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龙夺珠—北京、上海、深圳三城角逐金融中心

　　顾忌被迅速抛弃，政策在比拼中更新，北京、上海和深圳对中国金融中心的争夺正处于进行时态。上海能否借助尚方宝剑的利刃快剑屠龙？北京能否借助首都优势重拾旧山河？深圳会否借助香港的一臂之力反戈一击，改变有可能最终败北后偏安华南一隅的命运？未来充满了变数。

　　本刊记者章敬平

　　特约记者李利明

　　发自北京、上海

　　政治人物的仕途变迁，总能在不经意间拓延坊间人士的想像空间。防治SARS时期调任北京市代市长的王岐山，在所谓的“后SARS时代”已从全国性媒体中淡出。渐渐鲜闻其声的金融界传媒界人士揣测，这位被舆论称为出色的金融家的北京政要，是不是正在着手北京“金融中心”的建设？

　　杯弓蛇影的三国演义

　　能作出这般揣测的，大概也只有那些整日间徜徉在北京“金融街”的金融界人士和财经媒体人士。他们是一群能准确写出王岐山的履历表，但很少有机会和王见面的人。他们喜欢从王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势预测这位公众人物的动向。现在，他们想到了金融街25号的中国建设银行总部，当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任上的王岐山决意将建行总部迁到金融街的时候，金融街还只是北京西城一条人迹罕至的破落巷道。如今，这位往日里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身份，当过北京市民的“金融大鳄”入主北京市府的时候，北京另外两条类似的金融街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

　　揣测王岐山的动作可能不太准确，但北京欲成全国金融中心的意图，已在一系列动作的衬托下浮出水面。人们的揣测端出于此。

　　据悉，不日前，一份由北京市金融工委捉刀的报告，递交到北京市委，主题是如何吸引金融企业在北京落户。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的批示尚未最后作出，北京金融工委的一位官员便透露：“报告内容主要是给来京的金融企业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该官员没有进一步透露更多的细节，只是将他的表情和语气，倾注在一个用以比较的陈述句上：“这些政策，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优惠程度上，一定不会低于上海和深圳出台的政策。”

　　深圳的政策是今年3月出台的。有18项条款的《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被金融界人士戏称为“十八条”。分析人士认为，“十八条”是深圳为巩固和强化深圳区域金融中心地位作出的一种努力，也是一份无声的“战书”，一份以上海为假想敌的争夺金融中心的“战书”。

　　嗣后，上海市府一位高级官员说，上海要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进程的同时，为全国各地提供金融服务，以提高融入全国和服务全国的层次、水平和能力。该官员是在由94家中外资金融机构参加的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第10次会员大会上，作此番表示的。这表明上海在初步建立对外开放的金融市场和产品体系之后，正努力输出金融服务，扩展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增强上海金融中心的服务功能。

　　有趣的是，当媒体“哨兵”们试图将观察到的动向，暴露于大众的时候，看似抬杠的挑战和回应式的报道，巧合地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媒体上。这边厢，刚刚发表揣度某某城市欲打造全国金融中心的报道，那边厢便巧合地刊载了“金融中心不是梦”的文章。

　　这些有趣的报道，虽然未必揭示出金融中心“三国演义”的完全真相，却也掀开了北京、上海、深圳三市争当金融中心的“盖头”一角，尽管这样的“演义”多少有些杯弓蛇影的味道。

　　上海拿什么拼北京

　　陆家嘴，是上海滩上众多金融机构的集聚地。随便找个视线良好的居高点，眺望这块土地上日建日新的“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你会很自然地联想起往日十里洋场的繁华旧梦。

　　在少数习惯形象思维的金融界人士眼中，“世界第一高楼”是试图追回旧梦的上海人手中的一柄“剑”，一柄刺往北京那条1700米长的金融街的“利剑”。它是一个隐喻，一个象征，暗示着北京和上海正在发生的争夺中国金融中心的战争。

　　2003年5月19日，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发布“迁都”公告，证实了这个盘踞北京多年的基金管理公司离开北京“迁都”上海的传闻。类似的传闻已不止一次被证实。过去的三年里，以中国的首都为总部的基金管理公司，已从六家变成了一家。以戏剧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们，感觉在京沪之间的金融中心争夺战中，上海小胜了一个回合。

