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 六月天兵征腐恶

　　进入6月以来，中国经济的焦点是在金融监管上。

　　就在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5月底首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后，一个有关巨额“问题贷款”的消息便在金融界以至整个中国经济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福布斯中国富人排行榜第11位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因涉及巨额“问题贷款”而被有关方面扣查。据悉，受此事件牵连的商业银行多达十几家。

　　显然，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绝不是碰巧发生了联系。

　　换句话说，中国银行绝不是偶然成为了周正毅事件的焦点。

　　直接的解释一如刘明康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许诺：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动—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刘明康所说的他们行动的开始。由于周正毅事件的被披露，人们对刘明康代表银监会提出的向不良资产开战的强调应该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解—

　　不良资产已成为带给中国金融肌体上彻骨之痛的一大毒瘤；

　　不良资产的产生是体制遗患和监管缺失的结果；

　　体制遗患和监管缺失仍充满制造新的问题贷款的惯性；

　　周正毅事件涉及的问题贷款正是典型的体制遗患和监管缺失所带来的；所以银监会要首先拿其开刀。

　　借用毛泽东所写诗词里的一句话，这叫“六月天兵征腐恶”。

　　银监会，六月天兵征腐恶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业界曾存在许多猜测：究竟银监会将如何行使其监管职能？它的掌门人能拿出怎样的魄力以及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履行其使命？一个职业银行家该如何面对监管者角色的转变？现在，此类诸多疑问都似乎在银监会挂牌以来作为银监会首任主席刘明康的首次公开露面上得到了一定的澄清。

　　刘明康的银监关键词：风险

　　威夷

　　银行不良资产的切肤之痛

　　自去年以来，有关银监会的争议不断，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3月份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设立银监会之后，各种有关这个机构成立理由的论述仍不断见诸媒体，其中尤以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提及最多。

　　但有人士认为，实际上，成立银监会首先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金融大背景的，并非仅出于或主要出于央行独立性方面的考量。当前，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银行体系与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形成了较大反差，特别是在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背景下，银行业效率低下的问题更加突出。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有人甚至断言中国经济将因此崩溃。国际反华势力据此推波助澜，纷纷唱衰中国经济，企图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敦在2002年7月18日的《远东经济评论》上撰文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例接近50%，或者更高，而且新增贷款中仍然有大量不良贷款，并估计不良贷款的回收率仅为20%。他认为中国很可能出现大的银行危机。与此同时，一些评级公司对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也发表了深表担忧的言论。更为严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不良贷款问题也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判断，并建议我国参加金融稳定评估。

　　中国需要反驳这些夸大之辞，但加快银行业改革步伐、消除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却也实在已成当务之急。最近几年，银行业风险问题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银行业的改革做了全面部署，在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自身改革的同时，突出加强金融监管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同志对强化银行业监管也作过多次重要批示。在国有商业银行现代银行制度尚未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对策，强化外部监管将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发挥直接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成立银监会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巩固已有的监管成效。应该承认，最近几年中国的金融监管是在不断加强的，先后成立了证监会和保监会，人民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同时，也在加强银行业的监管力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0年实现了不良贷款余额的下降，2001年首次实现了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但也要看到，这些成绩的取得基本上是靠“运动”式的突击监管来实现的，基础还很不牢固。成立银监会正是巩固已有监管成效的重要制度安排。实际上，外界可能没有注意到，在成立银监会之前，借鉴美国监管模式，结合中国当前实际，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一司内部已成立了4个正局级的工商银行监管组、农业银行监管组、建设银行监管组和中国银行监管组，成立银监会只是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强化。随着银监会的成立，监管权威会更高，监管力量会更大，监管分工会更细，在巩固已取得的监管成效基础上，监管效率将会有新的提升。

　　“我深感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

　　从银监会组建到此次刘明康公开亮相，虽然时间仅经历短短的一个月，但人们发现，务实的刘明康点的头把火可谓有的放矢，切中要害——作为监管者，他引人瞩目地将防范风险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

　　刘明康坦言：“我深深地懂得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例比较高，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风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留给商业银行和银行监管当局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我深感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又是直接面向公众经营货币的服务性行业，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原因造成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政府的一些职责，造成不良贷款比例过高的现状，给中国的商业银行造成了极大的隐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刘明康说，银行监管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保障金融安全，防范风险。

　　因此，刘明康谈及银监会工作时，明确地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他说当前要抓紧部署的工作：第一是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评价，第二是全面部署对贷款五级分类等进行现场检查和改进工作；谈到今后一段时间监管工作的重点：首先是加大监管力度，促进各类银行降低不良贷款的比例和余额。

　　值得关注的是，刘明康在概括中国银行业监管已经取得的四条经验时，也句句紧扣“风险”这一关键词——坚持法人监管，重视对每个金融机构总体风险的把握、防范和化解；坚持以风险为主的监管内容，努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改进监管的方法和手段；注意促进银行内控机制的形成和内控效率的提高；增强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的透明度。

　　向不良资产宣战

　　在回答记者有关银监会如何减少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的问题时，刘明康透露，今年银监会对降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定的指标是3到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下降700亿元到800亿元。

　　刘明康说，现在银监会所监管的银行业的总资产在去年年底是26.45万亿元人民币，占总经营资产的85%。监管的对象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四家资产管理公司、11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10家城市商业银行、449家正在营运中的城市信用社和35500家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营业的外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代表处、全国所有的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集团企业的财务公司以及这些机构在海外所设的附属机构和分行。

　　刘明康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去年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是26.45万亿，其中四大行就占了14.5万亿。多年来，四大行承担了90%的国有企业贷款和75%的国有重点项目贷款。但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四大行的不良贷款增长已经出现了拐点。”刘明康介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在去年底的时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权平均为26.12%，到今年1季度，也就是3月底，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4.13%。比上一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下降了271亿元。去年不良贷款的余额比前年下降了700多亿元，每年余额下降700多亿到800亿元的幅度。因此，刘明康透露，今年银监会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下降定的指标也是3到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下降700亿元到800亿元。

　　此前有关媒体曾有报道说，今年初四大银行报账时都有几分轻松，因为每家都削减了两三百亿的不良资产。为此四大银行分别拿出八成多的毛利冲销坏账、消化历史“包袱”。然而面对两万亿不良资产和由此产生的1万亿损失，国有商业银行的日子仍不轻松。

