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商业精神

　　没有契约，商业世界将沦为枭雄的战场；

　　没有诚信，明日社会将堕落为骗子的天堂；

　　没有公平，物质文明将退化为金钱和妄为者的权杖……

　　这个世界究竟什么是人们可以接受的商业操守？天下未乱，商界先乱；天下若治，先治商界。因为是非功过最难评说的就是商人。

　　 新商业精神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本刊记者 刘旗辉 王福生

　　开启后功利时代的闸门

　　(一)

　　只要身处商界，我们随时都听见利润在叮当作响，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万元或者亿万元的讨价还价。交换无处不在，商业行为像空气一样充斥着这个世界的角落。

　　行走在一个现实而物欲的世界，身体日益变得强壮，而困惑却渐渐增多。于是，那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们，左眼看见开花，右眼可怖地预见了精神世界的逃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民间正渐渐地形成一种意识：成功的就是合理的，不论他是以怎样的方式成功；富裕的才是幸福的，不管他是否秧及了心灵的荼毒。功利是功利时代种在人们心中的病毒，只管结果而不问过程。我们津津乐道于英雄不问出处，执着于草莽们的一夜暴富，而且，不仅是向往，更有无数人众虔诚着尾随而至。在这样的时刻，没有规则，无须操守，只要能抓住哪怕利润的尾巴，他就会乐此不疲。人们笃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古言，因利而来，又为利而往。尽管这也没有错，但在看过了太多身体力行的饮鸩止渴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已经在物质时代的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二)

　　语言永远苍白如风中的窗户纸。

　　但精神不。

　　大多数人不停地从一间屋子走向另一间屋子，他们把精神顶在头上或踩在脚下，或者藏在心里，但他们从没远离也无从远离。功利时代的精神像一只坏了嗓子的鸟，无论怎样叫都不会有动人的声音，而我们也习惯了没有感人之音的日子。

　　但我们正在从坏梦中醒来，我们开始用心地修补那些因时间的仓促而留下的种种创痕。我们正齐心协力地铲除那些精神的杂草，我们用桨回应后功利时代的召唤。这不是一种鼓吹，而是历史慈祥笑容背后的尊严和不容置疑。世界越来越小，不仅仅因为互连网，更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WTO来了，规范和惩戒随之而来，没有解释，没有为什么，因为商业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醒着和梦着的人都渐渐觉察到一个事实：做生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玩了。

　　(三)

　　什么是后功利主义时代？就是守规矩的人获利不守规矩的人出局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下，契约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宗教，诚信开始最大范围地流通。我们在与世界连接的过程中日新月异，我们逐渐蜕区去身上的痞子外壳和草莽气息，在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中从容应对，游刃有余。

　　在后功利时代，人们依然为利而来，为利而往，但一切不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商业部落的游民们将在最宽厚丰饶的竞技场上肆意驰骋，收获财富，也赢得名声。在这里，没有欺诈，没有短斤少两，没有幕后交易，没有假冒伪劣，也没有权力和腐败下的恶意寻租。在这里，一切有规可循，有矩可蹈。社会让你付出最小的成本，因为你遵守了秩序。

　　最重要的是，这将是一个现实的场景，而非空中楼阁般的乌托邦。因为后功利时代来临，绝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如果我们不尽早应对，仍然靠昔日的惯性来做买卖，现实会让我们付出巨大的成本。

　　(四)

　　当投机者从投机行为中的获利大大超过他所遭受的惩罚，我们很难指望他下一次不会再犯。这就是商业行为中的成本决定论。

　　因此，在后功利主义时代，市场惩戒、法律惩戒和道德惩戒机制将成为保障商业秩序的三大屏障。在它们面前，擅自闯入者不但会损失大量的利润，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更可会遭到法律的制裁。而遵循游戏规则的人会大大获利。于是，让商业更像商业，让规则成为习惯！

　　潘多拉的盒子与形而下的暗礁

　　违法成本太低，甚至没有成本，可能守法者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长此以往，守法者也会铤而走险。商人尤其如此。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曾执迷于“存在就是合理的”这样的信条。尽管大多数人连黑格尔、康德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做“方法论”的演绎。见惯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而物质的贫乏之痛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耻辱，于是，连最老实本份的人也开始蠢蠢欲动，随时作好准备去“过把瘾就死”。

