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谈“2万元征集杨斌照片”

　　也谈“香港媒体悬赏2万征集杨斌照片”——财富的品格

　　韩强

　　星期日，与股民(按照国际惯例应该叫个人投资者)朋友凑在一起聊天。一位朋友突然问我：“韩老师，听说香港媒体悬赏2万征集杨斌照片，你说一家媒体不是公安、法院，它有 什么资格悬赏2万征集杨斌照片呢？如果一个人犯法，他的照片是不是可以让别人随意买卖呢？这算不算侵犯肖像权呢？香港的商业气氛很浓，是不是什么都可以买卖呢？如果这样做不违法，我不炒股票了。想方设法到法院去旁听，乘人不注意就拍照片，然后卖钱。炒股多危险呀，一套就是很长时间，拍照成本低，别说一张照片2万元，就是5千元也不少呀！”

　　我说：我不是法律专家，只是从报纸上看到，用于新闻目的的照片一般不算侵犯肖像权，如果用于广告和盈利目的算是侵犯肖像权。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犯了法，按照法律该怎么办就怎办，但是他还有基本的人权，比如可以请律师，还可以自己在法庭上申辩。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理解是不能随便拍照的。《武汉晚报》说：杨斌在沈中院受审，因警方的保卫措施非常到位，中外记者虽说带了“长枪短炮”，但杨斌的照片仍是一张未得到，只能空手而归。有记者竟准备登上中院边上高楼，利用度焦距偷拍一张，但周边保安措施太严只能作罢。我觉得法院这样做是对的。既使是对正在审讯的人，也不能随意拍照，要经过法院允许。未经允许是不合法的，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偷拍。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一家报刊拍了照片，它自己用，只是出于新闻目的，如果把这张照片卖出去，那就带有营利性了。所以我觉得个人照片，在本人不知情的条件下，被买卖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当然，我不是法律专家，也解释不清……。

　　不过，我想起了两件事，英国的戴安娜因为某些新闻记者的追踪死于车祸，香港一家媒体曝光了一个女演员以前被强暴的照片，引起公愤。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1980年我到杭州参加“宋明理学讨论会”，当时请来香港、台湾和一些外国学者参加学术讨论会，是为了学术交流。香港某大学的一位教授专门找大陆的中青年学者聊天，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香港教授回去写了一篇报道，把一些私人谈话在香港报纸上公开，而且按照他本人的政治观点进行了剪裁。这一下，一些大陆学者不得不向自己的单位“说清楚”，声明香港报刊上的那些话是被歪曲了。因为1980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谁也不愿意“说不清”。当时，我还庆幸没有接触过这位“香港教授”。现在回忆起来，这位“香港教授”实际上侵犯了“个人隐私权”，本来是学者之间的私人谈话(主要是学术内容)，在大陆学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拿到香港报刊上发表，而且内容还被剪裁，涂上了政治色彩，这是不是侵犯人权呢？当时，有青年学者气愤地对我说：没有想到“香港某教授”也学会了“打小报告”。可惜，我们当时还没有那么清晰的法律意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在，可以到法院上去告他，未经允许就把别人私下的话在报刊上发表，而且进行剪裁，至少应该让他在报刊上公开道歉。

　　这几件事，让我感到“香港媒体悬赏2万征集杨斌照片”并不稀奇，但是这种“悬赏”好象不合法，也不道德。还是那句话：我既不是法律专家，也不是伦理学专家，但是，我总觉得“香港媒体悬赏2万征集杨斌照片”很不是滋味，有花边新闻的味道，法律是严肃公正的，该追究杨斌的法律责任就追究法律责任，“如果谁能拍到一张杨斌从警车上押下的正面照片，香港的媒体最高悬赏达2万元人民币，”这究竟有什么用呢？不过是满足一些人的感官刺激而已。

