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风险与不确定利润

　　陈军：

　　我是第一次参加企业家月度沙龙活动，华北制药是我们的老大哥了，我就谈谈关于制药企业在非典时期的情况。大家看起来比较红火，像转移因子这样的小品种近期的利润比较可观，但实际上很多拳头品种，像我们的NGF等等独家产品因为很多病人都不到医院去，其他部分也是下滑的。看起来是略有盈利，实际上也是持平的情况。至于非典，我觉得我们企业 在日常中应该考虑处理危机的水平。那天药监局找我们调药的时候，我说我们真的是准备不足了，我说我们准备不充分，他们开玩笑地说，如果准备得充分那说明病毒是你们制造的。不能说市场这么好的情况下，我们就那么高兴。应该说我们的药品有十天左右处于断档的阶段。我们作为一个股份制上市公司，在非典期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都是在正常地上下班，也没有进行轮休，也没有放假，比平常忙得多，工作量大得多。我们也是北京市政府、北京市药监局指定的定点采药单位，也要求比平时还要忙，甚至二十四小时都连周转。我们这段时间工厂是封闭的，由外面送一些食品进去。我们为这次抗非典也做了一些贡献，我就简单说这么几句，咱们张维迎教授还有更精采的话。

　　陆兴东：

　　张教授一般都是总结发言。很高兴有机会帮助东华做这样一个会议，也很高兴这么多行业的老总能到会。本身也是媒体人，所以把媒体方面的经验和大家做一定的共享。我想讲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媒体本身，一是媒体在非典市场的机遇，第三是媒体和企业这次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本身有很多的雷同点，我不知道非典发生在去年老板如何评价这件事，很欣喜的是今年新闻改革很快。6月中旬北京还有一个中央开的文化传媒市场改革的一个非常高层的会议，也就是说可能去年大家想知道一些什么，这种东西政府往往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今年尤其整个媒体在SARS进入四、五月份后实况消息的报道，我觉得安定人心方面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百姓中的我们国有媒体的攻心力在增长，也希望这种更多地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理解。第二做媒体市场几年来，这段时间发现了很大的变化。媒体市场包括电视节目跟目前新型的像元庆、田总这种关联的新型的数字电视市场，有两点，一是我们原来库里放了两、三年卖不掉的健康、环保节目，现在是被抢购。原来500都卖不掉，现在5000元都是疯狂地卖。这本身给媒体的责任感也提出了要求，以前你天天播武打片，现在老百姓真正想知道健康方面知识的时候，发现电视上这样的内容几乎没有，非常地少。我们这样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整合了一套健康节目，火爆整个市场。现在科教这样专业频道的发展，可能又会和两类市场联系起来，因为未来的市场可能是数据化消费。我们看到上海前一段时间的报道说，装宽带用户的排队以前可能拖拖拉拉，现在排得很多，装不进去。

　　田溯宁：

　　北京的增长也是30%。

　　陆兴东：

　　相信以上海这种速度和水平带动下去，接下去对宽带网络服务的机会来了，像终端、PC，2000多个商业楼宇的接通，这个市场很大。另外一个拓宽的市场就是内容市场，所以我们发现市场中又出现了一个大的市场。原来想宽带用户没有钱挣，内容商说你不给钱我不给内容，网络商说你不给内容我怎么赚钱。大家都顶着，现在则有机会了。个性化的电视市场已经起来了，这以后对媒体市场的机遇都是值得各位企业家考虑并去作的。

　　另外媒体跟企业的关系问题，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大篇幅我们著名的企业家向抗击在非典一线的人表示敬意，但这很短暂，我下个月再表达这个敬意已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企业是否可以考虑，在后非典时代，企业的责任力跟整个攻心力的形象，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关系。比如现在老百姓喜欢看娱乐性的武打片，但如果看探索这样比较有深度的片子，包括像看一些有深度的问题，通过对这方面的关注，企业主本身的形象也会树立起来。通过对非典的感受，有三点跟大家分享。刘社长和张教授这面已按奈不住了，我们还是请张教授。

