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么几个想法。非典时期因为我非常好奇，我对很多事情都好奇，所以我就想折腾几趟。我第一坚决不离开北京，第二看大家怎么表现，然后到全国看看，最后回来了。把我看的想法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大概在北京待了一个月，一个月以后开始在全国跑，最近有一些想法。感觉SARS有一个最积极的作用，就是中国的社会改革提到了日程上，这个信号发出以后使得改革的紧迫性空前提高。另外从上到下都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很好的由头，因为这个由头非常好，以往中国社会改革比较难。
因为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大部分是有阶级敌人。以前一有人说改革，大家都说这是坏人，是阶级敌人。而SARS造成的改革没有阶级敌人，不能说是谁策划的。以往我们的文化中一找到敌人，就拒绝改革。这次SARS出了问题，又没有敌人，所以没有理由不改。所以从这个角度，使得政府无法拒绝改革，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由于这样的原因，政府这次有几个不同曾级的表现，很有意思，从政府到民众。从中央政府看，开始是传统的反映方式，但是很快失败，又开始改。改得也非常好，不仅在吏治上高官问责制开始改，另外是立法。迅速地出现了法律的司法解释，包括我们强调的整体防非典的法律法规。另外非常重视科学，大量地依靠科学人员，你发现后面中央政府的反映就非常好。而且这个反映非常有意思，第一次是在开放社会下的一种反映，是按国际标准以及一个趋势的反映。
以往国内出事都是关门处理，这次WTO天天折腾你，所以是在开放社会下处理公共危机，跟以前特别不一样，所以这次中央政府的反映我觉得这几点比较不错。地方政府的反映非常奇怪，从不发达地方到发达地方，民众的反映和政府的反映是特别极端。从民众的反映举报最有效的地方是上海，最无效的地方是东北。我们公司员工到他上海表妹家被举报了，后来就回来了。东北发生的现象是家里有非典，警察来抓，保护非典，打击警察。就是说民众的反映，社会管理系统发达地区管理得好，不发达地区社会整个自主支持系统非常紊乱，是非标准也非常乱。但是从政府角度也很有意思。政府角度是发达地区政府非常松驰，不发达地区政府过大反映，非常紧张。
我看一个落后地方，设关卡等等，举报一个北京人奖励500到300等等。而杭州就非常怪，还在网上发布欢迎疫区人民来投资，自主支持系统非常好，就是欢迎广东和北京人去。我在杭州待了一周非常愉快，我到南昌，就被政府一直追着。发达地区比较松驰，不发达地区就过当，云南也比较过当，把所有北京人圈在一起。我知道北京很多演艺界一帮人在云南，一帮人在青岛。云南对北京人的态度和青岛不一样，云南是设关卡，把北京人压缩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这次中央政府表现也不错，发达地区的政府和民众也表现得不错，这就是一个结论。经济改革还是最重要的，社会进步还是要好好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另外溯宁说得很对，发达地区的企业也很强大，所以这个组织也很好，帮助稳定社会。
第二个想法，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革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紧迫性，往哪改？这次SARS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警示，就是民主和法制。最近我在看的时候，发现有两个很有趣的现象。比如在东南亚地区发生社会危机的时候，社会是不是乱，老百姓恐慌程度主要是取决于对政府有没有信心，对灾难的预期是否清楚，以及对解决这些危机的规则是否相信。比如两个例子，一个是新加坡，这次发现SARS后，大家不恐慌，而且戴口罩的人也不太少。老百姓说我们相信我们能做的，政府都做了，而且做得比我们好，所以不用慌。而且他相信政府说的这些东西，每个人手上圈一个东西，政府都做到这种程度，还有好恐慌。另外日本在阪神大地震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在地上，没有人抢，老百姓都在那儿等着，记者问为什么，他说相信政府会来处理，不会饿着我们，我们不需要抢食物。因为他们觉得政府是他们选出来的，他们雇佣政府，政府如果这次处理不好，我下次可以不选他。所以政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保障公共秩序。
冯伦：