　　据央行统计，2002年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额比上年减少951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4.5个百分点。境内金融机构人民币账面盈利达385亿元，比上年增加245亿元。按照央行的监管目标，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每年要下降2至3个百分点，到2005年将不良资产率降到15%以下。

　　工行2002年不良贷款余额下降377.81亿元，不良资产率比年初下降4.26个百分点到25.52%，清收转化的不良资产698.42亿元，以现金方式收回357.62亿元。

　　虽然没有公布不良贷款比率，农行却早已超额完成不良资产处置工作，不良资产率比去年初下降4.7个百分点。

　　早在2002年11月，中行就已经完成了全年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去年全年中行国内行共计消化不良资产595.52亿元，现金清收346.52亿元，还处置了价值46.59亿元的抵债资产。

　　截至2002年11月，建行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227.9亿元，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4.07个百分点到15.28%；按照“一逾两呆”口径，不良贷款率全年下降2.94个百分点，去年全年处置不良资产654亿元，回收资产335亿元，回收现金290亿元。

　　虽然去年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成效显著，但各银行从事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的人员也都承认，与资产管理公司相比，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手段太少。首先，目前还不允许将资产打折，也不允许银行向外资出售不良资产。而且，财政部对坏账核销的要求很严，出售不良资产也没有免税优惠。不过，有业内人士表示，已经试点的减免利息政策将会有所扩大，资产重组也可能获得一些政策优惠，比如减免利息、贷款延期等。

　　在不良资产大幅削减的同时，银行也不得不拿出大部分利润，消化历史形成的各类财务损失，核销不良贷款。在去年443.37亿元的拨备前利润中，工商银行提取拨备并消化“包袱”就用了381.23亿元，占全部营业利润的86%。农业银行也在112.61亿元的实际利润中，拿出83.7亿元核销坏账、消化财务损失。建设银行更是用了87.4%的利润冲销坏账，消化历史“包袱”，344.3亿元拨备前利润用了301亿元消化历史“包袱”。虽然中国银行还没有公布利润，但比较起来，其用于冲销坏账、消化历史呆坏账的利润也应该不在少数。

　　据了解，2002年，工商银行有200亿元利润用于核销不良贷款；建设银行则核销了80亿元不良贷款。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两万亿元，一般情况下，债权类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在40%以内，抵债资产的回收率在50%到60%之间，由此推断不良资产的损失至少在1万亿以上。央行官员曾多次表示，银行不良资产不会再有第二次剥离。此外，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上市融资等手段处置不良资产也还不大可能。业内人士认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有商业银行的绝大部分利润仍要用于核销坏账，解决历史包袱。

　　新一届政府的要务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刘明康所强调的银监会工作明确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这个说法，外界分析人士再次将其联系到一个更深入的背景中去加以求证。其一是，新一届政府领导成员的分工中，金融财政这一重要领域是由总理温家宝直接掌管，并由常务副总理黄菊协助管理，这一分工格局有别于上届政府。

　　分析人士认为，由温家宝亲自抓金融财政工作，表明新一届政府拟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而此前温家宝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指出，今年金融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降低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加强信贷管理和监督，优化贷款结构，提高贷款质量，严格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其次是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要把加强金融监管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一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充实监管力量，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二是完善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三是改进监管方式，加大监管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而另一方面，近期金融大案传闻不断也成为了上述背景的一种渲染。比如杨斌一案于6月10日在沈阳开审；上海周正毅被扣查正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另外，河北葆祥进出口集团公司总经理张葆祥骗税被判无期一事也成为了一个焦点。据报道，该骗税案是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在查处广东潮汕地区系列骗税案时发现并重点查处的案件，是1949年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最大的国有企业骗取出口退税个案。

　　“每个月都会有好消息”

　　刘明康1946年8月28日出生于上海，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名誉博士。1979年10月加入中国银行，先后在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分行前身)、伦敦分行工作，1988年10月起先后任福州分行(福建省分行前身)副行长、福建省分行行长；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秘书长；1994年3月至1998年4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1998年4月至1999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副主席；1999年7月至2000年6月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2000年2月18日起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

　　刘明康是今年3月28日从中国银行董事长兼行长的职位上赴任银监会的。4月2日，其接任者肖钢就职。1999年7月刘明康接掌中国银行，刘最引人注目的工作就是中银香港的重组和成功上市。2001年9月12日，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作为控股股东代表的刘明康就任该公司董事长。2002年7月25日，中银香港(控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温文尔雅的刘明康早年曾留学英伦，除1993年出任福建省副省长一年多外，刘明康是个职业银行家：曾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光大集团等多家金融机构担任要职，对中国银行业的状况了如指掌，在金融圈内以坦率务实、不尚空谈而著称。

　　首次在新闻发布会上亮相之后，媒体报道说，对银监会主席这个外界看来很棘手的角色，刘明康显得信心十足，他说“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底，我相信每个月都会有好消息，如果不是每周都有的话。”

　　“王雪冰事件”余音未尽，同是中国银行又成为“周正毅事件”的焦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问题贷款已成为一个不能不及时解决的问题，否则，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大规模出现。

　　银监会行动：从问题贷款开始高德步

　　“周正毅事件”

　　再次使中国银行成为焦点

　　最近，一个有关巨额“问题贷款”的消息在金融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福布斯中国富人排行榜第11位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因巨额“问题贷款”已被有关方面扣查。不仅如此，据悉，受此事件牵连的商业银行已达10家之多。对银行界来说，如果这些巨额贷款因此发生重大损失，其影响不可估量。受这起“问题贷款”事件影响的银行中，首当其冲的中银香港涉及的“问题贷款”金额可能高达百亿元之巨。“问题贷款”的焦点除了当事人“涉嫌贪污及怀疑串谋诈骗”之外，在技术环节上还可能涉及违规甚至是违法的操作手法。作为中银香港的保荐人瑞银华宝把中银香港的目标价由9.8元调低至7.5元，降幅达23.4%，并把投资评级由“买入”降至“持有”。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分析员表示，会密切注意该行未来的发展策略是否改变。标普还指出，住宅及商业楼价持续下跌，非典将为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中银香港正在面对“具挑战性的营运环境”。不论这一事件的结果如何，都为我国金融界敲起了警钟：“问题贷款”已经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也可能导致我国不良资产的增加。