　　其实，不仅是某些香港媒体，内地也有些媒体在刘晓庆事件中有这种炒作。《人民网》的热点话题有个《众说纷纭刘晓庆》的专栏，其中有《南方都市报》2002年8月2日的一篇《冷静的读者与浮躁的媒体》，文章说：“刘晓庆因涉嫌偷税被捕入狱，国人无不为之侧目，大小媒体自是好一番喧闹。北方某大型新闻网站不甘落后，于近日隆重推出了题为《笑看刘晓庆八大“恶心”之事》的长篇报道。报道精心拼凑了刘晓庆的八件“恶心”事。文章作者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看那架势，简直恨不得要在刘晓庆身上“踏上一万只脚”。刘晓庆违了法、犯了错，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刘晓庆是名女人，对她偷税被捕之事报道多一些、评论多一些，甚至略带炒作的成分，都属正常。但是，报道应该实事求是，评论应该冷静理性，这是大众传媒的本分。在别人身陷囹圄、无以辩驳之时，尽拿人家的私生活说事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作祟？把人家的尴尬隐私抖搂出来，且有很多是捕风捉影之辞，这种做法是否正义，是否合法？依我看，这至少是一种不君子、不坦荡的行为，有辱大众传媒之职。”

　　这样的文章在《众说纷纭刘晓庆》专栏中有很多，我不一一列举了。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法律意识增强了。

　　2003年媒体报道：2月17日，刘晓庆涉嫌偷税案被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退回的原因是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案1月2日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正式受理审查起诉。2月17日是法律规定的审查起诉期限的最后一天。有关人士表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不意味着案件证据完全不充足，而是对一些细节进行再补充、核实。不少重大复杂的案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如黑哨龚建平案、中科创业股价操纵案等。(《国际金融报》2003年2月21日第八版)这个报道是很慎重的，也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不能开庭审理，因为法律的精神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清楚，才能做出公正的法律判决，这对于当事人才是公正的。这件事，又引起了《人民网》网友的讨论，有一篇署名“建达”的文章说：

　　在一个法制社会里，公民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名人犯法，与庶民同罪。在这里，名人不应该受到特殊的照顾，也不应该受到特殊的惩罚。惟有法律这把尺子，才能衡量一个人的罪与非罪。刘晓庆风光的时候，是个强者；当她进入看守所以后，她就成为一个弱者。因为，她面对的是暂时失去自由和被动地接受侦查。而法律保护弱者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无罪推定”。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罪行没有被各种证据确认的时候，该人就可被认为无罪。最近南方某省一名所谓的“贩毒大鳄”被判无罪的例子，就是对“无罪推定”的最好的注解。刘晓庆也是如此。如果所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她有罪，那么她就是无罪。反之，如果证据确凿，那么这个曾经的名演员也逃不脱法律的惩罚。刘晓庆税案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既说明了检察机关的细致和认真，也反映了我国法制的日益规范和完善。(《人民网》2003年2月24日)

　　还有一篇署名pan5211的文章说：

　　世界上除了极少数国家之外，各国均奉行“无罪推断”的立法和执法原则，即：在没有被法庭宣判有罪之前，人人都是假定无罪的。中国的法律虽然没有在文字上明确承认presumed_innocent(假定无罪)，但从“犯罪嫌疑人”这个名词的出现，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法律至少从表面上是承认“无罪推断”的。既然如此，刘晓庆案最后庭审的结果就可能有两个：一是刘晓庆败诉，二是刘晓庆胜诉。如果出现了后一种结果，不知中国的“有关部门”是否能再“依法”把刘晓庆的房产“拍买”回来？(《人民网》2003年2月27日)

　　这篇文章虽然言辞激烈，但是作者的本意显然是说，在法院判决之后，才能够“依法拍卖”刘晓庆的房产，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程度办事。

　　我想，这样的文章，要比“香港媒体悬赏2万征集杨斌照片”好得多，因为《人民网》上这些讨论文章反映了主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悟，这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成果，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的有力保证。同时也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所谓的“仇富心理”，即使少数“富人”触犯了法律，大多数人也没有幸灾乐祸的心态，也没有踏上一万只脚的“仇富”心态，反而认为应该公正判决，即使刘晓庆处于“弱势”，也要求对她公正，还特别指出，不要把个人隐私当笑料。写这些文章的都是普通人民群众。

