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澳门商人不寻常

　　记者　卢晓珊

　　认识Ken（杜奕强的英文名）是在8年前，那时他在广州投资一家保健品公司，时年34岁。他和我谈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我很惊讶，这个在澳门出生、澳门长大、在澳门接受教育的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居然比我这个在内地接受正规中国文化教育的大学生还多，中国多部古代文学作品他都能顺手拈来，对里面的人物、情节如数家珍。

　　当时我就想，一个在葡萄牙殖民地长大的澳门人，却有着如此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他一定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这个想法在与他后来几年的交往中逐步得到印证。

　　捐款次数自己也数不清

　　Ken祖籍是中山石岐，但出生在澳门，他儿童时代正好是内地文革时代，所以他儿时只回乡下看过一两次，“内地”这个概念在他脑子里似乎是一片空白。倒是在小学里，他第一次接触精深博大的中国文化。他上的是孔教小学，在那里，Kenttou接受了六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他说，在孔教小学，他学到了很多中国礼仪和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他日后人生观的形成，一半都是在那时候奠定。

　　到了中学，他上了一家叫“培道”的中学，所谓“培道”，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担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大道也。70年代的澳门，学校分三类，一是教会学校、二是亲葡政府的学校，三是爱国学校，“培道”是一所爱国学校，学校的特色教育是培养为国家分忧、为建设祖国尽力的群体。那时，学校常组织学生走上街头，为祖国捐款，而Ken就常常成为筹款义勇军的小首领。

　　90年代初，30出头的Ken踏上内地的沃土，在广州投资开设一家保健品公司，而他对内地的捐助也正式拉开帷幕，而且劲头一发不可收拾。

　　1996年，当他得知中山大学有个外语系教授患了喉癌，做了喉咙切除术之后，奋力办起一所专门招收残疾人的英语专科学校，免费让残疾精英学习英语技能，被这个教授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他带领员工多次送捐款到学校，捐款数额达10多万元。

　　1998年，长江暴发特大洪涝，当时身在澳门的Ken从电视新闻获悉这个消息心急如焚，马上派人送2万元到广州红十字会。

　　1999年，当他得知湖南凤凰县有很多孩子因家贫失学，他一下子就资助和认养了十个孩子，他忧心地说，孩子还那么小，上不了学，长大后以什么生存呢，而国家要靠孩子们建设的啊！

　　这几年来，他给内地捐出的金钱的次数连他自己也记不清。

　　孤身一人无怨无悔

　　Ken经常往内地跑，哪里有灾，哪里有害，哪里有贫，他就往哪里跑。也许是这个原因，至今他仍过着独身生活，而他却丝毫没有后悔，“幸好我没有家室，否则我真的照顾不上。”Ken长相清秀，属于帅哥一类，围着他转的女孩子不少，但他没有动摇念头，不想连累人。是啊，有哪个女孩子会受得了他经常把自己的钱往外掏呢？1999年，他得了一场严重的肺结核，喘气都困难无比，主持不了公司的日常事务，为了不影响其他股东的收益他主动退出了广州的投资。退出投资之后没有了收入，治病又用去了一大笔钱，而有些捐款是定期就要从银行中划走的，那段时间，他的事业、他的健康跌落到一生中最低点，但他对内地的捐助也依然未停过。经过三年与病魔搏斗，他终于痊愈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对生命价值又有了新的理解，他更加看淡金钱名利，对捐助事业更加坚定。

　　盼望见到国人自尊自强

　　如果说对内地人民生活疾苦的关注，源于他从小就上孔教小学和爱国中学，真正促成他将关注付诸行动则是赴日本留学的真切感触。

　　1985年，他只身从澳门到日本，在东京一所大学读大众传媒。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他边读书边打工挣钱交学费。清晨六点，天未亮他就要赶到东京车站附近的写字楼清扫，8点钟再赶回学校上课，中午放学后到餐馆洗碗，晚上则到一家“爱情酒店”清洁浴室、厕所。他做的都是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不愿做的最低等、最脏的活，在打工生涯中挨了不少日本人的白眼。但他觉得最令人觉得奇耻大辱的并不是那些白眼，而是在电车上遇到的一件事。

　　一天，Ken乘电车上学，见到两个讲普通话的人在整洁的电车上吐了一口浓痰，旁边两个日本人见状，马上露上鄙夷神色，其中一个日本人说：“真脏！”另一个日本人接口：“一定是中国人”，“难怪！”这段对话，那两个讲普通话的人听不懂，但懂日语的Ken如芒在身。他说，中国的礼仪、文明有5000年历史，日本的礼仪都是从中国引入的，为什么中国人都将祖宗教下的礼仪忘得一干二净了呢？这个情节尽管已过去了十年，但在Ken脑中仍历历在目，他永远也无法忘记作为中国人那丢脸的一幕。

　　他说当时他只是为中国人没落的文明而忧心，一直到他投资开了公司有了自己的事业之后，他才明白应该怎样去挽救日益失落的文明。他最愿意帮助内地失学的孩子重返课堂，正是出于这个动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Ken这十年来近乎疯狂地帮助内地有困难的人，他思考得最多的是自己对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