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的陷阱

　　文秋风

　　又一个富豪落马，而东北另一个早已落马的富豪，正准备在法庭上为自己的生存和荣誉而战；还有深圳的一位靠出租车起家的富豪、湖南的一位皮鞋大王，也陆续失去了自由身。至此，一年来豪门巨贾起落的戏剧，似乎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当然，这个社会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犯罪，他们的表演之所以引得万众瞩目，或许纯粹只是因为，跟在他们名字后面 的那串数字比普通人多了几个零、他们的名字被人列在某个排行榜中而已。不过，他们落马的情节是如此地相似，我们这些局外人不能不自作多情地思考一番：也许，让他们失败的，除了他们的个性和道德以外，还有着另外的原因。

　　我心狂野

　　稍稍分析一下这些富豪，似乎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些富豪其实都曾经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他们出身于普通的平民家庭，他们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白手起家的神话。在他们事业起步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穷二白，跟普通的商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掘得第一桶金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尽情地展示了自己的企业家才能：他们在最普通的行当中，敏锐地发现了利润机会，并通过自己超人的组织才能，获取了这笔利润。

　　随后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他们勤勤恳恳地打理自己的企业，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勤、汗水，甚至血泪。随后，随着事业的发展，他们进入了繁华的都市，他们见到了世面，他们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高级写字楼上。他们开阔了眼界，他们看到了比他们更成功的人。于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不满意了。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一个崇拜强人的时代。每一个做企业做出了一点点名堂的人，做梦都在想着进入什么排行榜。不管他们的财富是帐面上的，还是实实在在的，他们都以大为美。每年一位数的增长，已不够激动人心。尽管此时，金钱于他们已经不过是个数字而已，但这个数字现在对他们的重要性却超乎以往，甚至超乎他们为生存而奋斗之时。他们对于普普通通的实业、商业不再满足了。因为，这些事业太平凡，也不足以创造奇迹。

　　他们要“做”大自己的企业。他们开始进入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进行资本运作。一旦打开了这个阿里巴巴之门，钱来得竟然如此容易。一上市，就能圈来数亿廉价资金；玩一次真真假假的并购、投资游戏，就可以从国有银行套来十数亿的廉价贷款。而人性的常例是，突然之间得到大量资金，人就会兴奋得晕眩，而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同时，钱来得容易，他们也就不会把钱太当心。这个时候，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性的外部监督，比如股东的监督、贷款人的硬约束，则疯狂地进行鲁莽甚至荒唐的投资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情了。如果划一条他们发展的曲线，会发现，在出事前两三年，他们的事业都有过一个突然的跃升，靠着资本运作，或者是上市，或者是并购，或者是获得巨额贷款，他们实现了惊险一跃。然而，往往没有人愿意探头看一眼，那优美得令人叹为观止的惊险一跃，落脚的地方是不是一片沼泽？

　　当然，没有人反对企业自然而然的生长、发育、壮大。然而，那些富豪们的扩张，却往往是自己的野心大膨胀、并且错误地使用了自己舞不动的大刀的结果。在美国，有一大群专业的资本玩家，不过，在中国，大量的实业家却客串起资本玩家。这注定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跳跃。

　　也许，任何一个处于事业蒸蒸日上的企业家，都有必要直面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企业难道必须做大吗？企业难道必须上市吗？企业难道必须玩资本吗？不是每个士兵都耍得动关公的大刀，不是任何一个企业家都具有驾驭数千人、调度数百亿资金的能力。一个准备做惊险一跃的企业家在跳跃之前，也许该对自己大喊一声：认识你自己。承认自己直觉能力和理性能力的限度，是保住自己的事业、财富、甚至性命的前提。

　　权力的腐蚀

　　令那些成功者失足跌落的，是他们的狂妄与忘乎所以。但权力的侵蚀也早就让他们的双腿发软了。

　　在企业发展到一个程度后，企业家形成了某种雄心，我们承认，这种雄心并没有什么不对。然而，不幸的是，在不少人那里，雄心过分的膨胀，很快就会变成了不自量力的野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一个企业家或者可以实现不断超越自己的雄心，使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而在中国当下的体制中，如果耐不住寂寞，实现那些好高骛远的野心，则往往需要借助于权力。而这些富豪正是在攀附上权力、自以为可以大展宏图之时跌落。当他们的命运与权力直接、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了。一个又一个富豪倒掉的历史证明了：过分的野心是一条通往灭亡的道路。

　　这一批富豪们都是转轨体制下的蛋。这种体制最典型的特征是权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尽管市场的触须在不断地伸展，但权力却始终盘踞在社会的主干上。权利的退却总是勉强的，权力仍然控制着最重要的资源。你要办企业——哪怕只是开个小杂货铺——就需要与方方面面的掌权者打交道。对于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家来说，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什么“原罪”问题。如果他们能够自由创业，他们本来可以用有限的投资赚取更多利润，但现在，他们却不得不拿出宝贵的投资和时间，去获得各种许可证。是管制的权力妨碍了他们，这种权力只不过增加了他们做生意的成本而已。