　　事实上，“问题贷款”在各国金融界都是一个十分普遍而又十分严重的问题。例如，截至去年9月底，日本银行的问题贷款为10.4万亿日元(3350亿美元)。在这个总数中，日本十二大银行(分属七大银行集团)所持问题贷款为23.9万亿日元。截至3月底，包括小型金融机构在内的日本银行业体系的问题贷款为52.4万亿日元。美国的问题贷款数额也不小。在我国最近的几年里，“问题贷款”事件频频出现在高级决策层，事件所涉及的金额都十分巨大，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之大，更是触目惊心。例如，与中国银行“王雪冰事件”相关联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案，中银纽约分行要向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交纳1000万美元罚款，其母公司中国银行则向中国人民银行交纳相当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币罚款，两项罚款总计2000万美元。不仅如此，“王雪冰事件”以及其后中国银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中银香港的上市计划受到了影响。虽然中银香港在香港的上市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筹资额从最初计划的40亿美元～50亿美元变更为20亿美元，并且放弃了在香港、美国同时上市的计划。中银香港在上市招股书中的“法律及监管事件”一栏提及，王雪冰涉嫌1994年在未经适当的授权或抵押而批出贷款。可见，这种“问题贷款”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然而，“王雪冰事件”余音未尽，同是中国银行又成为“周正毅事件”的焦点。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问题贷款”已成为一个不能不及时解决的问题，否则，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大规模出现。

　　国有银行“问题贷款”

　　产生的根源何在?

　　我国金融安全的最大隐患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这笔不良资产仅剥离到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就达1.4万亿元之多。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02年底，我国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达3014.42亿元(不含政策性债转股)，回收资产1013.18亿元，其中，回收现金674.82亿元，资产回收率和现金回收率分别为33.61%和22.39%。然而，问题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断出现新的不良资产。据悉，第二次不良资产剥离也在考虑之中。不过，剥离不剥离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良资产不断产生则暴露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和管理上的尖锐矛盾仍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矛盾和管理上的问题不能解决，即使采取多少次剥离也是无济于事的。不良资产的剥离仅仅是治标的办法，而治本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国有银行“问题贷款”产生的根源何在?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政策性贷款以及国有商业银行自身体制的矛盾是不良资产产生的主要原因，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的今天，不良资产产生的根源，就只能说是体制遗患和监管不到位。有人指出，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政府角色定位是解释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成因的第一变量，可解释现有的银行不良贷款的2/3；银行自身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则是第二变量，只解释银行不良资产剩下的1/3。但事实上还有第三个变量，国有银行相关利益者，包括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本身把银行当成各自谋利的工具，这是国有商业银行“问题贷款”的重要原因。从目前我国金融界的情况来看，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已经分离，商业银行已经基本不做政策性业务。当然，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以及具体的金融调节工具的使用，不可能不到商业银行。但就基本制度来说，政策性贷款已经不是商业银行“问题贷款”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上的弊病，已经成为主要矛盾。

　　必须像打击官员腐败一样打击银行界的腐败行为

　　具体来说，“问题贷款”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形式和“国有”性质的矛盾。实际上这是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老问题。目前，中小型国有企业大部分已经通过改革实现了民营化，或者干脆变卖给私人，成为地地道道的民营企业，但是，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业和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的银行，却不能实行民营化。银行是国家的银行，但又需要通过市场运营来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这个责任却不能具体落实在某个人身上，即使落实在某个人身上，企业的盈利情况与其本人利益也没有多大联系。这个问题与我们过去一直讨论的国有企业矛盾是同一个问题。不过，国有企业相当部分通过改革实现了民营化，而银行作为比较特殊的行业却难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过去国有企业的一切矛盾，都集中体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了。另外，我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还没有放开，从外部来看没有竞争，国有商业银行处于垄断地位，没有压力，上述矛盾就难以解决，经营状况就难以改进，问题贷款也就难以杜绝。

　　第二，与上述矛盾相应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双重身份矛盾。长期以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都具有副部级官员的身份，他们的角色经常在银行监管部门—央行以及新成立不久的银监会的高级官员与被监管金融机构的领导之间转换，如现任中国银行行长此前是央行副行长。也因此，他们在担任国有银行行长时，身份是政府官员还是银行家?这种情况也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下级部门中存在，也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中存在。政府官员与银行家之间的角色转换是普遍而且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些人究竟是“官”还是“商”，很难说得清楚。这种角色混淆决定了他们的目标错乱和行为混乱，不仅决定了他们所领导的部门的目标错乱和行为混乱，甚至他们自身的利益目标和行为也处于错乱状况。例如，中银香港上市时经国务院职能部门批准，中银香港董事会研究决定，授予董事长刘明康1735200股认股权，行权价为每股8.5港元，上市满一年后，可每年行使25%，行权有效期为10年。按中银香港上市前认股权的规定，“该等认股权于股份开始在联交所买卖之日起及一年内均不得行使”，因此，刘明康不能行使认股权，同时，鉴于刘明康已调银行监管部门任职，按照规定，也不能拥有被这机构的认股权。当其角色在银行家和银行监管之间变换的时候，类似中银香港这样符合国际惯例给予高管人员认股权的激励制度便会碰到合法性的问题。这类矛盾对银行经营管理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结构矛盾以及相应的管理问题。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有大型企业，治理结构是极为重要的，也可以说是致命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取得根本的突破。而在管理上，我们还没有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取得突破，一些金融管理规则也没有切实地实施。所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还处在很粗放的水平。例如，对贷款特别是巨额贷款的决策，在规则和程序上没有与国际接轨，长官意志还是重要的决策依据。例如，近些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对于信贷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管理体制改革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从这类“问题贷款”中不难看出，相当一部分银行内部控制机制仍有缺位，不少银行的纪检、监察、内审等部门，在人员、费用、职能等方面并没有处于绝对独立的地位。根据分析，这些年来，对基层权限级的违规违法案件往往发现处理得多；而总行权限级的违规违法案件往往发现处理得少；这些事件多数是事后发现处理，而事中、事前发现处理得少。因此此类案件和事件一旦发现，常常已经铸成追悔莫及的大错。不良资产产生的正常原因就是对项目的判断失误。贷款行一般是先看项目好坏，再看借款人资质，再看担保人资质的。例如中银香港为周正毅收购建联通而提供巨额贷款问题上，有关业务人员认为，周正毅几笔大额贷款都是一些回报率既高又稳定的基础建设类工程，各家银行都争抢得很厉害，所以，他们自然对有关程序的要求也就不是很严格了。如果不是周正毅失去理智的收购之举，加上炒股连连失手，问题也难以被发现。但问题终究是问题，迟早要暴露，暴露得越晚，所酿就的错就可能越大。而国外和香港的银行对“问题贷款”的防范措施则比较完善。例如，东亚银行集团主席曾说，他们对中资机构的公司贷款一向审慎。该行去年就曾经拒绝过一家内地民营企业用于购买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股份的几亿元贷款申请，其原因之一是因为该公司拿不出外管局批准3000万美金额度出境的批文。除了必要批文外，还要考虑客户情况及银行本身的规定，例如楼宇抵押最多可获七成的借贷额。永亨银行曾经与周正毅旗下的欧亚农业、超大农业等“问题公司”的信贷业务擦肩而过，在审批这两家银行一笔数额不大的贷款时，因银行的信贷委员会中的一位成员投了反对票而决定放弃。银行当时决策依据之一就是“对这两个行业不熟”。可见，决策程序和决策依据对于防范问题贷款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金融腐败”也是“问题贷款”产生的重要原因。近几年来，我国的涉及巨额问题贷款事件频出。如果看一看此类案件和事件的前因后果，就不难发现其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凡有巨额信贷损失之处，必有银行内部人员特别是有关主管领导的里应外合。所以，金融腐败是问题贷款产生的重要原因。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特大型企业，庞大的管理机构难免会产生官僚主义矛盾，而在管理上的漏洞必然给一些“银耗子”留下机会，里应外合骗取银行贷款的事件也必然发生。所以，加强治理，完善管理，规范程序，是防范问题贷款的重要措施，而打击腐败更是刻不容缓。正如刘明康在任中国银行总行长时常说的：“打扫清房子再请客”。我们必须像政府打击官员腐败一样打击银行界的腐败行为。