　　对北京人来说，这是一个伤感的挫折，因为北京不仅是北京人的北京，还是中国的北京。戴上政治经济学的地缘眼镜，作为首都的北京占据着全国政治中心的位置，有着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的极大便利。

　　北京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中国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云集于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以“中国”字眼打头的“一行三会”，总部都在北京，加上一直设在北京的国库，北京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央金融决策中心。在金融业，一个受到高度管制的行业，强调和监管机构密切沟通的金融企业，没有哪个不愿意和监管机构离得近些更近些。作为金融管制政策的诞生地，北京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

　　首都的优势不止于此。首都还是国内大型金融机构总部的密集地，总部在北京的金融机构占据了全国金融资源的绝大部分。当下，四大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它们的业务占据了中国银行业业务总量的大半壁江山。此外，国家开发银行、中信集团、光大集团、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的总部都设在北京。正在着手建立统一数据库的各家银行，一旦把整个银行的资金集中到总部统一运作，就意味着中国银行业资金总量的80%左右集中在北京。

　　首都与生俱来的地缘优势和背景优势，委实太大。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再保险三大保险公司的总部，银河证券、中金公司等大型证券公司的总部，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一并被北京定格在自己身边。北京不仅成了中国保险业2/3以上的资金统一运作的场所，还成了中国最大的金融结算中心。不仅如此，国有资产的总量有一半以上，由总部在北京的企业所控制。它们所搅动的资金流，非湍流不息难以形容之。

　　虽然长不过1700米的金融街，聚集了中国50～60%的金融资产，虽然首都有着无与伦比的背景优势，提着“宝剑”的上海还是迅速赶上来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北京的金融地位因为首都而得，却也因为首都而受到损害。在中央政府的规划蓝图中，北京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来设计的，而上海却在“国家战略”的“钦定”之下，执掌了金融中心大印。也就是说，上海提的宝剑，是一把尚方宝剑。

　　三年前的6月3日，中国金融界在上海召开“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研讨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三个“金融巨头”的首脑一起走到上海。时值我国编制“十五”发展规划之际，正需要对“十五”时期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进行广泛研究。观察是次会议的背景，上海人喜上心头。上海媒体几乎难以自持地欢呼：三巨头聚首沪上，显示了上海在中国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意义。

　　次年2月，国务院审批同意了上海的城市规划，国际金融中心成了上海建设的目标之一。

　　九个月后，中国在多哈签署了加入WTO的最后协议。在首批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城市名单中，我们见到了上海，却看不到“北京”二字。名单无声地宣布，在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对外开放这个层面，北京再次落后于手握尚方宝剑的上海。据悉，中央不愿意金融中心设在北京，还有考量稳定的一面。因为资本市场的风吹草动，容易影响首都的稳定局面。

　　去年3月，列席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陈良宇，以上海市市长的名义风度翩翩地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对于记者们关注的北京和上海“争宠”金融中心的故事，作了如下点评：国家的金融机构中心设在北京，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但是不排除在总的格局下面不断强化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是跟北京的三大金融监管部门领导的支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金融中心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大力发展。金融中心的建设是必须的,而且是国家战略，代表国家利益，金融中心要由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保监会来共同参与建设。

　　就在中央政策导向向上海倾斜，力争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时候，北京的金融业渐入尴尬的境地。这些年来，北京的金融业在与上海的竞争中屡屡败阵。2001年，富国、博时、长盛、大成等四家基金管理公司以及中信证券几乎同时将注册地迁离北京。当下嘉实迁都上海，再显北京败相。

　　金融街的魅力开始逊色于陆家嘴？北京市意识到了危机。

　　深圳拿什么拼上海

　　去深圳旅游的人们再也不会惊叹于地王大厦的高大雄伟了，这个20世纪90年代中期号称“亚洲第一高楼”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已风光不再。待“世界第一高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建成后，如半老徐娘般的地王大厦，终日里吟咏的可能只是古老的“后庭花”。一切犹如近年来深圳金融中心建设的式微。心犹不甘的深圳人期待着借助香港的力量重整山河，和“新贵”上海一拼高下。