　　刘东华：

　　张教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每年中央电视台搞按十大企业家风云人物评选，他的风头抢了企业家的风头。

　　张维迎：

　　因为时间关系，我也只是谈谈个人的看法，第一我想谈一下SARS与企业家的职能问题。刚才陈东升讲了，他们在非典期间推出一个保险，而且还送了我两份保险，办保险的时候保险员还进不来，要我们的人出去。你投一百元，如果得上非典，赔你一万元。就像他刚才讲，分析成本是保险业要做的事，按照这个赔款率，北京的非典病人跟北京的人口比，大约就是五百分之一，北京是一千多万人口，如果按这个比例算可以谓之不亏，他这次是狠狠赚了一把钱。但是为什么大家出这么多钱买这个保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事件的死亡率可能都比非典高，比如交通每年都要死成百上千的人，

　　张维迎：

　　所以我想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开车技术再高，走在路上被撞死的概率都比非典的死亡率高，但是大家都不害怕，为什么这么害怕非典？我们这个沙龙叫做企业家论坛，但是真正系统研究企业家最早，并且它的理论对现代人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芝加哥一个教授，叫佛朗德，他写了一本书叫《风险与不确定利润》，利润是哪来的？因为经济学里面长期有一个争论，就是利润是哪来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的一个解释是说利润是来自于折腾，就是不确定的东西。企业家要做的是什么？企业家真正面临的职能就是面对那些不确定的东西来做出决策，所以才能赚钱。那么所有的风险就是保险公司贯穿的东西，有一个精算师算出来，病人是多少，概率是多少，算出一个保险率。但这些都是保险家做的，不是企业家做的。可以说任何需要保险做的事都是不需要企业家的，企业家要做的事是不需要保险的。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保险的事都有一个概率函数，那么大家都可以算的，而利润就是的不确定性，没有分布函数。所以我们说所做的很多事都没有分布函数，否则都交给陈东升算出来就可以了。

　　大家这次对非典的恐怖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的概率分布，它没有变成一种风险，还只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刚才冯伦讲为什么落后地区的反映比发达地区更严重。因为我们国家非典没有分布函数，不是实际没有，而是因为我们人不知道，就是说主观上缺少那种知识。所以你看越是无知的人对事情是越害怕的。你看那些医生的恐慌就没有这样严重，因为他知道怎样防护自己，而对于我们普通人讲，有点防护过度。所以我说不同的人群采取的措施不一样，也与他对这件事本身的认识有关。非典以后究竟还会怎样？有人说如果找到疫苗我们就不恐惧了，实际我觉得不用找到疫苗只要我们找到它的规律就不会恐怖了。像现在大家对艾滋病已不是那么恐怖，因为你知道艾滋病怎么传染，可以躲得开。而现在对非典的知识相对还是比较少的。这是我讲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从非典看到企业家所做的事很多就是没有概率分布的事。

　　另外我觉得非典在北京来讲可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非典快要结束，大家都开始欢庆，说我们的控制能力多么强。但是看看过程感觉非常悲哀的是，为什么非典在北京能变成这样一种严重的情况。刚才我讲了，如果在广东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早期不可收拾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你原来没有预料。但是在广东已发生了半年，在北京闹到这种程度我觉得是不可理解的。这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

　　张文中：

　　张教授我给你提个问题，广东去年11月份就发生了，也没有那么多英明决策，最后也就慢慢地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

