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希望发出我们的声音”

　　——与茅于轼谈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和经济学家的社会参与

　　□记者 任雪松

　　“当时我是个局外人，是后来被硬拉进来的。”古稀之年的茅于轼回想起天则经济研究所创立时的情景，清癯的脸上泛起了童真般的笑容。

　　1993年盛夏7月，茅于轼与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4位经济学家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创立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时至今日，这个74岁的老人，与一个执著而行的民间经济研究机构已经一起整整走过了10年的时光。

　　学术研究是枯燥而繁复的，更是一个寂寞不为人知的工作。而作为一家民间背景的经济研究机构，一方面要努力在学术研究、辅助政府决策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茅于轼们还要为研究所的生计四处奔波。

　　“最频繁的时候，我一天下来要接受5次以上的采访。”茅于轼说，他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经常参与各种论坛，接受媒体的访问。“这是天则的一种参与感。我们希望发出我们的声音。”

　　6月12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即将迎来它的十周年庆典前夕，茅于轼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一家民间NGO组织走过的10年

　　《商务周刊》：首先祝贺天则所成立10周年，我们对天则所10年来的努力感到钦佩。当年您与几位经济学家共同发起这个民间经济研究机构，可做学术通常是清苦的事，为什么选择自己出钱做呢？

　　茅于轼：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1993年，中国各地成立了很多民营、私营企业，当时的国民经济增长率达到14%，我们的投资方大象文化传播公司决定成立一家经济研究机构。当时找的是唐寿宁，我当时是局外人，后来谈成了被拉进来的。最初的想法是成立一家盈利性的经济研究机构。当初，一个目的是盈利，另一个目的是学术研究。当时我们认为这两个方向是可以兼容的。但事实上，10年的历史证明，盈利与学术二者是不能兼容的。我们举办培训班，曾经试图为企业、政府、机构提供咨询，但都不赚钱，现在，天则基本上成为一家纯粹非赢利性的研究机构，主要靠外界的捐款运行。

　　《商务周刊》：天则所开始建立时预想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茅于轼：不太明确，也没有想得很清楚。当时只是觉得我们的学术是有价值的，能够创造财富。

　　《商务周刊》：几个经济学家聚在一起，想做一个赚钱的买卖，但却没有成功。

　　茅于轼：经济学不是自身能够创造价值，而是通过社会路径、通过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管理是研究企业怎么致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怎么致富，有些人认为经济学家熟悉经济运行的规律，由此应该熟悉企业的运作，应该知道如何赚钱，事实上是错误的。经济学家研究社会资源如何配置，达到最优配置后，应该能赚取大量的社会财富，但经济学家却无法直接从中获利。我有几十个办法，如果采纳的话，可以赚到几千个亿的财富，但事实上我拿不到一分钱。就像我们建议央行应该发行500元面值的大钞票，我们测算，国家因此每年将会节约十几个亿的支出，但即便国家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我也不会有任何收益的。

　　《商务周刊》：在天则身上，赚钱与做学术是两个矛盾的概念吗？

　　茅于轼：赚钱和做学术最初是我们并行不悖的两个方向，但10年来，其间变来变去，最终还是回到了非营利性的学术机构上来。我们做过企业咨询，但做不过专业的咨询公司，老是赔钱。但学术上我们却具备优势。这样的社会分工也是社会的进步。

　　我们经过了很多的争论，但最终非盈利的方向还是逐渐清晰下来。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的学术研究机构都是非盈利性的，不论在美国、日本还是欧洲。

　　《商务周刊》：1993年以来的1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转型最剧烈的一个时期。您怎么看待这个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期，从公民的意识到政府的组织机构，经济运行的规则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期间，天则作为一家民间的NGO组织，在自身角色的定位、社会的认同、政府的认同上，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转变？

　　茅于轼：天则的成长，离不开这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国的知识分子，要么是“歌德”派，拍马屁，要么是造反派，骂政府；中国的农民，要么当顺民，要么当暴民，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不懂得怎么当公民。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摆正我们的位置，政府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天则不依赖政府，是非盈利性的。最初，政府对我们是不放心的，现在，政府部门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政府开始邀请我们，有些课题交给天则来做。找我们做应该比较放心，因为我们既不是拍马屁，又不是造反派，我们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代表社会的良知，坚持公正、公平的原则。

　　《商务周刊》：在这个时期，天则的学术理想与方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茅于轼：大的方向上，依然是发展学术，推进社会进步。这并没有变。我们会借助我们的优势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优势就是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小的原则不断调整。比如，盈利性的方向就放弃掉了。但天则所还必须有资金来源，这主要依赖于社会各界的捐款。为了保证我们的独立性，我们的捐款来源是多元化的，但也使得我们的经营更困难一些，不得不为筹款伤脑筋。