　　然而，诚如我的朋友、研究政治学的刘海波博士所说，在中国某些所谓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尤其是那些最高端的金融、房地产、投资、保险、期货、石油等等产业中大行其道的，是一种典型的寻租经济。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把政府赋予并保护的垄断权力，转化为自己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性收入。在这里活跃的所谓企业家，有一部分是权力自身直接滋生出来的。还有一部分则是从外面挤进来的分食者，是权力的攀附者。

　　有趣的是，略加分析就会发现，近一年来纷纷出事的富豪，差不多都属于这类权力的攀附者。这些企业家在自己雄心的激励下，在外部诱惑的刺激下，急切地希望进行惊险一跃。而他们的经验是这一跃的跳板只能是权力。于是，他们急切地希望与权力接近。此时，他们也拥有了一定的资源，可以付得起入场券了。同时，他们也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声望，这使他们具备了被接受的资格。他们终于从真正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经济，升格为更体面的寻租经济。

　　于是，他们不再以实实在在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销售为主业了，他们得意地进入了那些寻租色彩浓厚的市场。他们也可以玩资本、玩并购、玩跨国了。总之，他们玩的是概念。他们的企业可以上市了，他们可以得到城市中心的土地了，他们也可以得到巨额信贷资金了，他们也可以并购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大型企业了。摆脱了供货商、销售商、消费者，出入于投资银行、跨国公司总部和官府之间，所谓往来无白丁。一夜之间，他们的资产暴增，他们从一个普通商人，变成了报刊上的标题人物，他们也跻身于某某排行榜了。他们曾经经历过那个小学生也胸怀世界的时代，而纵横捭阖于资本的世界，能让他们满足这种儿时的梦想。帐目上的数字一夜之间翻一番甚至添一个零，也能给他们带来一种强烈的快感——也许类似于吸毒或纵欲。

　　不幸的是，这种快感的结果也往往类似于吸毒。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攀附权力，固然给了他们寻租的收益，但他们也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随着靠近权力，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逐渐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像一个拥有垄断权力者那样思考和行事。他们有点骄横，他们容易忘乎所以。他们不屑于靠辛勤和机智赚取财富，他们也学习着依靠权力来博取财富。

　　不过，毕竟，他们只是后来的攀附者，他们的游戏玩得有点稚嫩，他们是靠着金钱编织出“成功”的阶梯的。因此，他们时刻有穿帮露馅的危险。更不要说，他们越是靠近权力，其命运越是与保护人权力的兴衰紧密相关。任何政治变动的冲击，他们都是首当其冲这样，他们总是第一个被甩出来。

　　他们的毁灭是在他们的野心膨胀时就注定了的，因为，他们实现野心的道路，本来就是一条用金钱从权力那里购买的薄冰铺就的。

　　伦理的缺失

　　一个忘乎所以的人，必然自负而放纵；一个跟权力过于接近的人，则容易腐败而骄横。他们不仅缺乏对于社会的责任，甚至对于自己创办的企业，也逐渐地会丧失某种休戚与共之感。而在目前的制度下，却没有东西来约束他们的放荡和腐败。我并不想指责说，大企业家或富豪们的道德水准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但人们有理由期待，掌握着社会大量资源、并且在社会舞台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企业家，也应当对社会承担起道义上的责任。只有这样，在一个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中，穷人的心态才不至于失衡，富人才不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千夫所指。这样的社会才有可能是一个健全而稳定的社会。

　　企业家应当是具有道德感的人。于是，赵晓博士提出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概念，他希望用宗教情怀来拯救企业家。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显然，远水不解近渴。而在我看来，要形成健全而有约束力的企业家伦理，不需要等候企业家去信奉宗教，只需要企业家自身形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凝聚力的社会群体，形成自己的内部秩序，自然地会孕育出比较健全的职业伦理。只有在群体内部形成密切的互动网络、成员们也预期到这个群体具有相当稳定性之时，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行动模式，并且由此生成可以执行的规范。这些伦理能够教化、约束企业家，使他们的行为合乎道德规范。但是，显然，中国目前的企业家群体仍然没有形成，自然也没有形成内部的秩序。

　　社会学家宣称，企业家在中国已经隐然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了，而且，显然属于比较上流的、有权力和影响力的阶层。然而，他们其实不能叫一个阶层，他们仅仅是一只大麻袋中的土豆而已，或者是一只箱子里的刺猬。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在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行业内，商人群体内部的构成是高度异质的。权力过多地介入，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隔离。垄断者、攀附权力者与普通商人之间，本地企业家与外来企业家之间，外商与本土企业家之间，横亘着一道道鸿沟。依靠垄断权力获取超额利润者对于普通商人的鄙视和恐惧，普通商人面对垄断者的自卑和憎恶，都是本能的、根深蒂固的。从心理上，双方从来不认为自己跟对方属于同一类人。因此，商人阶层内部本身就是分裂的。而一个内部破碎不堪的群体，是不可能具有凝聚力的，也不可能形成稳定的交往预期，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规范。