我待会儿再讲。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恐慌，大家不知道皇帝哪天杀人，为什么杀人。所以不排队挤车等等情况很普遍，对预期不清楚，所以人的行为都是布朗运动，乱跑乱动的。所以社会恐慌，你看当政府在4月20日以后的行为越来越强化后，大家的恐慌就降低了，在此之前恐慌比较大。所以我觉得通过非典这件事，因为我看了很多人的严重，看了各种各样的讨论，最后综合起来就是民主法制。所谓民主法制就是包括管理社会危机必须在民主法制的社会下管理比较好。否则只有偶然性，没有必然性。比如现在发现一则史料，阎锡山治瘟疫非常好，也是跟我们现在一样，紧急控制，阻断流动。这个东西有效，但是大家还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对未来的预期是不清楚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应该通过非典给我们未来的改革方向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加大社会自己的力量，包括企业的责任，第二是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管理机制，然后才能更好地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启发。
另外对房地产的影响程度问题，我想大家也会关心。我觉得对房地产的影响不会太大，两个原因。因为房地产的住房消费是不可拒绝的。比如说旅游可以一个阶段停滞下来，但你说一个阶段不住房子是比较难。特别是中低档房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年结婚就那么多人，必须买房。所以在中低档房的影响方面非常小。就像伊拉克打仗的时候，那个婚纱依然可以卖，因为人依然要结婚，所以有些消费不可拒绝，也是无法替代的。你不能说因为SARS住到地洞里去，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存在的。第二方面可能影响的是中高档市场，为什么在北京市高端市场里，40%-50%的客户是流动性的外地人？就是北京以外的客户。这部分人如果对北京的投资环境没有信心，很多就不来了。再一个，他们生活质量的要求更高，要不到郊区，要不到外地去，所以这部分的市场在短期内我们感觉影响要远大于中低档市场。但从长期来说不要紧，因为现在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非常大，所以按照政府现在整个的基调还是要进一步快速地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指标能够保持在7%左右，持续三、五年这样的恩增长，即使是高端市场也会回来，回来的时间我觉得到年底就差不多了。因为年底从销售的情况看，陆陆续续回来一些，但回来的多是北京前段时间跑出去的北京人。但是外地人、外国人现在还没有回来。但是经济适用房，包括低档房目前销售得不错，所以对房地产的影响不像其他行业那么大。但是政府也采取了很多的扶持措施。和大家的感觉一样，政府的措施比较有限。因为意愿的反馈也不太通畅。，政府现在的反映机制不够完善。所以现在北京的房地产卡特尔形式折腾，首先是集体采购广告，十家公司都要北京晚报，不要北京青年报，价格同盟。这次SARS后，接着十几家企业跟北京政府谈判，一有事就是十几二十家公司跟政府谈判。这也是未来社会变化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次我观察谁比较害怕非典呢？在国内非常有意思，国企比民营企业害怕。在北京是这样的情况，国企上班有时候都找不到人，而民企还都能找到人。另外有海归背景的人，比我们土生土长的人害怕。第三女人比男人害怕。第四没钱的人比有钱人害怕。为什么呢？我后来发现因为中高收入的人，或者是社会资源丰富的人，他不害怕，他动员资源的能力强，可以跑。
陈东升：
上下班都有专车，老百姓都是挤公车，感染的几率高。
冯伦：
戴口罩的比率和我刚才说的比率是差不多的。百分之百私有制企业比股份制企业害怕。我们在座的多是股份制企业，因为我去海南看，很多私营企业老板从海南跑出来，现在都回去了。他们都躲了一个月不准备干活。但股份制、上市公司的老板责任感比较强，还在严重危机处理，另外建立两套指挥系统，我开玩笑地说争取永远把丧失当喜事办，用兵不成，就养兵，养兵不成就练兵。无所谓的时机，有所谓的事情，而且这个时候跟大家较劲，恢复之后可能我比大家跑得更快。因为东华打电话大家一起聊，我看溯宁给我寄的东西感觉很好。王石在山上给我打电话，问说去不去。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他说那就坚决别去了，这是一个机会。就是在无所为的时机做有所为的事，成为有所为的企业。这样一个过程国内一些企业的反映很有意思，这跟企业治理结构的文化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百分之百私人企业都跑了呢？股份制上市公司的领导人还是比较沉着地应对这件事？我是提出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说在整体面对非典的时候，企业的反映也值得大家仔细来观察，也许对今后怎么来推进我们的研究会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