　　尽管天则的财务盘子从最初的30余万成长到现在的300多万，但我们没有任何盈余，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子，如果资金来源断裂的话，可能两个月我们就会关门。

　　《商务周刊》：您有没有想过，理想中天则所的未来是怎样的？

　　茅于轼：方向不会有大的变化。关键是否能够做强，能否做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学术竞争不是商业竞争，但竞争同样残酷。

　　《商务周刊》：做天村试验，发放小额贷款，办民工学校，您的行为弥漫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您有时会不会感觉到，您的梦想与您所经历的现实之间有很远的距离？

　　茅于轼：理想也必须从小事做起。退休以后我主要做了三件事：小额贷款、扶贫学校、天则所。天则所是层次最高的机构，但麻烦也最多。其一，经济上的来源不稳定，其次，涉及到很多不同的看法，内部外部的争论，你必须协调，同时必须把握方向。

　　《商务周刊》：您一定非常在意天则的“民间”色彩。自古之今，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同样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一个民间的经济研究机构，应该如何界定与政府经济决策的关系，与企业的关系，公民的关系？天则如何获取这种参与感？

　　茅于轼：推进社会进步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天则的追求。事实上，从1970年代开始，中国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就充满了争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的现代化之路逐步清晰起来：中国必须与国际的规则接轨。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关于现代化的争论，这是一个动刀动枪的问题，信仰不一样，选择的路径也不相同。中国在经历了160多年的争论后，逐步看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们培养了这么多的学生，举办了这么多的讲座、培训班，发表了这么多的学术成果，这就是我们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最频繁的时候，我每天平均下来要接受5次以上的采访，这就是我以及天则的一种参与感。

　　《商务周刊》：民间的力量，草根的力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脆弱”，不主流，对此，您怎么看？

　　茅于轼：民间的声音现在几乎听不到。我只看到中国人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没有当过公民，他们不晓得这些言论需要负责，应该有一个好的社会效应。

　　《商务周刊》：类似于天则这样的民间机构、NGO组织在中国的成长空间有多大？您认为，政府应该怎样对待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和力量？

　　茅于轼：非政府组织越来越重要，他做的事情都是政府组织此前做的工作。但政府做与NGO做，效果不同。为什么很多事情政府做不成呢？因为它有官架子，它下面有公安、警察、法院、军队，自然而然是不平等的，它要想你征税，不听话就会把你抓起来。政府具有很多强制性的方面。但有许多不需要强制性的工作，比如慈善、教育。政府的观念在改变，开始慢慢接受非政府组织。但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可能要等10年20年。

　　经济学家的社会参与

　　《商务周刊》：您觉得经济学家在社会生活当中，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

　　茅于轼：最核心的功能就是生产知识提供给社会使用。改革20年来，经济学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学到西方经济学的一个转变。现在中国经济决策中都在使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比如凯恩斯主义的供给需求理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应用。这个转变的过程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其间西方经济学不断遭受打击。其实，恰恰是这种对于经济路径选择的讨论，最终保证了中国经济改革一步步走向成功。

　　《商务周刊》：市场经济是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很难存在一个所谓的“全体人民”或“全体民族”的利益。所以说，经济学家的利益也只能与各利益集团利益相结合了。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茅于轼：个人、机构可能会出现这种同利益群体勾连的现象。但经济学不会，经济学的职能是如何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他不管资源有效配置的好处被谁获取，只要有资源有效配置的机会和路径，他就会需求这种机会。也就是说经济学是追求效率的，收入分配即公平不是他研究的核心问题。社会学政治学要考虑社会分配，经济学要考虑公平，就必须牺牲一部分效率。

　　《商务周刊》：一个经济学者是不是必须避免“政府经济学家”的角色？这涉及到一个原则的问题吗？

　　茅于轼：经济学是站在社会的利益出发。他的目的是把饼做大，而不会考虑太多饼都被谁吃了。政府内的经济学家，可能会受到政府行为和思维的影响，同时更多的影响政府的行为和政策。比如，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都是经济学家组成，其中大部分是大学教授。我们国家就没有一个这样的顾问机构。虽然我们的政府首脑也有经济顾问和智囊，但他们都在暗处，不知道都是谁。我们也征求意见，但却是小范围、小圈子的。这像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孟尝君养了一批食客，现在有了一些变化，但大致还是这种格式。现代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这样的决策结构是不能应付的。

　　《商务周刊》：我注意到您对很多社会现象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有一种理论认为，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您认为，对于一些社会道德事件，经济学家应该出世还是入世？

　　茅于轼：经济学的一个前提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假定人是追求利益的，从这个假定导出整个经济学的结论。在经济学的范畴，不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会天下大乱，相反，他会非常协调。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学所达到的一个境界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但物质不是我们追求的惟一目的，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也因此受到怀疑，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理论可以解决物质财富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但却是冷冰冰的一个世界，从这一层面上说，它需要道德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