　　商品经济的大潮容易冲走思想的陈腐和封僵，也容易带来贪婪和堕落。历经多少年月积累起的那些珍贵的品质，在金钱的面前渐渐动摇风化，然后片片坠落在滚滚钱尘。人心在动荡不安的震撼中退守，再退守，一直到道德和精神的底线，人们在一夜之间便学会了形而下的攀爬。

　　商业的本质是按一定的规则将资源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自由流通。然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公众知情权的难以真正实施，绝大部分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而相应主管部门的官员则成了众人争相巴结的对象。那些具备了痞子精神而草莽十足的灵活分子，深深懂得如何用手中已经拥有的财富去以小搏大；而某些手握大权的官员一旦被物质的体香诱惑，夜幕下的权力寻租便会次第上演。权与钱直接或间接的交易让社会资源廉价流走的同时，也培养了另一些人邪恶的信仰：寻租即暴富。前些年各地房地产市场异军突起，很多号称亿万级的富翁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成功的秘密就是“巧”用同政府官员的关系，拿到低价地皮，然后以让竞争对手望尘莫及的利润空间迅速崛起。再比如保健品，国家三令五申严格准入制度，不得做夸大功效的广告，但在某些地方，只要你同主管部门建立了“良好和谐”的关系，无论多大阵仗的电闪雷鸣就都不过是一场虚惊。

　　诚信正越来越成为商业社会中的稀罕之物，“童叟无欺”这样历史悠久的商业准则被一些商人抛诸脑后，而利润的争夺越来越寄托于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在这里得到完整的展现，每一个人都振振有辞：“我不骗别人，难道等着别人来骗我？”

　　全国每年发生的商业诈骗有数万例，平均每天就有无数次发生。如果算上那些没有被统计上的和没有诈骗成功的案例，数量则更为惊人。“我们正在一片编织着谎言和骗局的商业丛林穿行，对付它们的最佳武器是设计比对方更费功夫的反骗手段。其成本之高，已经让更多的人精疲力竭。”

　　商界“大乱”，达到商界大治，这也可能成了历史的规律，只是我们每一次的醒悟都是在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前提下进行的，而防患于未然的古训起到的作用太小。

　　我们无法认同现象的存在便是一切的存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以上种种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商业世界这潭清水虽然因此变得不那么透明，但，它毕竟开始流动起来，从死水变成了活水。那些因流动带来的污泥和浑浊，也不会是长久地存在，随着商业语境的变化，如果商人们不来一番彻头彻尾地转变，不及时地、积极地适应地调整思想，树立起适应新的时代条件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文化，等待他的便只有市场和道德的末路。

　　契约——给人心一个栅栏

　　人，总是有理由将自己摆放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并极其随意和功利地对契约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契约意识的缺乏正成为当下商业世界中最重要的精神顽疾。

　　卢梭在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人生而自由，然而他自此处处背负锁链。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但是他只是比他人更为不自由的奴隶。”为了让个人能够善用集体的力量而又不至于陷入滥用权力的境地，卢梭进一步提出了他的理想，认为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共同的社会契约，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人们在旧有的商业环境下痛快淋漓地放肆着自我，并从对规则的破坏中大获其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正在令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沦为“比他人更为不自由的奴隶”。不论是痞子精神的盛行，草莽习气的泛滥，还是假冒伪劣产品的屡禁不止，权力寻租的不断滋生，共同的特征就是漠视、排斥甚至否认社会契约的存在，把自我的利益无限上升到一个极至的高度。

　　按照不同的权属，我们通常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社会)利益三个部分。而契约精神的实质就在于，让范围内的所有成员均等地享受权利，并在事先约定的条约基础上履行相应的义务；一旦有成员违反协定，将受到来自结盟体包括经济制裁、道德谴责和法律惩处在内的惩罚。在这里，均等是问题的关键，它意味着成员之间没有高下贵贱之分，没有特权也没有例外，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而这个在协约基础上形成的加盟的集合体一旦产生，便会随即拥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它既来自和代表全体成员又约束、监督全体成员。这里要提倡的契约，对应的也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是全社会层面的，整个商业社会中的组成人员都必须遵从一些共同的协定和规则。在这个契约面前，没有大小企业之分，没有国有民营的区别，也没有个人和集体的不同，只要你从事商业活动，只要进入了当下的商业语境，你就必须严格地、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协议规定下的所有内容。

