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媒体病毒”论

　　鄢烈山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新民周刊》今年第21期发表长文《恐惧来自何方——关于非典报道的媒体批判》。他的基本观点在《南风窗》2003·６上期传媒与公共管理专家的讨论专题中有段简明的概括：

　　SARS疫情的国内外媒体报道均有一定程度的夸张，以致有“媒体病毒”之嫌。“李认为媒体通过非典报道，把人对公共健康的恐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媒体技术对病毒危险的扭曲、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种公害’。而这种病毒比非典病毒传播速度快许多倍、比非典的破坏力大许多倍。这是不能不警惕的。”

　　我们这些对新闻传播学没有研究也没有机会受教于李希光的人，判别媒体在SARS疫情中的表现所凭借的是常识理性。在我辈看来，人们对SARS的恐惧当然是来自“贪生怕死”的本能。

　　李希光说：“截至5月12日，中国死于非典的是252人。中国一年死于车祸的人数为10万人，而全国每年又有多少人死于糖尿病、艾滋病、癌症、心脏病、肝炎或者流感？事实上，中国每年艾滋病、癌症、乙肝等多种疾病的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非典的死亡人数，为什么人们对于非典尤其恐惧？这是因为媒体的报道不平衡”。

　　每个人都可以扪心问一问，为什么对于SARS尤其恐惧？答案很简单：它是一种突发的新型的病因不明的疫病，不仅毒性强严重危及患者生命，而且传染性特强，连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起初也成群倒下，后来也很难做到零感染。人们初次面对某种危险总是容易出现恐慌。再勇敢的人初次上战场也会心里发慌，所以美国、俄国的部队现在都配有随军心理医生。别说打仗了，许多没有性生活经验的新郎新娘在新婚之夜还往往紧张过头呢。

　　这是其一，由于“新”。其二是由于“病因不明”。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过坟场而唱歌(壮胆)”，就是讲不知袭击者是何人躲在何方何时用何种方式下手而胆战心惊。SARS怎能与人们已经知道怎样规避、怎样治疗及愈后如何的糖尿病、艾滋病等相提并论呢？其三，SARS通过空气与污染物传播，怎么可以与车祸等量齐观呢？李希光所说的感染与死亡人数，那是大家高度戒备加以预防并全力救治才出现的良好结果，若不是大家都紧张SARS，感染数千万死亡数百万人都是极可能的事。李希光颠倒因果来“论证”的学术底子不知师承自何方？

　　李希光又说“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为了生存，人类更关注短期的、近期的和周围的变化。在报道中国人民与非典斗争的新闻时，不要忘记中国面临的最大恐惧应该是北方的缺水、污染、贫困、农民问题、下岗工人问题、社会保险问题、艾滋病泛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但是，媒体的作用，使人们暂时忘掉了那些似乎很遥远的重大问题”。

　　李希光对中国媒体的这个责备好生古怪，完全不像一个有生活常识的人：恰如一个人被利器割伤了，他说你何必如此紧张又敷药止血又打针预防破伤风，要知道你早有心脏病，那才是威胁你生命的终生大患，需要时时警惕不可一日或忘。他哪像一个搞过新闻报道的人？新闻报道当然最关注当下的事件。“使人们暂时忘掉”缺水、污染、贫困等重大问题都不行，怎么才行？不可能请政治局把中国的问题列个表依其重要程度按比例分配报道分量吗？假如中国又发生了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或者发生了较大面积的严重地震灾害等突发事件，我们的媒体也要按李希光的新闻观，一如既往地关注缺水、污染等重大问题，而只“适量”地报道一下眼前发生的事？李希光既然知道什么心理学，应该明白SARS若不幸像乙肝、艾滋病一样与人类“长期共存”，人们无可奈何地接受现实之后，新闻媒体就不可能长期“炒作”SARS题材。李又何必耗精费神地搞什么媒体批判？

　　要说对SARS的恐惧来自何方，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所做的“SARS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专题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与我辈的生活经验是吻合的：在从新闻媒体得知SARS信息之前，有40.9%的居民已经通过其他途径知道此事；正是信息渠道集体性的失语，导致公众不得不转而寻求小道信息，以满足自己的信息渴求；在一些地方，市民通过短信息、网络等新兴媒体传播未经证实的流言，局面一度严重失控，并导致了几十年来罕见的抢购食盐、大米的风潮，而在新闻媒体强有力地介入并公开信息后民众的恐慌便很快平息下来。

　　那么，北京呢？为什么在4月20日疫情信息公开之后，北京人似乎更恐慌？那只是因为媒体终于证实了人们的猜测，表明了疫情的严重性，打消了一些人的侥幸心理；而最关键的是，北京的疫情那一段时间蔓延得很凶，5月1日—3日北京新增病例分别是187、176、181，情况比广州严重得多。事实上到6月2日为止，1000多万人的北京确诊病例2535宗，死亡187人，远远高过7000多万人的广东省感染1511例，死亡58例。在这个信息时代，人们对疫情的感知并非完全依赖新闻媒体。事实上同事、邻居、亲友中谁谁谁感染了，住院了或去世了，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比媒体信息的刺激深切得多重要得多。而且，正是由于媒体的高度关注，不仅报疫情，也请专家介绍防护知识，形成了一种近于“恐惧”的氛围，才取得了如今这样良好的抗“非典”效果。

　　如果相反，像李希光教的那样，媒体装着没事一般，像平时一样还是讲下岗工人、社会保险等“重大问题”，那么，或者人们完全不信任媒体和政府，社会陷入更大的恐慌，或者使一些人疏于防范或不知如何防范，导致更大面积传染，以致局面不可收拾。这应该不是李希光希望出现的局面，却是一种很可能出现的结局。幸好，中国的领导人与中国的媒体及时扭转了早期的被动态势，抗SARS应对措施有了举世皆知的大转折。

　　对媒体作用，展江有个很中肯的评价。他说：“市场机制对新闻事业具有两面性，但是对危机报道还是利远大于弊。市场机制下的媒体的弊端在于媚俗，却长于危机预警和帮助社会亡羊补牢。在这点上，媒体价值取向与大多数公众是一致的：对于各种危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宁信其重，不信其轻”。因此，既使媒体关于SARS的报道真有点“过头”，那也不是什么错，根本不应当“批判”。理由也很简单：没有哪个浑人因为最终没感染SARS，就说当初的采取防护措施是浪费财物与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