　　深圳作为金融中心的辉煌虽然没有北京那么漫长，但它先前在改革的福佑下确实“阔”过。曾处于中国金融改革前沿的深圳，其发展前景一度被定为全国金融中心。

　　应该说，当初深圳确立建设金融中心的定位是有理由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是“摸着石子过河”，国家还不敢在上海这个全国的经济重心有大的动作，所以深圳就成了一个试验场。国家的倾力扶持，财富的快速聚集，使深圳很快具备了金融中心的雏形。1992年是深圳金融发展史上的一道坎。

　　1992年以前，作为中国最早的特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珠江三角洲的金融中心，深圳一直是对外资金融机构最早开放的城市，是金融业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金融业改革和开放的历史上创下了诸多“中国第一”：1987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1990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深交所；199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非国有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

　　当深圳的成功让中央意识到上海也可以像深圳那样建设，从而授予上海尚方宝剑的时候，改革开放初期像一座半休眠火山的上海，凭借它深厚的老底子，在蛰伏观望十几年后，突然爆发出滚滚“岩浆”。1992年以后，伴随着浦东的开发，上海金融业处处呈现出芝麻开花的景象。在中国金融中心争夺战中，尚属“初长成”一代的上海，向深圳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眼下，上海已形成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已成为我国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最大集聚地。

　　今后五年内，上海将进一步强化其作为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快向国际金融中心迈进。现在，上海以为它要做的重点工作有两方面：稳步推进金融领域对外开放，优化金融投资环境；全面实施金融人才战略，吸引各类金融机构集聚上海。

　　在上海金融业的地位冉冉上升渐露超越深圳之势的时候，各界对于深圳放弃金融中心的劝说不绝于耳。左右为难的情势促使平安保险顿起“双保险”之念，在上海和深圳同时拥有双总部，招商银行把信用卡中心放在了浦东，一些基金公司也把注册地迁到了上海，不再发行新股的深交所也处境艰难。2001年下半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停止新股发行，原定2000年在深圳开办的创业板也迟迟不见踪影，内情人士认为创业板市场或许不会再开办。深圳的金融“太阳”日渐西坠。今年3月，深圳在诸如“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棒喝中，推出了我们前文提到的“十八条”。

　　被媒体形容为“重拳出击”的“十八条”，核心思想之一是：营造一个更为良好的适合在深圳各类金融机构的投资和发展环境，配合这一核心思想，深圳准备了相当于兵马和粮草的“一办一委一金”：成立市金融资产管理办公室和金融发展决策咨询委员会；设立“深圳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十八条”另外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让利。从深圳给出的优惠政策，我们足以看出深圳挽留现有金融大机构、吸引外来金融大机构落户深圳的热情：大型金融机构在深圳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需购地自建办公用房的，所购土地按市场地价给予优惠，并以协议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总部或地区总部在深圳的金融机构新购置办公用房，按每平方米1000元的标准在专项资金中一次性给予补贴。

　　少数金融企业对此似乎并不领情。今年5月12日，深发展“撤销过渡期管理委员会”的一则公告又严重影响了深圳“金融开放试验田”的形象。去年8月底，美国新桥投资公司将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的消息被有关媒体披露以后，深圳作为“金融开放试验田”的形象十分鲜明，金融地位一度提升。9月30日，新桥投资的八个人组成了“深发展过渡期管理委员会”。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讲，这八个人创造了历史：他们成为1949年以来接管一家中国商业银行的第一个国际投资及管理团队。

　　新桥入主深发展是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一个里程碑，也标志着深圳市在金融开放方面将继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是5月12日深发展的这则公告标志着新桥入主深发展受挫，其直接影响就是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严重受挫，深圳市的外部形象严重受损，深圳原本已经不稳的金融地位被再度动摇。