　　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缺契约，也不缺乏的是执行契约的能力和意识，关键的环节是我们缺乏监督执行契约的社会环境。在很多人的意识里，破坏规则和特立独行被看成一种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行为，他们只知道规则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作用，而没有看到它对其他成员同样有制约的功能。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总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摆放到一个特殊的位置，并极其随意和功利地对契约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契约执行监督的缺乏已经成为当下商业世界中最重要的精神顽疾，前文所提及的种种商业暗礁皆由此而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素质的提高，契约精神将逐渐成为第三商业语境下最主要的精神内核。

　　契约的第二个层面相对狭义一些，它服从于第一层面，而又自有特点。主要是约束对象的范围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层面，比如各个行业协会，它的成员就是各个成员企业，他们形成自己的契约内容，并在协会的范围内实施。又比如一个企业，一个公司，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契约，这时员工就成了加盟成员，契约便外化为公司的各种制度。

　　如果我们把契约化以前的状态称之为自由人国度，把契约化后的状态称为理想国度，那么，当我们从自由人国度进入理想国度，我们自身就会产生明显的变化，规则将代替直觉，理性将取代冲动，权利将代替贪欲，责任将代替逃避，而一个崭新商业道德也将由此而生。在此之下，人们开始思考行为的后果，开始自觉地按照崭新的原则行事。但人们并不会因为学会了自我约束而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在道德增值的同时，他们将得到更加可观的物质回报，并能更加投入地进行符合商业规律的竞争。

　　契约是所有成员的契约，一旦有人哪怕是极少数人超然其上，整个契约体系便会土崩瓦解。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按游戏规则办事，就是因为契约的约束力没有施加到协约内的每一个体，而那些违反规则的人也并没有因此受到相应的制裁。但规则的混乱和无力正在成为一种历史，随着第三商业语境的到来并逐渐靠近第一商业语境，契约的力量将空前强大，契约意识也将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精神构成部分。在此之下，纯粹贪欲的冲动只会使人成为一种奴隶，而我们对自己制定的契约的服从才是真正的自由。

　　西方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严格按契约精神办事的范本。尽管发达国家也有违反契约的事，也有安然公司那样损害公众意志的行为，但那只是个别现象，它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对契约的遵守在那里已经被大众当成最起码的人格操守并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正是靠着这种精神，美国才在短短100多年时间内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出现比尔•盖茨那样靠白手起家而发展起来的世界首富，才可能培养出IBM、福特等众多世界级的大企业。

　　诚信——用最柔软的武器进攻

　　任何反对意见也不会推翻这个真理：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而且它是智谋的基本条件。

　　2001年中国保健品市场被一个产品搅得昏天黑地，它用一种被业内人事称为“俗不可耐”的广告方式，令人难以置信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销售奇迹。它就是脑白金，而策划脑白金的幕后高人正是当年因修建巨人大厦欠下数亿巨债而神秘消失的史玉柱。不久媒体捅出消息，史玉柱发出公告，将全面清还当年欠下的债务，一时之间，舆论哗然。

　　无论史玉柱的还债是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炒作，能够在事情过去若干年后拿出上亿的真金白银来还债，都是一件值得称颂和赞扬的事。在这个诚信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史玉柱的行为无疑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标杆作用。

　　中华民族是最讲诚信的民族，不但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君子无二诺”的格言，更有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季布和侯赢。而最著名的例子要算是商鞅，他为了推行变法，便贴出告示，谁能将一根三丈长的木柱从城南大门口搬到城北，赏黄金十两。要搬动木柱并不困难，但正因为太容易了，所以大家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谁也不愿意去当这个傻冒。于是商鞅又将赏金提高到50两，最后终于有一个愣头青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木柱搬到了城北，而商鞅也没有食言，当即给了他50两黄金。此举一出，全国哗然，随后商鞅进行的变法便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公众的信任，很快实施了下去。

　　在中国的商业传统中，一直有“童叟无欺”的说法。然而在经过十年动乱中，老百姓心中的信条被砸碎，连同那个沉重的时代一起被岁月尘封。改革开放后，对金钱和利润的追逐渐渐让纯洁的心灵迷失，诚信再次变得脆弱不堪，各种以破坏诚信而大发其财的故事充斥市井。一种不良精神的甚嚣尘上，必然带来另一种正途思想的此消彼长，而对西方商业精神的误读让迷途的人们再次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当年温州现象一度风靡全国，到处都有温州商品的身影。但由于诚信的缺乏，温州货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温州商人也成了惟恐避之不及的瘟神。温州人痛定思痛，决心狠抓诚信经济，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重塑温州的商业形象。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调整，温州经济终于恢复了勃勃生机。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一个国王没有儿子，打算从民间遴选一个小孩做王子，于是给侯选者每人一颗牡丹花种，看谁种的花最漂亮、花朵最多。到了评比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小孩都捧着鲜艳漂亮的牡丹花相互争奇斗艳，只有一个小孩捧着那颗种子伤心落泪，他没有种出花来。但是，恰恰是他被选中了。原来，之前所有的花种都煮熟了，是不能成活的，国王用此来试验他的继任者的品质。

