最重要的步骤。

　　SARS突如其来，影响是存在的。仅从大众公司来说，就有80多个谈判项目受到程度不同的推迟，有的项目推迟还可以，有的推迟却影响很大。这还仅仅是表层影响，更深层次的影响是信心。大众公司平均每年在中国投资6—7亿欧元，去年在中国的销售量已超过德国本土。如果SARS之后，让投资者看不到稳定，悲观情绪上升，就有可能影响整个投资计划。

　　所以我们要从SARS疫情上学点东西，政府的公共应急系统在哪里，如果不健全，其潜在威胁就会越来越大。中国这几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投资热点。但是SARS的到来，让我们看到GDP的增长并不是惟一指标，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有一个平衡的目标系数，要考虑到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

　　吴亦兵(麦肯锡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SARS与亚洲(中国)经济，直接的影响是短期的、局部的；间接的影响某些可能是长期的、全面的。

　　麦肯锡公司主要的服务对象是世界500强公司。从客户的角度，我们认为，SARS对经济的影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主要表现在投资者信心、消费者信心和企业信心。

　　此次疫情发生后，很多公司CEO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这些都会产生长期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健康和环境问题，会阻碍外国公司对高级人才的派往；一些公司的研发制造基地，也有可能会改选地区，如墨西哥、印度等都会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

　　在吸引外来投资的同时，中国企业已开始在国际上创建自己的品牌。中国政府的国家形象，对类似于联想、华为、海尔等企业走向世界，是有影响的。

　　建议中国政府和有关机构，要关注信心的重建，要促进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如促进交流，重塑形象，以短期重点行业的鼓励措施吸引投资者等。要更广泛地建设微观环境，加快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

　　SARS对中小企业的冲击是沉重的。

　　一个中小企业，如果3～4个月没有进项，却仍然要付房租和人工费，是很难支撑下去的。如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首先中小企业要自救。SARS的出现，让公众的卫生习惯发生了改变，能否从中发现商机，相互启发，赢得机遇。此外，政府的相关政策可以给中小企业更多的关注和扶持。

　　在战胜非典的战争中，保持经济活力，保护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与活力势头，将可能是这场战争的下一个新战场。相信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

　　宋宁(中国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司长)：

　　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从总体上看，SARS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极大影响，尽管这种影响随着疫情控制是短期的，但仍然不可忽视。首先是旅游业，还有国际国内航班大量取消，酒店入住率降低；外贸洽谈大量减少，广交会成交额下降，加工贸易成本上升，物流不便，这些都将影响到今年二、三、四季度的经济。此外，SARS让农民工大量返乡，减少了农民收入，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

　　然而，SARS疫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影响，是积极的。尽管因为这个突发事件，外国投资者可能对到中国投资重新评估，但是对我们自身，却因为SARS的出现，让我们发现了许多问题，并让我们加快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步伐。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后者薄弱了。如果说经济社会是两条腿，我们有一条腿短了，所以要摔跤。在社会发展中，公共安全、公众卫生健康方面，又更薄弱一些。政府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加大了，可对健康和公共防疫体系建设上，投入却不够。特别是农村卫生体系，尤其滞后。这些问题过去也曾认识到，但还没有摆上解决的议事日程。SARS出现，让我们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我们有理由相信，战胜SARS后，我们的投资环境将更加改善，公民的保障将更加完善。

　　撰文·摄影/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