　　“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动”

　　商业银行本身属于高风险产业，按照其运行的规律，允许有一定量的不良资产。然而，如果不良资产占比例过高，在一定条件下，将影响银行的支付能力，并可能形成不同程度和范围的危机。这几年，我国为保证银行经营的安全，将不良资产剥离由国有金融资产公司处置，也取得不小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将问题贷款特别是涉及巨额资金的问题贷款减少和杜绝，国有与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还有可能扩大。作为我国金融运行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如果长期背负高额不良资产的包袱，不仅将无法继续深化金融自身的改革与发展，也将会给我国经济、金融全局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威胁。所以，加大力度防范问题贷款，防止不良资产大规模回潮，是加快金融改革、建立健康金融体系、迎接世贸组织挑战的重要措施。

　　“周正毅事件”再次给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管理敲响了警钟。如果商业银行不能时刻绷紧风险管理这根弦，在经营管理结构上下大气力改革，进而端正经营理念，完善各种约束、监督机制，那么，这类事件还可能出现。而在银行加快改革、强化管理的同时，政府的监管更是刻不容缓。当然，我们已经采取了重要的举措，如银监会的建立。今年5月29日，新建的国家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银监会首次新闻发布会上露面，谈及银监会的目标及职责时指出，将“尽心竭力，不辱使命”，视“保护存款人利益”为天职，他强调“将通过监管来促进银行内控机制的形成和内控效率的提高”。并说，“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动”。银监会加强监管的决心可见一斑。

　　然而，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积重，国有企业的矛盾，以及市场不够成熟等问题，必然给银监会的工作带来种种困难。所以，我国银行监管还任重道远。(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不知道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心里是何种滋味，刚刚履新一个月的他面对上任后第一桩棘手的监管事件，就是拿中国银行“开刀”。而在担任银监会主席之前，他的职务是中国银行行长，同时担任着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银监会的首桩棘手的监管

　　吕菽菲

　　刘金宝离职事件

　　就在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北京首次面对记者之际，在香港，另一个更为受人关注的会议即将举行。这就是中银香港上市后的首个股东大会。备受关注的原因当然不仅仅因为是“首个”，而是前一日宣布的中银香港新的领导层公开亮相。

　　刘明康辞去中银香港董事长及非执行董事职务，由现任中国银行行长肖钢接任，这早在媒体和公众的预料之中。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刘金宝在公司担任的一切职务(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及总裁)都将由和广北接替。刘金宝是中银香港重组及上市的直接执行者。

　　下午3点，股东大会开始，中银香港的新领导层如期而至。由于坊间传言“上海首富周正毅被调查”一事，刘金宝脱不了干系，因此刘的去向成为关注的焦点。值得寻味的是，股东大会召开的前一天，肖钢和和广北抵达香港后立即举行了临时新闻发布会，宣布辞去中银香港一切职务的刘金宝被调回了中国银行总部。仍然是这一天，在中银香港发布的公告中称：“刘金宝同志在中银香港任职近6年，有着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他在香港工作期间，相继担任过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为中银香港的发展及其重组上市做了大量的工作，董事会对刘金宝同志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但关于他的种种猜测还是被一一地提了出来。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刘金宝的活动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个问题时，肖钢予以了坚决否认，声称刘的调动属于正常的人事变动。他说：“什么活动？(众人笑)他在北京。昨天我已经讲了，在北京担任副董事长的职务，总行的副董事长，作为我的助手。我是董事长，他是副董事长。我再重复一下，他因公在北京总行出差开会和工作，职务是总行的副董事长。”

　　然而，5月下旬以来，中银香港风声鹤唳，关于刘金宝的离职，种种猜测早已不胫而走。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刘与周是旧识，在周领导的农凯系的壮大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刘的经历来看，1989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后任行长，直到1997年，他转任中国银行港澳办事处常务副主任兼香港分行总经理。这段时间跨度，和周正毅创业的时期非常吻合。而最引起大家遐想的是，周确实从中国银行得到过多项贷款。

　　还有一种说法是，刘与中国银行前行长王雪冰一事可能有所牵连。1999年，刘金宝的职务是中银香港办公室主任。同年7月上任的中银香港总裁梁小庭在任时间非常短，原因是涉嫌收受贿赂与洗钱。此后刘被任命为总裁，刘与王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比较微妙。

　　事实上，此前今年50岁的刘金宝前途被认为是一片光明的，由于中银香港上市后的第一份年报获得了市场普遍的认可，当时市场的猜测是，他是否会出任交通银行总行长。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如今，更多的猜测是，他是否会步王雪冰的后尘。当然，这种猜测还仅流于传言，与王雪冰相似的是，刘金宝也是1976年中国银行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个，毕业于北京外经贸大学；1977年12月被派往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不过，四年后—1981年10月，刘金宝就回到国内，调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