　　这个故事说明，诚信不仅是一种良好的个人品质和一种契约精神下的道德垂范，更是一个可以改变现实的“技巧”。中国传统文化讲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诚信其实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产品日趋同质化的今天，诚信就是那把打开市场之门的金钥匙，有了它，阿里巴巴的财富之门将轰然为之洞开。

　　资金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利用银行贷款则成为很多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作为民营企业，要从银行取得贷款，难度非常大，即使有，一般来说数目也不会太大。然而，2002年建设银行重庆分行却为当地摩托企业巨头隆鑫集团进行了1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授信。无独有偶，温州几家银行也为泰正等几家企业授信几万元到数亿元人民币不等，这些被企业只要其法人代表签字，随时都可以从银行取得授信额度内的资金。银行凭什么相信他们？凭的就是诚信，凭的就是这些企业在长期经营中建立起来的良好的信誉。

　　不仅是银行，在商业经营的各个方面，诚信正在成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那些把诚信作为信仰并用全部精力去浇灌的企业和个人，正在一步一步赢得消费者和市场，他们的名字开始上升为品牌。而品牌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强大的连锁效应，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客源和可观的利润。

　　在第三商业语境下，诚信不仅是个人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适应市场的根本之道，而且会作为整个商业社会最主要的契约内容被要求强制执行。违约者不但要受到公众的道德谴责和市场的自发惩戒，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比如，非典期间，有不法商人用垃圾制成口罩出售，这就违反了诚信经营的原则，结果不但声败名裂，而且还被工商部门处以罚款，遭受了经济损失；又比如银广厦事件，上市公司虚拟利润欺骗投资者，事情败露后不仅公司声誉扫地，而且相关责任人也被送进牢狱。

　　诚信从一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和令人迷醉的气息。它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和谐，让心与心靠得更近，让复杂的商业变得简单，让商人和顾客都变得从容。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在一段时期诚信被人们弄得满身尘垢，但阴霾终会过去，光明正在到来，诚信正在成为新兴商业精神的正统和主流。

　　唯一需要指出的是，诚信的力量一旦被机警的商人所认识，出于某种考虑，难免有人会挂羊头卖狗肉，借诚信之名而行欺诈之实。因此，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诚信变成一种时尚和标签，那注定会是短命的。

　　公平——商业世界的杀虫剂

　　机会对谁都是均等的，对谁都是公平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最有生命力的作物活下来，才能维持整个园子长久的繁荣。而利用权力实施投机，靠不公平竞争取得胜利，就会极大地破坏商业世界的自然生态，让整个商业生物链条都处在一种危险状态。

　　把公平作为新商业精神的重要内容来说，是因为在当下的商业环境下，人们正在有意或无意地梦想和制造着不公平，并把此作为通向成功的捷径。实际上，公平是契约社会中最重要的准则之一，也是最能体现契约精神的一种。是否实现公平原则，是判断一个商业社会是否真正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的重要标准。东汉的王充说过一句话“民不患寡而患不均”，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口诛笔伐，觉得那是在提倡平均主义。其实不然。王充所谓的“不均”，既有财富的不平等，更有人们享有的权利、拥有的机会、在社会所处的地位的不平等。这种思想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人生而平等”有着惊人的相似。再进一步说，如果人们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下生活、工作，他们就不可能和谐相处，就会有数不清的摩擦和事端。

　　商业活动的基本特点是物资的流动，而流通的基本前提是参与交换的商品的价值是相等或接近相等的。这就让公平成为一种最起码的要求。然而在第二商业语境下，公平原则却一再遭到一些人的践踏和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为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由于体制和意识的局限，它们始终处于一种亚国民的地位。要贷款吧，银行说要对国有资产负责，于是宁愿把钱放给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也不给一个有明显赢利前景的民营公司；要投资吧，地方政府便一再摆出了吸引外商投资的资式，只要是挂得上一个洋字的，优惠政策一个接一个，但说到民营企业就只剩下监管和审核了；要上市吧，说不得更是靠边站，那么多国有企业还在门外等着呢，哪轮得到你？政策上的区别对待对中国民营经济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和时代商业精神背道而驰，于是国家开始着手进行调整，还民营企业一个国民的身份。