　　一切都使得，在深圳和上海的无声较量中，看好上海几成看客们的共识。面对一个从历史到文化传统都流淌着金融中心血脉的对手，深圳仅靠自己的力量，能胜出吗？

　　仔细研读“十八条”，我们发现深圳显然已经自问过这个问题。联手毗邻的香港，就是他们的自答。“十八条”特别指出，推动建立深港两地金融业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强化与香港金融业的紧密联结。

　　经济界有关人士评论道：联手香港的策略是万分正确的。实际上，今日中国如果有国际金融中心，那就是香港。上海所缺乏的香港都拥有。今天私营中小企业已经将奔赴香港创业板上市作为一种自然的选择，这意味香港的金融服务对内地渗透得很快。设若深圳真的和香港优势互补，那么谁笑在最后，还未为可知。

　　谁主沉浮

　　已经意识到危机的北京，一直等到去年才开始低调酝酿金融产业事宜。过去的十年，国家把优先发展金融业的优惠政策给了深圳、上海等地，在被定位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中央对外国公司的经营以及所有权比重都有严格的控制。故而，无论北京情愿与否，它在金融发展上的态度只能是慎重稳健，从没有明确提出发展金融业的口号。

　　十年过去了，北京开始明白：经济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基础，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全面发展经济离不开金融产业。2002年初，北京开始明确提出发展首都金融业的概念。是年的北京“两会”上，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刘淇表示，首都经济是知识经济，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的领头羊就是金融保险服务业。这个概念在嗣后召开的北京市金融工作会议上被进一步明确。当年，金融业产值占北京GDP的15.5%，比重居全国首位。

　　2003年年初，北京开始有了明确的动议，金融产业发展的环境发生极大变化。北京市成立了市政府金融服务办公室，与市金融工委合署办公。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功伟，以北京人大代表的身份在“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议案：依托金融街发展北京金融区。据信，该议案被确定为北京市府调研重点，列入北京人大的议事日程，待到秋天市人大将专题研究金融产业的发展。

　　北京市有关部门的研究认为，首都金融业应当在全国金融发展格局中，构建成中国的几个中心：金融管理控制中心，金融业支付结算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行业标准制订中心，金融批发业务中心，资金调度中心，金融中介服务中心。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邱兆祥笑曰：“这几个中心的加总无疑就是一个较完整的全国金融中心。”

　　香港大学西蒙赵教授和纽约州立大学史密斯教授，证实“北京在中国入世后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他们是在近年来就WTO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金融中心在空间上的重构的研究中得出这一结论的。

　　在秋天尚未来临的春天，王岐山的到来，对企盼研究结论成为现实的北京金融业人士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何小锋教授认为，“王是一支催化剂。”

　　毫无疑问，面对一个国家一般只有一个金融中心的常态，北京、上海和深圳争夺中国金融中心的“三国演义”已然战鼓雷鸣，剑拔弩张。虽然上海看上去领先了一步，但上海也仅仅是具备了一个中国金融中心的雏形。王岐山入主北京市府以及北京明确提出金融业的概念，都使得上海的翅膀能不能真正变硬，变成了一个问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上个月表示，上海要摘得中国金融中心的桂冠，并不是唾手可得。与北京相比，国家的金融决策部门都设在北京，这是上海最明显的劣势。经济学家茅于轼也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上海和深圳谁真正能够成为金融中心仍然没有定论。

　　事实上，上海迈向金融中心的道路并不平坦。2003年4月16日，出席上海市计委牵头的一个大型讨论的有关专家认为，上海还有两道命题待解：扩大规模和提高效率。尽管为数众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已落户申城，但上海在国内的金融优势并不明显。申银万国证券总裁冯国荣指出，国有四大银行的总行在北京，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总部则多在深圳。虽然上海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达到15%。然而，这恰恰表明上海金融业的效率不如后两者。华东师范大学金融系教授潘英丽解释说，银行业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利差，如果这个指标偏高，则说明过高的中介费用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如此情势下，鹿死谁手，尚无定数。上海能否借助尚方宝剑的利刃快剑屠龙？北京能否借助首都优势重拾旧山河？深圳会否借助香港的一臂之力反戈一击，改变有可能最终败北后偏安华南一隅的命运？今日任何断言谁主沉浮的回答，都可能会因为明天的实局而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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