　　浮现“王雪冰事件”阴影

　　“王雪冰事件”对中国银行乃至中银香港的影响非常巨大，即便事隔1年多，它仍然像幽灵似地困扰着中银香港。

　　在担任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期间，刘明康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能实现中银香港美国、香港同时上市的计划。2000年2月，刚接任行长的刘明康毅然决定对中国银行进行“清房行动”—清理历史、加强内控，中银香港重组上市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2002年初，中银香港复杂的重组基本完成，而重组的直接执行者就是眼下传言四起的刘金宝。此时，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案曝光：1月15日，当时的央行行长戴相龙说，将对已被免职的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继续审查，因其在中国银行任职期间对该行有关信贷案件负有责任。1月18日，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联合消息，对其违规行为做出处罚：中行纽约分行将向美国OCC交纳1000万美元罚款，其母公司中国银行则向中国人民银行交纳相当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币罚款，两项罚款总计2000万美元。原因是包括纽约分行在内的中行在美国的三家分行，于1991年至1999年间，被发现有不当行为。事情都发生在王雪冰1988年到1993年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期间。

　　“王雪冰事件”以及其后中国银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中银香港的上市计划受到影响。虽然中银香港在香港的上市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筹资额从最初计划的40亿-50亿美元变更为20亿美元，并且放弃了在香港、美国同时上市的计划。中银香港在上市招股书中的“法律及监管事务”一栏提及王雪冰涉嫌1994年在未经适当的授权或抵押而批出贷款，该笔贷款又在1996年透过一些有问题的信贷偿还。除王雪冰外，招股书还提到中银香港分行前第一副总经理梁小庭亦牵连1994年的贷款。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显示，王雪冰的妻子和中国台湾的刘××在美国成立公司，向中银香港取得了一笔贷款，批出这笔贷款的正是梁小庭，他还与中银香港透过香港宝生银行洗500亿港元的黑钱有关。

　　其实，中银香港最终的成功上市仍然与“王雪冰事件”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2002年7月8日，刘明康和刘金宝兵分两路开始在亚洲、欧洲和北美进行为期11天的全球路演。7月11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始于2001年2月的对其客户周强等的诉讼案有了初步结果。根据纽约南区法院陪审团的裁决，原告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获胜，有望获赔1.05亿美元；骗贷者周强通过20多个关联公司欺诈贷款罪名成立。胜诉在路演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但“王雪冰事件”所形成的震荡并没有因中银香港的上市而终结，此次刘金宝离职据称也和此案件的牵连有关。不仅如此，即便是“周正毅被查事件”也和其有一定关系。根据香港媒体消息，去年年初王雪冰因为经济犯罪而接受调查时，前中央金融工委已开始就中行上海分行的多宗未能收回的贷款进行全面调查。

　　刘明康放弃认股权

　　在中银香港两大巨头被换事件中，刘金宝的去向目前还不明确，而被一些媒体大肆炒作的“刘明康拥有的173.52万股认股权究竟该如何解决”一事则已经有了明确的说法。

　　5月22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在北京发表谈话特别强调，有些媒体猜测刘明康先生认股权如何解决会影响到有关工作的进度，这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刘明康先生早在4月初赴银监会任职之际，就提出了辞去中银香港相关任职、放弃所持认股权的申请，有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刘明康拥有的173.52万股认股权，是2002年7月中银香港上市时针对高管设计的一项激励措施。王兆文在谈话中指出，实际情况是，中银香港上市时，经国务院职能部门批准，中银香港董事会研究决定，授予董事长刘明康先生173.52万股认股权，行权价为每股8.5港元，上市满一年后，可每年行使25%，行权有效期为10年。按中银香港上市前认股权的规定，“该等认股权于股份开始在联交所买卖之日起及一年内均不得行使”，因此，刘明康先生不能行使认股权，同时，鉴于刘明康先生已调银行监管部门任职，按照规定，也不能拥有被监管机构的认股权。

　　引发媒体关注的，并不是刘明康拥有的这173.52万股认股权本身，而是其特殊的身份—银监会主席，负责对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国内大小银行的监管。“当其角色在银行家和银行监管之间变换的时候，类似中银香港这样符合国际惯例给予高管人员认股权的激励制度便会遭遇合法性的问题。”一位知名的经济学者如是说。长期以来，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都具有副部级官员的身份，他们的角色经常在银行监管部门—央行以及新成立不久的银监会的高级官员与被监管金融机构的领导之间转换，如现任中国银行行长此前是央行副行长。也因此，他们在担任国有银行行长时，身份是政府官员还是银行家？是以官员的身份获得认股权，还是以上市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获得？如果其身份是政府官员的话，获取认股权是否合适？这一连串的问题让公众感到迷茫。

　　惊变之后

　　中银香港高层变阵的谜局目前很难有一个很清晰的轮廓。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变阵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恰恰是金融监管显效的成果。对于中银香港而言，刘金宝的离职、问题贷款的处置，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短期之内会降低市场对中银香港企业管理水平的信心，但从长远来看，正如刘明康在任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时常说的“打扫清房子再请客”，其规范的运作势必使中国银行2006年上市的目标得以实现。这对肖钢来说是个考验，对刘明康亦是。据知情人惊爆：5月27日晚，“上海首富”周正毅被中纪委和安全部“请”到北京配合调查。据该人士透露，“中央纪委正在调查中银香港原副董事长兼总裁刘金宝。”2002年6月，周正毅曾通过中银国际融资20亿元港币，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分析人士猜测，继朱小华、王雪冰和段晓兴之后，刘金宝可能也是被贪欲击中。

　　香港股市上，周正毅旗下的“上海地产”从1月前的0.58元跌至0.41元，与大势逆道而行。

　　一位香港经纪人好心地提醒记者：“这只股票有风险，他的老板可能和杨斌差不多。”(欧亚集团主席杨斌因涉嫌虚假出资、行贿、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农地等罪行，去年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

　　5月28日，传闻中的部分情况首先被中银香港证实，即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将离职属实。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下称中银香港)28日发布公告称：经香港和中国内地金融监管当局批准，中银香港董事会决定，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肖钢兼任中银香港(控股)董事、董事长，中国银行副行长、中银香港董事会董事和广北担任中银香港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兼总裁；中银香港原董事长刘明康调任中国银监会主席，不再担任中银香港董事长职务，中银香港原副董事长兼总裁刘金宝不再担任。

