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上海金融中心

　　李恩强

　　1991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考察上海时强调，“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现今耸列在上海外滩的欧式建筑过去有许多是金融大楼，仍可依稀看出当年黄浦江西 岸金融业的繁盛。过去50多年里上海着力发展轻纺、机械、钢铁、石化工业，其金融业和商贸业发展相对滞后。到现今的21世纪初期，上海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金融业地位，不但落后于东京、香港，有许多金融业务还赶不上新加坡、汉城、孟买、圣彼得堡。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1984年就指出：“上海在30年代是亚太地区数一数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上海把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这两块牌子丢了，我认为这是失策。这是建国后30年条条、块块的经济管理体制所造成的，不能由上海自己来负责。”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曾是西太平洋地区金融机构最密集的地方，闻名全球的、弥漫纸醉金迷和惟利是图气氛的黄浦外滩，曾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上海金融业繁盛的窗口。如果要重建上海曾有过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就需把沿黄浦江两岸的浦东和外滩一带，重建为国内外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的聚集地。而要实现这一点，上海需要做好下面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上海应该发展多种多样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目前上海金融业发展水平与香港、苏黎世、东京比较，存在明显差距。虽然交通银行总行以及两个证交所之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都已设在上海；人行上海分行也是央行9个大区行之一；还有浦发行、上海银行及一些知名证券、保险公司设在上海，外汇和黄金市场也已起步；上海现是外资金融机构进来最早最多的地区，但是，从中国经济繁荣对货币信贷、结算汇兑业务的需求，以及重建上海在远东曾拥有的金融业主导地位看，现阶段上海金融业务种类和规模仍很不够。

　　仅4万平方公里、700多万人口的小国瑞士能成为银行保险业大国，1600万人口的上海也一样能成为金融业繁荣发达的地区。建议在以后条件充分具备时可考虑把国有银行总行移至上海；该市金融业从业者所占就业总数的比例应提高，并为GDP和财税作出更大贡献；上海金融机构服务的对象应扩展到华东、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公私机构及个人客户。

　　上海能在20世纪前37年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除了欧美国家金融机构主观上为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在上海外滩广建金融大楼并不断开拓业务外也与那时上海存在较多民营金融机构有关。

　　1897年，严信厚在自家银号基础上于上海设立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开办的交通银行，500万两白银股本中商股占6成。1935年上海已设有67家民间资本入控股的银行，当时的证券和保险公司除外资设立外，也有一些由民族资本创办。

　　近10多年在上海的金融机构股份结构中，虽然也逐渐加大了个人持股的比例，如股票上市的浦发行，公众流通股市值所占比例逐渐提高；创办时股本为16亿元的上海银行，个人股东有四五万个；有私营业主股份的民生银行，在上海的业务发展也较快。但是，总体上看，四大国有银行在上海存款和贷款市场仍然占据垄断地位。

　　其次，应把对外资开放的金融业也稳步地对民资开放。中国上海、深圳等地既然对外资开放了金融业及人民币储贷业务，那么也应该把对外资开放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法律严格规范的基础上，有序地向民间资本开放。法国、新加坡及东欧国家金融业发展表明，只有使国营银行与股份或私营银行规范地竞争，才能满足客户对融资、结算、汇兑业务的需求。

　　在2006年外资银行可在全国开展人民币储蓄业务后，单有国有银行来同外资机构竞争是不够的。1897年盛宣怀向清政府奏请设立通商银行时，提出的理由是“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如中国不先自设一银行，势必中国利权一网打尽。”盛氏还强调：开设民资银行可“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振兴实业，挽回利权”。

　　事实上，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融业的兴起和繁盛已经证明，在法律严格监管下创办多种业务、不同股权类型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企业，才能重建并超越上海曾经有过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