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之金融监管

　　皮建才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经济转轨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必然依靠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而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又必须靠有效制度安排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成功转轨提供一个重要的保证条件。近期的许多经济事件可以算作是对此的一个明证。

　　中国的计划经济的逻辑就是用“农业剩余”补贴国有工业的发展，从而造成国有企业在资源禀赋方面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一言以蔽之，中国经济因此陷入了“过度工业化”的陷阱。事实证明这样的发展根本不具备可持续的能力，所以必须进行改革。

　　而渐进式改革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许多问题开始向金融领域集中，这实际上和人们经常说的“赶鸭子上架”有些共通之处。其中最显著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由于变相的“预算软约束”而导致的银行坏账问题和国企上市“圈钱”问题。

　　从中国金融领域的现状来看，由于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关系还不是很大，流通渠道还不是很通畅，所以一个“子领域”出现的问题不会足以影响整个领域并引发危机。但是，这本身只是市场不完善派生的结果。随着市场的逐步完善，金融风险就有可能有一个相通的流通渠道，这就不能不引起监管当局的注意和小心。

　　“过度工业化”的弊病引发了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实际上，这是国家利用“金融剩余”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有学者对“金融剩余”作了这样的描述，在经济转轨的特殊背景下，非国有部门（包括居民以及民营企业等）在国有银行的存款大于国有银行向其提供的贷款的差额。

　　从企业的融资的角度来看，国有商业银行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这也是由渐进式改革内生出来的，一则与“拨改贷”有关，二则与没有有效的替代机制有关，而这都是由计划经济一手造成的。这样以来，银行就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作为金融中介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部门去。

　　很明显，这样问题就由“过度工业化”变成了“过度银行化”，风险由企业领域转向银行领域以及相关的金融领域。而“过度银行化”又内生出了自己的许多弊病，表现在银行、证券和保险方面。笔者认为，看清楚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渐进式改革内生出来的，而不是外生的。实际上，把握住这一逻辑才能为中国经济转轨创造新的契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无非在于两个地方（实际上这在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一个就是所谓的企业重建，另一个就是所谓的监管重建，前者主要为了对付所谓的“过度工业化”现象，而后者则主要为了对付所谓的“过度银行化”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企业的重建和监管的重建是相互作用的，如果企业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像过去一样行事，再好的监管也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如果金融监管的水平不能提高原地踏步走，企业也不会有一个真正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制度环境。当然，其中更深层次的相互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顺利转轨上。

　　随着渐进式改革的逐步深入，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这样才能增强中国金融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从金融监管的角度看，分业监管体制（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责任，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决定了中国经济转轨的顺利与否。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国资委也不仅仅局限于自身的责任，它也决定了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

　　总而言之，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与国资委需要一道为监管重建和企业重建各尽其能而又协同作战，努力为中国经济转轨打造一艘坚不可摧的“航空母舰”。在整个过程中，一定要符合制度变迁的客观原理，既要防止“好心办坏事”，也要防止“形成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