　　尽管香港和内地金融监管局都一再声称这是正常的人事变动，但香港方面的种种猜测还是铺天盖地。记者于29日下午致电中银香港时获悉，所有的中高层都在召开会议，因而无法从中银香港方面获取其他相关信息。

　　据香港银行业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香港方面对此事早有传闻，而且最终的结果和传闻是一样的。事实上关于刘离职的原因社会上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之一的说法是，最近香港均来集团的茵翠豪庭烂尾楼事件中，主要债权人是中银香港，此事对中银香港有一些影响。另外，刘金宝在任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期间，与有上海首富之称的上海地产(0067)主席周正毅及另一家上市公司高层有多项贷款问题。且目前与刘有关的当事人正在上海协助调查。而有关贷款的事情均是在1994年至1997年间，刘出任上海中银总经理时所发生的。

　　另一个版本的说法是，刘与前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一事可能会有牵连。1999年，和广北是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的助理，此时的刘金宝是中银香港办公室主任。同年7月上任的中银香港总裁梁小庭却很“短命”，原因是涉嫌受贿与洗钱，此后王雪冰事件发生后，与梁也有瓜葛。之后刘被任命为总裁，刘与王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比较微妙。此次中银香港高层人事变动，这给人留下了一定的想像空间。显然，在这种时期，中银香港和中国银行都会选择沉默来回应媒体。但据香港方面的媒体报道，新任中银香港董事长肖钢任职后强调，中行的这次调整亦属正常，不会影响中银香港的发展策略，因为刘金宝在香港已6年，调回北京是工作需要。

　　时年仅48岁的和广北，1985年获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硕士学位，1985年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资金部工作，1985～1991年任中国银行巴黎分行资金部经理，1992～1998年历任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处长、副总经理、总经理，1999年到任职中银香港总裁之前是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

　　工银亚洲的分析人士认为，更多的人是关注着和广北的上任将会使中银香港有一种怎样的变化，以及在调整业务策略、控制资产质量等方面的一些措施。

　　而新任总裁和广北则表态称，中银香港的发展策略不会改变，对于上市时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将不会改变。而且，中国银行原计划2006年上市一事也不会受影响。

　　但受此影响的是周正毅香港上市的股票“上海地产”开始一路走低。到底中银香港与上海首富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现在看来仍是一个谜。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5月2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今年银监会对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下降的指标任务是3到4个百分点，余额下降700亿到800亿元。资料显示，2002年工行、中行、建行、农行的不良资产率比之2001年，分别下降了4.26、5.14、3.99、4.72个百分点，这说明银行在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方面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坐三望四，四大银行受命银监会

　　胡春钰

　　四大行中农行难度最大

　　从上面的数字不难看出，农行要想完成下降3%～4%的目标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来自农总行的资料分析显示，全行不良资产余额比年初有所增加，陕西、河南、吉林等分行增加较多。另外，现代管理滞后与经营粗放有所表现。在信贷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辖内部分分行信贷管理仍然薄弱，贷后管理相对滞后和松散，缺乏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准确分析，经营风险暗藏。

　　面对严峻的形势，农行有关负责人要求全行人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念，加快有效发展，力争年中交上一份更为出色的“成绩单”。他们采取了一种“内部剥离”不良贷款集约化管理的做法，这与其余三大行的成立专门处置部门或中心仅把不良贷款“分档处理”有所不同。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农行在广州地区成立了两个专门清收不良资产的支行，将农行在广州地区各分支行的公司业务不良贷款“分帐处理”，归入两间专业支行清收和管理；而零售业务的不良资产则交由中介机构处理。有消息称，农行在几年内不会随其余各大银行走上市的道路，反而会建立起以传统存贷业务、非传统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三大板块的金融控股集团，而投资银行的雏形正是目前已实现分帐管理的不良资产处置专业分支机构和部门。

　　农行有关人士透露，今年该行处置抵债资产的目标是“一件不留”。他说，“经过这两年不良资产的拍卖，我们总结出一条规律：竞投者对银行拿出来拍卖的抵债资产都抱着持币待沽的心理。本来可以卖出去的东西，竞投者就是不举牌，就是等流拍后银行再降价卖出去。另外，道德风险也已经成为银行处置不良资产中面临的重要风险。企业明明拿出10万元来还款，但清收人员拿回银行只有8万元，还有2万元哪去了?大家心知肚明。”

　　不良资产比例并非不可控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日前表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情况还是可以控制的，目前来讲，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他分析说，首先，因为现在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冲销呆帐的数字比例大幅度增加，而且可以用所有的收入和利润冲销不良资产。其次，这两年银行贷款的增长幅度比较大，贷款数额增加使整个基数加大，不良资产比重自然降低了。第三，存贷款利差很高，有近3个百分点的利差，银行可以用这部分差额收入冲销不良资产。另外，银行营业税的下降也有利于不良资产率的降低。

　　从今年前几个月的情况来看，四大商行中除农行外，其余三大行情况还不错。完成任务应该不成问题，那么，他们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处置和化解不良资产的呢。

　　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规模不是最大的中国建设银行，其资产质量是最好的。今年前4个月，建行共处置各类不良资产195亿元，回收各类资产108亿元，不良贷款率按五级分类口径已降至14%。建行的发言人称，从前4个月来看，建行资产回收和现金回收计划完成率均高于上年同期水平，从第二季度起，建行资产保全系统以压缩不良资产余额为重点，集中全行力量，进一步加大回收力度。这位发言人同时透露，建行全年不良贷款率比去年下降4%的目标能够实现。如果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在2005年以前将平均不良贷款率降至15%的目标，那么，建行实际上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一目标。据介绍，建行为加强对不良资产处置工作的领导，总、分行层层成立了由行长挂帅的降低不良资产攻坚战领导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将工作重点放在控制存量不良贷款下降额和新增贷款资产质量上，消化历史包袱要以信贷资产为主，非信贷类资产为辅；同时，进一步调整完善不良资产损失责任认定与追究制度。最新统计数字表明，中国工商银行今年1至4月份经营效益大幅跃升，资产质量继续改善，各项业务发展平稳。前4个月共实现经营利润150.8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4.2亿元，增长74.07%；同时该行“一逾两呆”口径不良贷款率降至21.21%，比年初下降1.33个百分点；1至4月份新增贷款1867亿元，同比多增1292亿元，新增存款2555亿元，同比翻一番，呈现出存贷两旺的良好局面。工行新闻发言人表示，尽管出现疫情干扰等特殊情况，工商银行今年前4个月仍一直坚持贯彻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在业务发展上有新跨跃，结构调整上有新进展，综合改革取得了新突破。

