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客观对待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
所谓的原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应该认真研究思考，以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之道。应该客观看待民菅经济历史遗留的税收问题。对此，应该有一个基本点，那就是过去私人没有上税，确实是私人有问题，但是过去国家也没有认认真真地收税，税制也不严，国家也有问题。而且在最初阶段，国家也做不到那么严，因为税制刚刚形成，那么多人突然面临一个过去是征国有企业税，现在变成征私人企业税的问题，确实也征不过来，而且过去我国体制上也存在漏洞，没有认真去贯彻税法，因此也不能完全说是私人的问题。客观地说，国家没有完备的税制和法律手段的话，部分私人能逃税就逃税，能避税就避税，这也是正常的事情。
基于此，有人提出来一个所谓要不要赦免的问题。德国最近确实做了这件事，就是对这部分有原罪的资金进行赦免，凡逃到外国的钱，如果是没有上税的钱，只要回来把过去的税补足则既往不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做法也并不完全是全部赦免，主要是给你机会补交税款，但是不予惩罚。我国是否也可以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很重大，解决得好有利于完善税制、拉动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有关部门值得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终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是，腐败这件事坚决不能赦免，因为政治上无法接受。不能说对腐败的钱大赦，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法接受的。但是税收是另一回事，特别是过去除了个人有责任，政府也有责任。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如果是腐败的钱政府必须严厉追究，但如果是没上税这件事，到一定阶段比如说改完税制的某年某月前的不予追究，从此以后再漏税的严惩不贷。不要强调大赦的理论，只要让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该补税的补税，该交税的交税，政府不再追究改制前的原罪，可以预计民营企业会有一大批钱开始投资，一大批钱开始不再外逃，一大批体制开始转换并开始改革，以后产权将更加明晰，公司治理结构将更加严格。同时，各级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税法本身的严肃性，认真严格执法。管好现在的事情最重要，过去的事追溯起来很复杂，往往是查账查不出来，新的税制问题又忽视了，顾此失彼。这件事必须解决，否则政府投入成本很大却不见得能收上来，同时流失到国外的资本又那么多，作为经济学者真的很痛心。这个问题现在确实值得认真思考了。当然中国这么大，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具体解决。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税制的设计要考虑到税收成本和逃税动机，这永远是两个相互对称的问题。税率设得很高，逃税动机就一定很高。50%的税高不高?很高，因而逃税的动机也就很强。我们要考虑税制高不高的问题，因为逃税的动机一强就要加大税收监管力度，成本就要相应提高，而这些成本不是你的成本就是全社会的成本，包括监督成本等等，太高则最后可能实施不下去。举个例子，台湾要收高消费税也就是特殊消费税，如歌舞厅什么的，收不上来，怎么办?于是下决心雇了一大堆人，每一个歌舞厅的收银台上站一个税收员，站一个税收警察。这样做，税是收上来了，但可能一晚上收的税还不够人的工资。这是个相关的事情，你那边越高，这边监督越多，你不是收那个就是花这个，你可能收了这个还得花那个，你最后剩的还是没多少。
所以，对税收的问题，税制的改革本身，特别是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的问题要研究。我国税率从过去的50%降到33%好像是进步了很多，但民营企业33%的税率意味着什么，它的逃税动机强不强，另外民营企业的33%税之后再加个人所得税(收入稍微高一点的达到20%)等于50%了。个人的所得税累计的程度到底高不高，到底多少合适，这些都值得有关部门思考研究。怎么使税收适当降低，使人们逃税的动机降低，从而使监控成本也相对降低，再加上改变税收的方式等等，这里面有很大的文章可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