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问题贷款”拷问中国信贷制度

　　所有者缺位、审贷制度脆弱、信贷文化缺陷，众专家检讨中国银行业因何屡遭“周正毅陷阱”；中国的银行制度近年来也呈不断完善的趋势，但显然对他们形成巨额不良资产根源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本报记者 张小彩

　　上周开始，“上海首富”周正毅越来越被公众关注。有消息说，周曾以他在上海静安区的估值不足70亿元的200多亩土地为抵押，从两家商业银行获得70亿元贷款；之后，又将这笔贷款中的一部分转存入浙江的一家农村信用社，并从农村信用社开出高于实际存款额的存单，并以此存单做抵押，再从其他银行贷款。

　　据悉，周正毅在卢湾区的另一块地也是如法炮制，而通过这些手段，周先后获取银行贷款愈百亿元。

　　那么，银行为什么可以“违规放款”，使贷款数额高于抵押品的现值？而农信社为什么会开出高于抵押物现值的存单？

　　尽管上述有关周的传言还无法得到官方证实，但事件本身不得不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制度。

　　监事会“左顾右盼”

　　为什么巨额的“违规贷款”可以从国有商业银行放出？身为商业银行高官的王雪冰、朱小华等为什么接连落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说，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而言，由于所有者缺位，经理人没有来自所有者的压力，这是银行高层频频出事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现在的国有银行只有一个由原中央金融工委代管的监事会，而这个监事会在实际工作中作用有限。

　　一位曾在某金融机构监事会工作的人士证实了这种论断。她告诉《财经时报》，监事会不过是每隔半年为国务院写一份检查报告，而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情况很可能是掺过水的。原因是这个报告必须经过中央金融工委才能上报国务院。

　　她解释，金融工委不仅掌管国有金融机构省级分支机构领导者的任命权，而且，监事会局级以下干部也由金融工委负责考察。因此，监事会写报告的人对商业银行真实情况的反映不得不“左顾右盼”。

　　这样的制约机制势必导致国有商业银行行长的权利实际难以制约。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早期的信贷程序，实际上是信贷员、信贷部门负责人、行长三级签字发放的。行长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

　　付出代价的制度演进

　　近年来，国内银行借鉴国外经验，信贷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据中国银行一位了解情况的处长向《财经时报》介绍，中行现在的信贷制度是双线管理。其简要程序是：企业向公司业务部提出贷款申请，公司业务部对企业及其项目进行调查并写出书面评估报告；风险管理部成立一个尽职调查小组，对公司业务部提交的评估报告作出评价，然后将评价结果提交风险委员会；风险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即可贷款。数额超过权限的(比如10亿元以上)，上报总行。总行贷款也须经过同样的程序，总行行长对风险委员会决定的贷款有否决权。同时，被风险委员会否决的贷款也可以要求复议。

　　据了解，其他几家国有商业银行都在进行改革，实行类似的贷款制度。但风险委员会委员的投票可分为记名和不记名两类。中国银行是记名的，但不对外公开。

　　中国银行这位处长告诉《财经时报》，这种制度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实行这种制度后，中国银行新增贷款的不良率只有0.12%”。而且他认为，这种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制约经理人的作用。

　　据说，在去年的审贷过程中，中国银行总行发生过两次行长与风险委员会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刘明康要求风险委员会对未获批准的贷款项目进行复议，风险委员会复议后又被否决；刘再次要求复议，复议后再被否决，最终贷款未能放出。

　　相比之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审贷制度似乎更为独立。比如，民生银行的行长不再参与贷款的审批过程。按行长董文标的说法：“如果一个厂长放下管理工作不做，整天扎在研究部门摆弄机器或者扎在销售部门销售产品，那是不务正业。我现在不管贷款审批，这种工作让专业的技术人员去做就行了。”

　　浙江台州泰隆城市信用社作为“草根金融机构”，他们则对不同级别的信贷员授予不同金额的贷款权限，信贷员的最高权限可达180万元。这种制度使信贷员可以在几十分种内按照自己的权限向企业发放贷款，同时也对自己的贷款安全负责。

　　“杀马”还是“养鱼”

　　《财经时报》向有关部门了解现行信贷制度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一家国有商业银行信贷人员说，如果国有商业银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不解决，类似的问题信贷就不可能杜绝。

　　据他介绍，只需一个问题——审贷委员会人员的“乌纱帽”在谁的手里——就可以问倒这种制度。如果行长不是对所有者负责的经理人，如果贷款审批还被视为一种权力，那就说明根本制度没有变化。

　　某股份制银行信贷负责人认为，与国有银行相比，尽管股份制银行的贷款管理制度算是有了不少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行长滥用职权放关系贷款的可能，但其中也不是无懈可击。比如，繁琐的审贷制度降低了经营效率、集体决策等于没人对贷款后果负责等等。

　　与现有信贷制度相关的还有信贷文化。上海银行重点客户部门总经理薛建东认为，依附于现有信贷制度的信贷文化同样值得反思。

　　据上海媒体报道，周正毅问题一见报，上海马上有10家银行上门收债，蓝田股份、欧亚农业等问题暴露后的场面重演。用薛建东的话说，银行平时饥不择食地放款，遇到问题又慌慌张张收贷。

　　几个月前，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举办的一次逃废债问题研讨会上，法学家王卫国提出“当企业马失前蹄时，银行不应该采取竞相‘杀马’的态度，而应放水养鱼”，当场遭到了多数银行风险管理人员的反对。广州的一位银行信贷人员说：“我不抓紧时间杀马，马会跑掉；即使不跑，也会被别人瓜分。出手晚了就会吃亏。”

　　银行信贷文化

　　安邦集团分析师关鹏对此分析，由于银行的这种心态，受到最大冲击的可能就是民营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有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即使出现问题，也不会引起根本性震动。但民营企业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一蹶不振。这对于培育民营企业非常不利，对社会稳定也会造成影响。

　　上海银行薛建东则认为，我们现在的银行很多并没有长远目标，并不打算培养自己的客户，陪伴自己的客户长大，而是为完成贷款任务、利润指标，盲目求大；争先恐后地挤进所谓的上市公司、大企业的船，而一旦发现船体摇动，根本不分析情况，马上惊慌失措地跳水；游一阵，发现船没有翻，希望再次上船，但已经没有机会了。

　　近年来国内已经发生过许多这样的案例。据《财经时报》了解，金光纸业的例子已经被多家银行信贷培训课程引用。

　　金光纸业是印尼金光集团在中国设立的一家公司，主要生产铜板纸。这种纸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很大，但由于污染因素，政府很少批准设立这样的企业。因此，金光纸业在中国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经营状况良好。

　　2001年，金光集团的一家海外上市公司受到国际对手的打压。为了应战，他们调动了包括设在中国的现金。最初的预期是“对垒在预定时间内结束”，但未能如愿。当时恰逢金光集团部分债务到期，为了偿还债务，金光集团被迫转让部分金光纸业股权给一家日本公司。就是这样一则消息让各银行慌了手脚，纷纷退出。但工商银行没有退出，并看准机会加大对金光纸业的支持力度。事情过后，金光纸业生意蒸蒸日上，而当时退出的银行希图再次进入，均被拒之门外。

　　薛建东指出，这实际上反映了银行信贷文化的问题，说明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并没有以长远和发展的眼光真正分析客户的市场价值

　　对于中国信贷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巴曙松博士说，尽管制度都是在市场的不断博弈中完善起来的，而中国的银行制度这些年也呈现不断完善的趋势，但显然，中国的银行业对他们之所以形成巨额不良资产的反思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