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或许很少有人会回想起天津当年的辉煌。改革之初，天津与上海同为沿海直辖市、重要工业基地，势头不分伯仲。然而，随后截然相反的战略选择却成为两地此后发展态势的分水岭。上海施行“三高政策”，即高工资、高物价与高地价，天津则选择了现在被称为“商务成本盆地”的低价策略。时至今日，两地间差异不言自喻。不久前，国内商务成本最高的北京一举击败其他对手，如愿取得奔驰车的制造权。同时，面对日益高企的商务成本给引资带来的潜在威胁，上海亦大张旗鼓地展开如何降低商务成本的全市大讨论。前面两个事例
似乎说明，商务成本高低并不必然地影响城市发展。但商务成本作为中国大工厂的独门暗器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上海的讨论显然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到底什么决定城市地位？
实际上，商务成本上升不可逆转是每个国家、城市或地区都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广义上，商务成本包括要素成本(显性成本)、市场交易成本与体制成本(隐性成本)。经济快速增长必然造成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成本增高。有专家认为，通过提高性价比，即尽可能减少隐性成本在整个商务成本中的比重，可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缓解成本压力。这也是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单就要素成本远高于他地，但引资成绩显赫的主因。但从长远来看，随各地市场化不断推进，交易成本与体制成本会呈现趋同的趋势，最终商务成本的拼杀将回归到本源——要素成本决定论。如此一来，大城市明显处于劣势。
因此，许多大型城市其实已经陷入两难境地：是选择“曲高和寡”还是解决“吃饱穿暖”。商务成本高企趋势决定了引资方向必然转向那些对此反应刚性或呈正相关的行业，如代表体验经济的后三产业、金融服务业等“曲高和寡”的行业，但就目前而言，考察各地业绩的主要指标GDP与就业率中，制造业等工业行业贡献率仍占据大半江山，且这一局面在工业化完成之前还将继续。一方面“曲高和寡”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却难以独挡一面，另一方面，“吃饱穿暖”是必然要经过的历史阶段。所以，短期内，出于种种考虑，各地引资重点仍将向制造业倾斜，以满足眼前的需要。一国政经中心引进大型制造业项目，在中国有机会学习借鉴他国城市化经验与城市战略定位的前提下，虽有些令人费解，想来大概也是北京出于以上原因的无奈之举。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型城市只能坐以待毙。商务成本客观上会成为今后这些地方引资的天然门槛：商务成本高地将吸引高端客户，盆地接纳低端客户。十余年前台商只要怀揣100万台币就可以到上海来打天下，而今带一千万来也只能摆个“地摊”，目前在上海的十万台商中已有约四成因难以承受高商务成本转战西部地区，重获“新生”。显然，通过商务成本进行物竞天择，既有利于成本高地自身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促成了区域间产业梯度的自然转移。换句话说，商务成本高不仅不是障碍，反而是实现城市版本升级的天梯。
当人们把目光纷纷投向如何降低商务成本而逐渐忘却了降低商务成本的初衷——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地落入了城市化的陷阱之中——既然城市化的边际效益不可避免地呈递减状，商务成本高企就无法规避。城市化的陷阱还不止这一点。最近，CBD“疯潮”风靡各地，36个大城市、9个中小城市齐上CBD，甚至连一些县级市也跃跃欲试。而按照国际上成功CBD条件来衡量的话，中国目前只有北京和上海符合，即便如此，这二者的CBD开发也走了不少弯路。北京用了8年，上海用了11年，这么高的规划、建设成本，对那些“霸王硬上弓”的地方，无疑将是个天大的黑洞。与商务成本紧密相连的另一大陷阱就是产业空心化。许多城市目前所吸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终将不得不寻找下家，从而导致城市出现空心化，香港特区即是典型案例。换言之，城市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城市竞争力，但同时其副产品的副效应却将化解城市竞争力于无形。城市化运动不仅是中国实现转型的必经之路，更是最近几十年支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一段历史留下的必将是城市化的篇章。那么，明知有陷阱仍“慷慨赴义”，似乎预示了中国许多城市的悲壮结局。在一些地方，不计后果一味郊区城镇化，造成的后果，一面是丧失大量稀缺耕地，一面是在这些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居民区因配套设施的不完善沦为鸡肋。而另一些地方，旧城改造将城市居民迁往郊区，与先期迁来或新建的大批工厂混杂，几乎是准备将过去的老路重演一遍，然后成为旧城的翻版。曾经有国外媒体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中国的城市规划，“中国的豪宅往往与平民区一墙相隔而相安无事”。事实上，撇开某些人的个人考虑，缺乏对城市定位的整体考虑，是出现这些现象背后最本质的东西。
城市化挖下陷阱，并不表明我们就束手无策，在历史的风浪中随波逐流。战略可以化解历史的天意，城市地位最终将取决于它的发展战略，而非商务成本的高低与否。伦敦、纽约商务成本够高，但并不影响或动摇其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巴黎、东京商务成本够高，也不妨碍其作为国际时尚中心令人向往。明确自身定位，制定纵览大局的发展战略，他人之毒药于我如甘饴，孰轻孰重、孰前孰后，一看尽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