　　上周，中国银行发言人透露，今年前4个月，中国银行集团资产质量进一步改善，不良余额下降120亿元。按照五级分类口径，不良资产率已经降低为20.56%，这比上年同期多下降了1.25个百分点。若按照今年下降3%的目标，则已经完成全年任务的62%，前景甚是乐观。关于这一点，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颇有感触。正如他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中国银行在过去的三年里，每年的不良贷款比例按五级分类下降了4个百分点以上。他说，中国银行是通过三个渠道来实现的：第一，加大清收的力度，每年清收回来的现金指标是在250亿元左右。第二，加快对不良资产的迅速处理，使得这些不良贷款和不良资产能够很快地转入良性的机构。比如说通过转换借款人，转换贷款的担保和抵押等其他保证措施。第三，依靠健康的发展，把新发放的贷款，在提倡加快发展的同时，使它的不良率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银监会成立带来契机

　　银行内部人士坦言，随着时间推移，不良资产清收的难度越来越大。容易清收的资产这两年已经处置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不是陈年旧帐，就是贷款企业早已无力还债。我们仍然不应高估银行自身在降低不良资产、控制和化解资产风险方面的能力。应该看到，管理潜能的挖掘及其能够带来的效益越来越有限，管理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在前些年管理水平较为低下的背景下，强化和完善管理能带来较明显的效益，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管理潜能的挖掘及其能够带来的效益越来越有限。

　　专家指出，由于银行不良资产存量的规模庞大，而且，这一规模还有可能发生动态增长，所以单靠银行自身的拨备前利润增长来消化和核销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银行还必须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高盛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John Anderson认为，要使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可接受的水平，估计需要2万亿元的人民币。撇开这一数据的估算的科学性不谈，解决银行不良资产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确实是银行自身难以承担的。

　　尽管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的道路上仍曲折重重，但是在面临着损失风险、政策风险等危机中，不良资产处置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国资委成立后，国有企业出资人到位，这给银行处置化解不良资产带来了许多机会。正如国资委的一位负责人所讲的，“国资委成立后马上要做的是对企业做资产评估，与企业签订契约，今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产权交易、资产重组、企业兼并、破产等都必须依法有序进行。”在银监会正式挂牌整整一个月的时候，履新的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首次对外介绍了该机构的主要职责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他说，银监会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加大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要求四大行加强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目前，商业银行正努力地改革自己的信贷结构，过去对公司、项目贷款比较多，现在正逐步纠正，银监会乐于见到这种转变。但要提醒的是，要控制和防范不良贷款的发生。看来，银监会的掌门人上任伊始就已经向不良资产宣战。

　　二次剥离是否可行

　　政府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后，实际上并未完全解除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仍然高于国际水平。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没有得到改革，到目前，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又累积到2万亿元，达到占全部贷款25%的高水平，大大超过了四大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人们不禁要问，“有了第一次剥离的经验，将这些新增的不良资产再进行二次剥离又有何不妥呢?”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晓川认为，商业银行自行消化不良资产的速度很慢，而且每年必须拿出利润的大部分来作为冲抵不良资产的准备金，这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巨大瓶颈。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集中处理从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上处理、回收商业银行积累的不良资产。但是，对于第一次剥离之后所产生的不良资产是否需要进行二次剥离呢?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可行性论证。

　　专家指出，对我国商业银行2万亿元的巨额不良资产到底是不是需要进行第二次剥离，主要取决于二次剥离本身是否体现国家根本利益和国家根本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即关键要看二次剥离在性质上是否属于“改制性剥离”，剥离主体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进行股份制改造，这是进行二次剥离的“一个前提”；同时二次剥离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国家作为不良资产处置最终损失的承担者，应该制定出最终处置损失的摊销机制，以及作为收购和处置主体的资产管理公司能够实现处置回收的最大化。如果满足“1+2”的前提和条件就可以考虑二次剥离问题，如果不具备这些前提和条件，则应暂缓进行。对不良贷款的解决不要搞“一刀切”和追求一步到位，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哪家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和改造就剥离哪家银行，这样，改制剥离后的国家控股商业银行就可以轻装上阵，不良资产问题也能斩草除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切实可行的化解不良资产的高招呢?

　　与此同时，今年开始，建行也开始在资产处置中引入了具有投行业务“影子”的做法。建行今年启动的国际招标处置不良资产的项目，采取“一对多”的国际招标方式和“一次性买断”的交易方式，打包处置近年收回的价值40亿元的抵债资产。目前，此项目已正式启动。前期工作完成后，建行将正式对外发标。据悉，有意向投标的包括摩根斯丹利、高盛、美林、雷曼兄弟、龙星等10多家国外著名投资银行。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潜在的巨大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调查显示，中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最热门的国家之一。日前，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和《CFOAsia》杂志共同举办的一项国际商贸调查指出，9/10的在华外资公司的高层财务行政人员表示，计划于未来3年间扩展在中国的业务。此项调查清楚地反映出，在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之际，跨国公司将中国视为世界上主要的增长市场和最有价值的投资场所之一。并购是当今全球跨国投资中最重要的方式。据统计，全球跨国投资的80%以上是采用跨国购并的方式进行的。由于各种原因，中国以并购形式吸引外资的比例不到10%，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当大，中国正采取多种措施来推动跨国并购的发展。

　　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具有相当大的投资价值，通过购买金融不良资产的方式实现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是收益高的一种投资方式。

　　商机无限“休克鱼”

　　晓鹏

　　有一种鱼的名字叫“休克”

　　分析表明，在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近14000亿人民币的金融不良资产中，相当一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配置不当的资源，只要这些资产的物理功能还没有完全丧失，就具有一定的重组并购价值。在不良资产涉及的债务企业中，部分企业生产设施齐全，自然资源丰富，具有潜在的增长特性。中国的海尔公司称之为“休克鱼”。投资者通过对这些企业技术、资金上的投入，通过各种资源的整合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常常能够在短时间内使这些企业生产经营发生较大的改观。特别是资产管理公司持有4000亿债转股资产具有更高的价值。在580户债转股企业中，很多企业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在国内具有行业领先地位，如一汽、首钢等。这些企业普遍工艺装备先进，产品有市场，管理较规范，盈利能力较强。而且资产管理公司在很多企业中处于控股地位，仅华融公司就在120户企业中占据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分布广，遍及全国各地，涉及各行各业，资产形态各异，为投资者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如华融公司收购的4077亿元资产中，资产遍及全国30个省，重点分布在广东、北京、江苏、上海、山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主要集中在国有工商企业，还有一些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资产广泛分布于工业、农林牧渔、建筑、交通运输、邮政通讯、批发零售、房地产、社会服务等8个行业、37个子行业。与近50家上市公司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金额达数十亿元。除债权类资产外，华融公司还持有1000亿元人民币的债转股资产和大量的土地、房产和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充足的资产供应、多样化的资产形态可以满足投资者的各种需求，商机无限。