　　张维迎：

　　广东到后来像终南山医院整个的做法是相当有一套的。我是说北京到最后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你跟任何一个医院的院长谈话，他一定会同意我的判断。因为我们大量的感染都是医院传来的，医院是主要的传染源。而医院这个传染源并不是不可控制的传染源并不是不可控制的，而是因为我们没有采取更强大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象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感染就有93个，现在已有一个医生死亡，一个护士死亡，而且听说第三个医生也可能不行了。最后到达什么程度呢，就是进去一个倒一个，我们在座的人可能还没有进去过人民医院。为什么这样？就是我们的医院没有任何传染病防护的措施，像人民医院甚至都没有传染科。这个时候就需要隔离，转移病人。对已经确诊SARS的人要进行转移。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不允许转移，你必须就地消化，必须你自己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人民医院就全部感染了，感染后是否应该关闭这个医院，还有好多争论。其他的我就不讲了，总之就是这个情况是不应该的。传染病不是现在才发生的，我记得六十年代通县就死了上万人。像农村发生了传染病，村民互相都不接触，像以前本村发现了传染病比如麻风病都被活埋了，很不人道，但是这在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发达地区感觉要好一些？因为发达地区有更多的办法解决，而在落后的农村，没有办法解决，所以紧迫感更强。这一次我们有很多反思，我希望不要在这次事件过后，好了疮疤忘了疼。现在已有了这种苗头，一开始承认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包括瞒报，现在反而好象牛×起来了。包括刚才蒋总讲的，很多事情都感觉过火了。大家看中国的激励机制很有意思，从来都是一个单一的指标。所以现在就变成所有干部的激励机制就是一个防非典，你这方面出问题了，那你就完蛋了，责任制。

　　我们北大也是这样，很害怕，回来的学生隔离十天，里面的不让出去，外面的不让回来。你比如现在人要进来，必须得我们出去四、五个人接，这样得病的概率更大，但从外面传进来则没有太大的责任了。就像以前讲的不求有功，只求无过。包括像以前出的事故，就是用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激励机制不是在不同的指标之间进行平衡，这个问题很大。

　　与此相关的，我想简单说说，一个组织当你有一定的私密信息的时候，披露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像这次政府的行为，政府一开始感觉不告诉大家可能就可以盖住，后来发现这盖不住，因为这件事是否盖得住，取决于老百姓是否配合。这就像我们以前煤矿爆炸了，死了一百人，报了20人，因为死人已经死了，不会因为你报的数的不同而产生什么变化。这对我们企业家也是一个启发，以后什么事应该告诉员工，哪些不应该告诉员工？如果该告诉没有告诉，最终告诉信息就会放大。像北大为什么有三十个师生一夜间都跑了，如果真携带病毒，都跑了。一开始你说几十例大家相信你，到最后你说几百例的时候，大家就会认为有几万例，这个谎话是会不断被放大的。我们说有很多危机，其实是我们管理的人在制作危机。如果一开始有很强大的力量制止，危机就不会出现。

　　刚才几位谈到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判断。这次非典对耐用品的影响相对比较小，对非耐用品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短期影响比较大，长期影响比较小了。冯伦同志不担心，因为房子是长期的问题。因为耐用品买一次要用很多年，所以影响不是很大。但旅游、餐饮业不是简单地可以恢复，因为这件事过去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增加。比如一个人一顿能吃两个馒头，如果中午一顿饭没吃，晚上可能吃两个半，但你五天不吃饭，能吃多少个？可能一个都吃不下了。对非耐用品一顿饭没吃，下一顿饭可能多吃半个，但对耐用品，则像好几天没吃饭一样。

　　张维迎：最后一点，不要让政策、法规过分地介入我们的生活，甚至企图改变我们长期形成的一些东西。我这里不谈长期形成的好还是不好，而且过分的敢于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我那天看报纸，讲北京市有关部门要立法，以后要严格要求分餐制。大家一块儿吃饭那么多年，现在要分餐，这是没有道理的。不能说因为合餐造成的非典，如果真是因此造成的非典，该来早就来了。我觉得改进生活习惯，养成卫生习惯是对的，但不要太过。我们人类生活其实有两大规则，一是日常长期形成的社会规范，另一类是国家从上而下的法律。但是后一类东西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依赖于你是否满足于前一类东西的基本需求。非典之前我就讲过例子，北京市八十年代就禁止随地吐痰，效果是好的，但后来随地吐痰的都是外地人。比如很多农民进城，自然进化很容易，你说在黄土上吐痰怎么了？

　　张维迎：另外我在想，我们在非典期间大家有好多感受，像我们这一代人记忆当中没有这么恐惧的事发生，所以我们有好多的感慨，但我个人的感受是人的忘记能力是很强的。如果明年没有非典，我们今天谈的很多变化的事又没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