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虹(主持人):胡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作为世行和其他组织的专家，您对中国有着非常深的研究，我想让您谈一谈卫生保健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改革？
胡德伟:首先我谈到关于这次SARS对中国卫生医疗制度的冲击和影响，然后再谈一下改革的情况。中国现在农村和城市的医疗卫生体系由于非典的情况，就反映出一些弱点，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第一是缺少疾病的预防系统；第二就是缺乏传染病的临床
指导；第三医疗体系网的建设，或者转诊制度也缺乏，其次就是对医疗医护人员的专业训练也不够。还有就是医院的财务报销制度，还有整个的财务系统，这次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医院很多没有办法周转，政府在这方面缺乏这些钱来临时做补充。换句话说，在预防方面做的不够，组织又不健全，中央和地方本身之间的配合也比较缺乏。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SARS，实际上把现在中国的卫生医疗制度的一些缺点很快的暴露出来。
为什么造成这样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2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在技术工业，忽略了医生医疗措施。还有就是整个中国在很多方面，很多地方都是地方化，就是卫生部的力量其实并不是很大，越来越小。所以，在财务方面药物的指导，通常是由其他的单位负责，而且和其他的单位联系，也没有作很好的协调。从投资方面来看，我们看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我们看八十年代的时候，政府要负担30%，到2000年的话，政府负责差不多是15%，这就是一个情况，这是最近20年造成的。所以，现在我们再看，SARS实际上对中国的医疗制度是一个转机，有几方面的工作可以做。一个是加强预防，我记得在60、70年的时候，那时候讲预防为先，而现在的预防并不突出。还有一方面就是加强立法，不仅仅是城市和农村的合作医疗，没有从有一个明确的立法的角度去做，这地方自己再办，不见得是健全的方法。
胡德伟:还有就是制度方面的加强，总的来说，我现在讲一下城市方面。城市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人寿保险是有，差不多是40到60%，但是到底能保多少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了保险，是不是就有了安全的财务保障，能应变很多事情吗，不见得。因为中国的制度，中间有很多的流动，保险的话，比如医院的医生，给你帐单的时候，保险公司付了钱以后，差额得由病人家属自己承担，很多国家保险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这一点是要有所考虑。
胡德伟：第二，我们国内用药，医药费的控制，尤其是在城市里，药费控制相当的薄弱，虽然有一些所谓药品的指导，但是能不能实行，而且怎么样推广来确实使药费降下来，这方面需要考虑。另外就是城市里面，医学、医疗、医院互相的互动、调整，这方面都很差。可是，对医院本身的收入，由于政府补助很少，那么他们的钱从什么地方来，虽然政府定了很多的药物的价钱，但是很多的医院开药，这方面有很多不负责任的现象，这方面控制很困难。所以在城市里面，现在还算比较好的，因为有医院、有保险。可是，农村我想问题可能更差。农村的保险，财富上的保障非常少，最多是15%的人有保险，很多都没有保险。所以，这样的话，在这方面，合作医疗跟世界银行做了，我们也和WHO也做了，20年都做了，但是我们发现没有成功，因为十六大之后，政府对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决定，好象中央政府要开始筹钱，但是到位的问题一定要考虑。比如说地方农村不一定完全的负担，要从中央、省、县合作起来。第二就是立法，这个也要考虑。另外，在管理方面也是很大的考虑，国内的专家对这些问题都有很多的研究，就看怎么实行、管理、监督和执行，主要是经费的问题。
我再讲一下，这么大的事业，在卫生方面，不仅是城市、农村，我们中国有十多亿人，到底这些钱从哪来，我从报纸上看到，虽然这次非典政府已经给了73亿做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是其次的，问题是未来的经费怎么来。事实上我们在90年初，我就和陈敏章部长建议，在给世界银行研究中国卫生财务的报告上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来源，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考虑到对香烟加税，中国人抽烟的很多，有3.2亿抽烟的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抽烟的国家。那么，二手烟的话，在加上四百多万人，影响到健康，所以，我觉得世界银行的很多的专家和一些教授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发现加入四毛钱一包香烟，政府拿到很多的税，这一步增加了的话，每年就会增加很多。不仅如此，涨价以后，抽烟的人就少了，不抽烟也减少了死亡的人数，卫生的支出也减少了250，当然，唯一受到的影响是两个，一个是国家的烟草局，我们也做了研究，国家烟草局会适当的减少收入，因为减少抽烟，但是他们减少的最多是一百亿，农村的收入也会减少。在烟农方面，他们欠收的烟叶更多的，我们研究很多的百分比，种烟叶还有很有更多的收益。假如我们能够考虑到健康的问题，农村和城市，一些医疗制度缺乏经费，我们一方面用立法来解决，但是最终的经费的拿来，我觉得香烟加税是很好的一点，这是双赢的一个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