　　一个有秩序的群体内部，总是会有明显的、正式的或隐而不彰的一个或一群领袖，大大小小的群体的领袖们，就构成了商人群体的中坚，他们深刻地影响着商人群体内部规范的生成和执行。在一个充分竞争的自由市场体制中，成功的企业家基本上是靠自己的企业才能获得成功的，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获得整个商界的尊重。因为企业家才能的大小是一个商人能否获得同行们尊敬的唯一指标。当他们说话的时候，整个商界都会仔细聆听。他们可能不是商会会长，但他们无形的权威却具有巨大的力量。他们借助这种在商界的权威对社会发言，同时也赢得社会普通民众的尊重。

　　而在目前的体制下，这样的领袖是无从涌现的。垄断者或者攀附权力者掌握了最重要的资源，拥有最强大的力量，在本行业、本城市、本地区的舞台上最为引人注目。按理，他们最有资格充当商界领袖，然而，他们或许拥有力量，但却不拥有权威。他们不具备道义上的感召力。普通商人或许奉迎他们，畏惧他们，甚至羡慕他们，但从来不会发自内心地尊敬他们。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他们的地位，并不是靠着企业家才能自己挣来的。至于权力攀附者，其暴发户心态与作派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没有任何正面意义。既没有一种群体感，又没有领袖的感召和约束，商人群体一直是麻袋里的土豆。没有群体内部规范约束的结果是，商人们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感和荣誉感，其道德观念甚至是完全扭曲的。对于反道德和违法的行为，作恶者本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旁观的同行不仅不予以鄙视、谴责，反而羡慕和模仿。一个靠欺诈上市的人，一个靠权力批到土地的人，一个骗到银行贷款的商人，被普遍地认为“有本事”。一个骗子，只要你玩弄的是高尚骗术，玩的是公共资金，则不仅不会遭到商界群体内部的道德惩罚，反而会门庭若市。权力会腐蚀人们的道德感，在被权力腐蚀的商界，存在的是逆向的道德激励机制。

　　因此，毫不奇怪，这样的反道德气氛，在寻租经济发达的城市中最为浓厚。越是接近寻租经济的核心，反道德的气氛越浓烈。这样的城市和所谓的“高尚”行业，正是那些“有本事”的人的聚集之所。我们发现，那些失足的富豪，无不是具有这等反败为胜道德品质者。在接近寻租中心的过程中，他们本来尚被约束的恶终于奔涌而出，一幕幕贿赂、欺诈、恃强凌弱的丑剧就上演了。商人群体内部如果连最基本的自发性的道德奖惩机制都不存在，则商人，尤其是垄断者和攀附权力者的大面积堕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节制加审慎

　　相反，我们看到，在远离寻租中心、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最典型者如温州，商界似乎正在形成某种自发性的秩序，一种健全的商业伦理及有效的执行机制，也似乎正在这种秩序中逐渐浮现出来。由此，商界似乎正在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对社会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

　　如果允许我来赞美企业家，我会赞美温州、珠江三角洲等地方似乎有点老土的、始终保持民间本色的企业家，我会赞美农贸市场中的小商贩，我甚至会赞美那些开小饭馆、小杂货铺的老头、老太太。因为，不管他们的事业是大是小，由于他们处于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因此，受到市场的约束，他们更接近于真正的企业家，并且还具有普通人的正常的道德感。他们更多地是运用自己的智力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财富和便利。相反，那些与权力共舞者，只不过是从权力的盛宴中争抢一杯羹而已。尽管他们的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有几十、上百亿的资产，但那不过是由权力折射出来的海市蜃楼而已。当然，他们也许确实不乏企业家才能，但权力的锈迹遮蔽了他们的光辉，因此，他们不配得到人们的尊重。

　　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与那些曾经风光过的企业家相比，温州、广东等地的企业家似乎没有多少“出事”者。他们开发的产品已经悄无声息地渗透到全球市场，他们也创造了大把大把的利润，他们的财富绝不亚于那些急于跳到最热闹的舞台上表演的人士。但此刻，他们中却没有几个因幻想成为报纸财经版上的封面人物；他们依然本能地与权力保持着距离，闷声发大财。这是中庸的美德，这是一种理智的选择。他们的节制和审慎是可敬的。他们是值得尊重的。

　　如果一个获取了大量财富的企业家或者富豪，不懂得节制和审慎的美德——而在浮躁的这个中心、那个中心，知道这一美德的人确实少之又少——那他迟早要葬送自己的财富、甚至性命。有些忘乎所以者幻想借助权力加快自己财富的增加速度，事实证明，那不过是加快了财富崩溃的速度而已。

　　当然，陡然从事业最辉煌的顶端坠落到漆黑的深渊，无疑是人生莫大的悲剧。巨大的命运落差，可能也会激起旁观者的恻隐之心——起码是一瞬间。然而，略微反思一下他们当初的放荡、张狂和无耻，则在他们落马的时候，普通民众对他们并无真正的同情，反而有一点拍手称快的意思，那也一点都不奇怪。人们不尊重他们，因为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克制和审慎的美德，也从来不知道如何赢得别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