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的代价

　　□文 秋风(独立学者)

　　就在写这篇文章之前一个月，我第一次被天则邀请去做一次学术活动的评议人，这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会议结束后，一位老师还拿出一点费用，我非常惶恐地拒绝了，因为，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发言，就是我的荣幸。其实，应该是我感谢它，因为我对于经济学肤浅的了解，不是从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或正厅级的经济研究所开始的，而是从天则开始，是 从天则的茅于轼先生、张曙光先生、汪丁丁先生开始的。

　　我想，可能有不少热爱经济学、尤其是热爱自由市场、而又没有受过科班经济学训练的人，跟我有同样的经历。如果说中国有哪个机构在真诚地传播自由市场的理念，把它视为一种很重要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学里的一个学术结论，那可能就是天则了。倘若没有天则成功地生存下来，中国是否还会有真正地传播自由市场经济学理念的机构？

　　注定了的民间立场

　　这种鹤立鸡群的怪现象，倒并非完全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因素。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30年代初的大萧条之后，自由市场观念就遭到知识分子的普遍抵制，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也不例外。在自由市场的老家英国和美国，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撒切尔革命与里根经济学，自由市场似乎风行一时，但自由市场经济学及其观念始终没有成为学院的主流。传播自由市场和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智库，在美国、英国、更不要说欧洲，其实也都处于学术体制的边缘。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Cato研究院，尤其是追求比较纯正的自由市场的Mises研究所、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等等，似乎为学院中的经济学教授所不屑——事实上，刚刚开始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曾经因为哈耶克写了本《通往奴役之路》，而将哈耶克排斥在专业经济学圈之外。同样，即使到了今天，又有几个经济学教授会认真看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他们会说，那也许是好的宣传品，但不是真正的经济学。

　　因此，我想，即使中国发生了天则所期望的变革，天则及天则的后继者的命运，也未必会有多大的改善；即使有所改善，也注定了是短暂的。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天然地具有厌恶市场而进行干预的倾向，自以为比市场要高明的政府官员们——也许偶然会有一两个明智的政治家是例外——当然喜欢那种教给他干预的技术和技巧的经济学，而不喜欢那种讨论政府是否应当干预或干预的限度等等框架性问题的经济学。

　　这是真诚信奉自由市场理想的经济学家所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困局：在经济学高度技术化，并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范式和价值取向的今天，自由市场经济学会被体制内的主流同行视为另类和不入流。嗤，茅先生的著作里竟然没有模型——尽管茅先生本来就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专门曾经从事过数理经济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常常面临体制的白眼。

　　但经济学家却必须坚守观念的阵地。任何一个制度，都需要靠观念来支撑，自由市场也不例外：在历史上，先有斯密的《国富论》，后有自由贸易；先有瓦尔特·奥伊根的秩序自由主义，才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最初强调的是市场而不是“社会”)；先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才有撒切尔革命和里根经济学。同样，政府干预的倾向，必得有自由市场的观念，才能约束之，限制之，使之不至于任性而为，完全摧毁市场。

　　这样的坚守，注定了不会是政府官员，而只能是知识分子；而由于知识分子——哪怕是经济学专业——经常具有反自由市场的倾向，因此，这样的坚守，经常是在学术体制的主流之外。从这个角度看，天则注定了是属于民间的。

　　道德的力量

　　如果说，这种自由市场智库的努力，得不到以干预为业，及以提供干预技术为职志的体制内主流经济学圈的支持是尚可理解的话，甚至更可悲哀者，就是他们甚至很难得到商人阶层的理解和支持。

　　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始祖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法国自由贸易论者巴斯夏，都曾经这样评论过商人：商人们(企业家、资本家)未必喜欢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即使他们可能确实能从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中获益，他们也未必愿意捍卫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制度，因为，他们的商人心灵，会遮蔽他们的理智，使他们斤斤于自己的得失，反而经常成为市场制度最顽固的反对者。事实上，一切政府干预措施，最坚定的支持者总是某一部分商人，因为他们可以因此而得到政府的优惠和保护。只有那些被排斥在寻租经济圈之外的商人，才可能偶尔地想起诉诸自由市场理论。但一旦他们也跻身寻租行列，他们立刻成为政府干预的捍卫者。

　　因此，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致力于捍卫的，从来就不是商人、企业家、资本家的特殊利益，而是一种普遍的市场制度，一种涵盖每个人的自愿的社会合作与交换体系。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及这样的机构之所以捍卫自由市场，我以为，是因为这样的制度比人类历史上所出现过的、并且可以设想出来的一切组织经济活动的制度，都要更公平，更合乎自然的正义原则；他们相信，它能够改进所有人的福利，能够实现社会成员利益的和谐，能够与社会人们组织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其他健全制度形成良性的互动。

　　如果说，这个社会上还有什么良知的话，这就是一种良知，因为这是一种超越于特殊的利益考量、真正以公共的福利为着眼点的价值理想和制度诉求。也就是说，天则这样以传播自由市场理念为鹄的机构，既不反映政府的立场，也不买学术体制的账，又无取媚于商人之意，而一般民众对观念的价值又一无所知，于是，它既不可能在政府控制的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体系中分一杯羹，甚至也没有几个商人对它的事业感兴趣，结果可想而知：它的物质资源总是匮乏的，它在财政上总是捉襟见肘。据我极其有限的了解，天则工作人员的收入是非常低下的。

　　于是，他们只能靠理想激发出来的道德热情，来弥补物质资源日复一日的紧张状态。他们没有钱，他们有精神。坚守这样的理想、以传播自由市场为己任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比起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们来说，具有更高的道德热情，对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有更加强烈的情感因素。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理想；不仅仅是一个饭碗，而是一个事业。

　　事实上，这样的研究机构，也必须依靠更高的道德热情来维持。你没有权力控制资源，也没有金钱收买支持，当然只能靠愿景来吸引人，靠道德来说服人。维持一种经常不被人理解的理想，除了个人的自觉之外，领袖人物的道德感召力是至关重要的。天则的茅于轼先生的道德人品，就是学界公认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理论中，并不谴责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自私，相反，他们将这作为其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但他们自己的物质生活却是贫乏的，他们的事业是靠道德热情支撑的。倒是体制内的经济学家们在逻辑上更为一致：他们享受政府的资源，他们也为政府的干预进行论证或提供干预的技术。不管中外，似乎都是如此。

　　这就是天则那些经济学家的状态：他们无权也无钱。不过，他们并不沮丧，因为，他们有两件同样有效的工具：从斯密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大师所打造的经济学的逻辑，以及个人的道德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