　　让人感到无法理解的是：今年二、三月份在某些报刊上掀起一股批判“仇富心理”的浪潮。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水浒传》，无一例外，都受到批判。起因是民营企业家李海仓先生被杀，一些报刊不去追究杀害李先生的凶手冯引亮，却利用网上坛子里有人贴了一个“富人都不是好东西”贴子，大做文章。谁都知道网上坛子里或聊天室里经常发生恶作剧，骂人的话也不少，而且一个人可以同时用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的名跟贴。

　　就是因为“富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个贴子后面有许多跟贴，于是有人就下结论，说社会中存在着“仇富心理”，既然是批判，从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看，显然是指多数人，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有这种心态，否则就没有必要进行批判。令人迷惑的是报刊上没有刊登过一篇类似于“富人都不是好东西”的文章，网站上也没有正式发表过一篇类似于“富人都不是好东西”的文章，但是批判仇富心理的文章，一些报刊却正式发表了，真正分析杀害李海仓先生的凶手冯引亮的文章只有一篇——《中华工商时报》的《冯引亮之死》。冯引亮先前承包的小造纸厂高峰时年纯利可以达到200万元左右，冯引亮因此一度成为东镇首富，并成为当地的名人。为什么不仔细找一找这个当地首富、名人杀人的原因呢？却会引出批判“仇富心理”的炒作呢？这是不是很奇怪呀！

　　我们再看某些人的所谓批判“仇富”的潜台词：当对富人的习惯性轻视逐渐成为偏见，“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便成了概括性的、通俗的结论。正是在这种结论性的观点的诱导影响之下，一部分富人为富不仁的劣迹被放大了，全体富人的形象都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了。反之，《水浒》中那些杀富济贫的江湖人士，即使也曾滥杀无辜，也曾镇压另一部分江湖好汉，却一直被视作英雄，被人们歌颂，乃至他们的事迹被写进学校的教材之中。尹明善说，有关方面应该考虑从修改教材入手，全面清理一下传统文化中那些“仇富”的东西。(《警惕起哄者》《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1月30日)

　　为了批判所谓的“仇富心理”，不仅《水浒》要批判，学校的教材也要修改，某企业家不喜欢《水浒》，这是他的自由，他可以不看。但是你不能让别人也不看，也不能不让出版社出书，更不能因此修改教材。不过，从报刊的这些报道来看，批判“仇富心理”显然不是针对少数人的，而是对着大多数人的，因为已经上升到对群众喜闻乐见的《水浒》，上升到要修改教材的高度，也真够上纲上线的。

　　如果，我们把为某些富人辩护的言论集合起来：对企业家实行“税收特赦”，“富豪可以向国家特殊部门申请枪支”，“不必考察他们过去在市场经济转型期，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各种手段，而主要看在现在和未来，富人阶层能否给国家作出贡献”。就会发现某些人实际是在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在为某些富人的特殊利益辩护。因为某些人成了富人，所以“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各种手段”可以不必考察，还应该对他实行“税收特赦”，“富豪可以向国家特殊部门申请枪支”。一方面在上纲上线地批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仇富心理”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为某些富人的特殊利益辩护，其中暗含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在一些为某些富人辩护的文章中，很难找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就在一些报刊掀起批判“仇富心理”的浪潮之后，周正毅被曝光了，香港新万泰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钱永伟也曝光了，腾达智能董事局主席许培新已经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批判“仇富心理”的浪潮暂时消退了，更多的是深刻的反思。《国际金融报》刊登了记者李俊先生组稿的一组的反思文章，内容深刻，从多角度启发人们思考。

　　其实，问题很清楚，周正毅这样的人是少数，大多数富人是勤劳致富的，是基本守法的。广大人民群众不满意的是少数为富不仁者，是那些搞钱权交易的人。同样道理，那种贴“富人都不是好东西”的贴子的人，也是极个别的人，并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反映人民群众觉悟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事情都不能以偏概全，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大多数人，捕风捉影制造所谓的“仇富心理”是不得人心的，要人不看《水浒》，还要清理教材，甚至有人提出“富豪可以向国家特殊部门申请枪支”，更是某些人自以为高一等的心态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