　　投资中国金融不良资产能够享受到政策鼓励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吸引各种资本参与中国金融不良资产的并购重组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支持和鼓励政策。2001年10月，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吸收外资参与资产重组与处置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外资参与处置不良资产的有关问题；在今年年初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政策，允许外资和民间资本按有关规定购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债权、股权和实物资产。”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为并购国企，特别是并购困难国企制订实施了多种优惠政策。据了解，近期，国家经贸委已经拟定了跨国公司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政策草案，正式文件即将形成，届时国企500强中的部分企业将向跨国公司开放。此外，按有关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免交在处置不良资产业务活动中的税收，降低了不良资产处置中的交易成本，使不良资产的购买者一定程度上间接地享受到了税收优惠。这些支持政策对开展金融不良资产的并购重组活动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最后，投资中国金融不良资产能够享有价格上的优惠。由于不良资产在形态上，通常表现为债务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净现金流少、管理比较混乱等，尽管部分债务企业具有完善的生产设施、丰富的自然资源，具备较高的重组价值，但由于其重组后，特别是被管理水平高、国际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重组后的成长潜力难以准确预测。因此，按审慎的原则，依据国际惯例对企业的各种评估常常偏于保守，以评估价值为参考形成的资产处置价格，相对于资产的实际潜力，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优惠。特别是不良债权的投资者通常可以获得一个较高的折扣价格。事实上，世界上各国在处置金融不良资产时，也正是采取优惠的价格来吸引各种投资者，从而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度。

　　正因为金融不良资产具有较大的投资价格和较高的投资回报，国际上著名投资银行和跨国公司通常把参与不良资产管理和处置作为一项重要的业务。目前，包括摩根斯丹利、高盛、德意志银行、GE等国外机构纷纷把目光聚集到中国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上来，中国部分企业对不良资产也表示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最大的风险抓不住鱼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综合采用资产转换、转让和销售、债务重组、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证券化等一系列规范化和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对贷款及抵押物进行处置。投资者可以通过协议转让、参与招标、拍买等方式购买某一项债权、股权和实物资产，还可以一次性批量购买由相同属性资产组成的资产包，也可以通过组建合资公司的形式来共同处置金融不良资产。2001年，在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协助下，华融公司举行了中国首次大规模不良资产国际招标活动。通过长达9个月的资产挑选、尽职调查、资产推介、公开招标、开放资料、投标证标工作，分别向由摩根斯丹利、雷曼兄弟、所罗门美邦、KTH基金和中金丰德公司组成的投标团以及高盛公司打包出售了帐面价值为128亿元的不良资产，打开了不良资产处置的国际市场，开辟了中国引进外资的新渠道。在有关协议经批准后，华融公司将和这些投资者组建合资公司来处置这些资产。经过充分的法律、市场、资源论证和研究，在韩国资产管理公社的协助下，华融公司已经启动了资产证券化项目。目前方案已设计完毕，资产池业已构建，并向有关监管部门提交了资产证券化试点方案。预计这种全新的金融工具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面世，这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投资金融不良资产的新方式。为方便投资者了解资产信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投资者搭建了包括网上、报纸、电视等各种信息交流平台，各界投资者可以方便地登录各资产管理公司网站来了解资产处置各种信息。同时，资产管理公司组织或参加了多种资产推荐和商贸交流活动。当然，不可否认，投资中国金融不良资产也会遇到一些风险，如市场风险、个别企业恶意逃废债等。但是最大的风险不是其他，而是未能抓住投资中国金融不良资产这个市场机会。

　　国际投行掘金中国不良贷款

　　钱锦

　　在与废弃的工厂和严重过时的工业设备打了两年交道后，投资中国不良债务的大型外国投资机构，已经准备好在中国的廉价债务市场大赚一笔。

　　一次收购13亿美元

　　今年3月初，摩根士丹利和一个由雷曼兄弟公司、花旗集团和所罗门美邦组成的财团、香港KTH资本管理公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从中国的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手中购买了一笔帐面价值为13亿美元的不良贷款，这是迄今为止不良贷款交易中金融最大的一笔。

　　在完成交易的几天前，高盛公司宣布，同意从同一家公司手中购买一笔价值2.3亿美元的资产。今年1月，德意志银行则同意帮助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把一笔价值1.92亿美元的不良资产证券化。

　　不良贷款多达3000亿美元

　　快速清理不良贷款对确保中国经济健康至关重要：根据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未来5年内，中国将向境外银行放开国内市场。这意味着，拥有约75%银行资产的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必须清理它们的负债，同像花旗集团旗下的花旗银行和汇丰控股有限公司这样机构精简的银行开展竞争。

　　1999年，北京市政府组建了华融、信达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用来收购并处理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大约有17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得以转移，但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仍然多达3000亿美元左右，占银行系统不良贷款总额的25%(分析师估计应该比较接近40%)。

　　要在5年内清理这些以及还在继续增加的不良贷款，靠国内的相关机构，困难不少，特别是没有足够的时间。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PeterChan说，如果缺乏经验的银行或破产银行自行处理不良贷款，“这可能需要15年至20年的时间”。

　　挑战来自执法体系

　　这些不良贷款，对于富有处理经验的国际投资机构是一座富矿，但外国投资者非常担心中国的法院及执法体系。在不良债务业务中，非常关键的两个问题是：抵押品回赎权丧失的法律执行，以及投资者对债务人偿付行为的上诉能力。

　　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向外国投资者出售不良贷款，并允许第一批投资者将税后利润从中国抽走，对此投资者均有目共睹。但几年后或者是汇出利润达到几百万美元后，这样的政策是否还会依旧呢?一位银行人士表示，这是“真正挑战之所在。”

　　不过，投资者们在估价中也已考虑了巨大的风险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据知情人士称，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银团，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的购买不良贷款协议，仅支付了相当于帐面价值8%的价格，而这已是华融资产获得的最高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