　　很显然，这种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是巨大的，其影响甚至会延续到今后数十年。一旦政府扫清意识和体制的障碍，将公平原则切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就会从根本上断绝少数官员利用手中的职权营私舞弊，权力寻租现象便难有生存的土壤，社会商业风气也将为之大变。

　　作为公平的反面，特权是商业社会的公敌。它以为着权利的不平等和利益的明显倾斜，并且常常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存在而肆意妄为。在第二商业语境下，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项目招标，“有背景”的应标者会事前将标底打听得一清二楚，于是报出的价格紧贴着底价，最后自然顺利夺标。这就完全破坏了游戏规则，并且明显对其他应标者造成伤害，他们为应标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就完全浪费。如果这种行为不能得到惩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极坏的商业风气，人人想着投机取巧，再也没有谁愿意把精力花在提高企业自身素质上，最后整个商业环境都会变得乌烟瘴气，那时，受损害的便绝不仅仅是某一个企业。公平是没有得到公平者的公平，换句话说，是严格按照游戏规则办事或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制造不公平者的公平。他们作为商业社会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群体，对整个商业伦理框架的形成有着巨大而坚实的支撑作用。他们苦苦匍匐在商业金字塔的底端，诚实而艰难地维护着整个商业世界的行为规律和总体信用。

　　公平作为一种保障商业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准则，既是每个成员根本利益的体现，又在更大层面上上升为公众的意志。而它一旦具有公众意志的特性，就不容任何人对它有丝毫的冒犯，谁胆敢以身试法，必将遭到严厉的惩处。随着第三商业语境的到来，所有的商业活动逐渐明朗化、公开化，而企业本身实力的强弱开始在真正意义上决定企业命运的兴衰。这就意味着，投机的空间将越来越小，它为之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大，而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舆论监督的日益发达也将使不公平交易越来越难以为继。

　　商业世界就像一个大园子，作物们在里面生长，谁想得到更多的养分和水，那得靠自己的实力去争取。机会对谁都是均等的，对谁都是公平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最有生命力的作物活下来，才能维持整个园子长久的繁荣。而利用权力实施投机，靠不公平竞争取得胜利，就会极大地破坏商业世界的自然生态，让整个商业生物链条都处在一种危险状态。

　　公平是商业世界的杀虫剂，有了它，那些寄生虫便无法生长。除此之外，合作、创新、责任、高效、敬业也是新商业精神的重要内容，它们和契约、诚信、公平、合作、创新等一起构成了第三商业语境下的新商业道德景观。

　　第三商业语境

　　我们正在步入第三商业语境，那些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做好充足准备的人们将因此大大获利。在这个有着巨大的自主特点，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语境之下，新的商业精神将替代旧有的商业信仰，新的商业伦理和商业文化将迅速弥散到社会的角角落落。

　　如果把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环境视为第一语境，把中国改革开放前期初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环境看做第二语境，那么，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正逐步进入第三商业语境。这是一个逐步走向规范但又还没有完全规范的商业社会，各种正常的商业规则开始占据主流，商业风气逐步趋向明朗、刚正，社会开始形成新的商业价值观，以契约、诚信、公平为核心的商业精神开始成为意识层面的主要表征。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中国经历了从短缺经济到饱和经济再到过剩经济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产品越来越丰富，老百姓可以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在产品日趋同质化的时候，商家如果不在产品质量、营销方式、售后服务、品牌经营等方面狠下苦功，就会不消费者无情地抛弃，被市场残酷地淘汰。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热情被空前激发出来，整个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发展。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刚刚改革的时候，就会发觉我们所处的商业环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其一。

　　其二，消费者经过长期市场经济的洗礼，已经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智，那种靠投机取巧来赚钱的做法已经很难再有市场。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1只电子手表可以卖到5000块，为什么？因为这是新东西，老百姓没有见过，你告诉他这是高科技产品，连美国总统都戴，他信。现在不一样了，一个新产品出来，无论商家吹得如果天花乱坠，消费者都不会轻易决定购买。他会仔细分析这种产品的功能，判断它的价格，再看自己有无迫切的需求，然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不仅如此，由于商业活动的无所不在，一个产品的消费者，很可能是另一个产品的商业从业人员。共同的商业规律和相仿的操作手法让他有足够的可能去作出判断：这里面有多大的水分？

　　早在若干年前，就有人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中国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艰难谈判，终于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加入WTO。作为世界贸易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极，中国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开始以一种崭新的蓬勃姿态在世界商业舞台上光芒四射。就中国本身而言，融入到世界经济格局，也意味着自己将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转变。

　　目前在中国投资、贸易的外国企业有数万家，而世界500强企业绝大部分已在中国落脚。他们带着发达国家成熟的运作机制和规范的游戏规则，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同他们做生意，靠请客吃饭是不行的，外国人不吃这一套；拉关系走后门也行不通，严格的监管体系早将一切可能的腐败据之门外；给回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回扣所得，而他们的道德操守也不允许这样做。

　　以医药企业为例。国内企业在把产品推向医院时，往往采取给药房主任、分管院长直接好处，给开处方的医生“开单费”的方式。这样一来，企业的产品是销出去了，但医院的胃口却越来越大，开价越来越高，让厂家叫苦不迭。外资企业则不一样，他们也要去进行拜访，也要推销，但绝不许诺所谓的开单费。对于那些合作单位，他们可以请他们到国外去参观访学，组织他们参加高规格的学术会议，既交流了感情，又促进了学术的交流。此其三。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我们已经能够准确地看清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现象，已经有能力做出足够准确的判断。国家正逐步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从各个方面规范商业行为，让所有的商业活动在游戏规则圈定的范围内进行。为了避免和根除权力寻租现象，国家一方面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连续多次给公务员加薪，同时高扬法律和党纪的利剑，加强了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为了彻底断绝官、商之间的不正当联系，国家不仅严禁政府工作人员经商，而且不断改善政府职能，让原来的主管部门从教练员和裁判的角色转换到只做裁判，其余的都交给企业和市场去调节。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她所面临的种种机遇和困顿都将为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正在步入第三商业语境，那些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为之做好充足准备的人们将因此大大获利。在这个有着巨大的自主特点，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语境之下，新的商业精神将替代旧有的商业信仰，新的商业伦理和商业文化将迅速弥散到社会的角角落落。对此，我们只有去积极地适应，并以此为标准，不断地调节自身。

　　一边是大棒，一边是蜜糖

　　毫无疑问，精神正在成为一种力量，并以越来越显著的方式全面渗透到我们的生活。而时代的变迁再一次将商业推向了社会的中心，社会伦理、价值观无不深深打上了商业的烙印。于是，一种新的商业精神的形成便成为包括商业界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价值尺度。

　　人们曾无数次地慨叹中国商业的落后而羡慕西方商业的发达，其实更令人担忧的恰恰不是某个领域或某些领域的产值比别人少多少，而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商业精神。改变一个落后的产品需要几年时间，提升一个产业需要十几年，而要改变一种落后的精神面貌、形成一种崭新的精神风尚则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即使是在第三商业语境下，我们所提倡的新商业精神的形成仍然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那些习惯了无规则变奏的人来说，要在一夜之间成为道德的楷模显然并不现实，而那些原来的商业良民要适应完全规范的商业秩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的本性如此，没有人生来就习惯被管束，也没有谁愿意交出自己的意志而服从其他。因此，建立健全的保障和惩戒体系便显得十分必要而迫在眉睫。

　　首先是法律惩戒。作为现代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者，法律同样肩负着为时代精神保驾护航的职责。对那些不按契约精神办事、破坏社会诚信的人，要依法给予重处；对那些在商业活动中徇私舞弊、践踏公平竞争原则者，要及时给以惩治。法兴则精神兴，法衰则精神亡，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其次是道德和舆论惩戒。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对那些蓄意破坏游戏规则的人，要毫不客气地祭起舆论的利剑，让其知耻而后改。

　　第三是市场惩戒。既然闯红灯者是想获得额外的利润，那么就让他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让他明白这种投入和产出实在不是一笔划算的生意。

　　当然，在对违规者施以大棒的同时，还应该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给那些具备了良好的商业道德操守的人以蜜糖，让他们能够在阳光下获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赢得文明与落后、破坏与规则的赛跑，才能够树立以契约为核心的新时代的商业精神。

　　世界在一刻不停地发展，社会在瞬间便已万变。没有永远不变的上帝，也没有凝固不变的精神。

　　因此，我们所说的新商业精神便是也只能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因此，我们所倡导的新商业精神便有了一个可以永远不朽的灵魂；

　　也因此，我们自身的不懈努力便荣幸地成为这个时代新商业文明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