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周正毅案 民企“原罪陷阱”再敲警钟

　　对民营企业批评过多、扶持过少，迫使他们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其中也包括违法违规手段；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今天的中小企业得不到实质的“国民待遇”，则将来会有更多的“周正毅”

　　本报记者 张刚

　　“周正毅案，很难说不与某些官员的腐败有关；因为有腐败的‘保护伞’，少数民营企业家就会特别胆大妄为”。

　　6月3日，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被官方证实被“调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韩德强对《财经时报》评价说：“寻租现象大量与民营企业‘有染’，原因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要靠市场竞争来发展，实在太艰难了。很多民营企业能够发展起来，还要靠着垄断的势力，特别是行业准入的空子。”

　　曾于2001年对山东、江苏、上海、浙江4省市民营企业融资情况进行调研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承惠告诉《财经时报》：“不单民营企业有‘问题贷款’，国企也有，可以说只要贷款，肯定就有风险；即使是恶意的骗贷，甚至是违法的行径，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是比较常见的。这与所有制性质没有太大关系。”

　　金融“恐私症”

　　专家们在评说周正毅案时提出，中小企业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他们中的一批肯定会成为将来的大企业；如果任其带着“原罪”长大，无疑是容忍它们“在钢丝绳上行走”。

　　5月28日，周正毅被传因“问题贷款”而出事。“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还很恶劣，但他们想要发展壮大又离不开资金，所以除了高利贷等，有的还会采取‘歪门邪道’的违法手段。一些民营企业也就因为‘问题贷款’而频频出事。”张承惠对《财经时报》分析，“主要的问题在于对中小企业的‘歧视’。”

　　在对4省市调研时，张提出，尽管地方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设立担保机构、改善融资环境，但是，中央银行出台的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各商业银行却出于安全性考虑，往往集中力量抓大客户而不愿向小企业放贷。山东省2002年对357家民营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33.2%的企业认为“融资较难”，18.34%的企业认为“资金更加紧张”，只有8.3%企业认为“融资较易”。

　　同时，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和传统意识的影响，金融部门的“恐私症”心理比较普遍。中国银行一家县级支行的职工向记者透露：“我们这里的民营企业只能按‘消费信贷’的途径办理贷款，他们必须提供楼房等的抵押，但农村的房产不包括在内。”

　　仍期待“国民待遇”

　　原国家计委2001年发布的《促进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提出了“给民营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但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进出口等方面的限制仍然不少。

　　以北京市为例，一些垄断和半垄断的行业，在项目审批、资金优惠政策安排、项目设计施工、原材料供应、项目投运后的维护等方面，都向系统直属企业倾斜；在电力、铁路、公路、水利、交通、能源、邮政电信和市政设施等行业，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在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行业中，民间投资只占0.7%；在电力、煤气及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民间投资只占3.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更指出，认为“现在不准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能准许民营企业进入，就是市场准入”是不全面的；要实现真正的市场准入，则要取消对国企的政府补贴，减少行政许可，包括原材料价格等在内的配套条件要公平，政府不应通过限定价格而导致难以竞争。

　　除了以市场准入为代表的体制制约，对民营企业的法制制约也不容忽视。比如，根据《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体企业要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对《财经时报》分析，“这种双重征税的问题，其实是把这些私人企业当作个人而使其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每年会确定税收的增长，然后把任务下达到各个省市，各省市转而要求各县(市)实现税收增长，而各个县(市)则会把对税收有利的政策都用足，以圆满完成任务，这其实与国家税务部门有很大的关系。

　　周天勇还举例说，某个市的政府出台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到了各个部门，像是工商、税务等，他们会因为一己之私，而按照没有被废除的、旧的文件与政策执行。

　　“先天不足”需调养

　　早在1988年，中国实行采取紧缩政策，国家工商局、税务总局发出通告对个体私营经济清理整顿，众多私企争戴“红帽子”。与之相应，1989年、1990年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均为负值，分别为：-7.6、-4.5；而在1988年与1991年，增长速度分别为29.1、22.9。

　　“大家之所以热谈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主要是这些民营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以及经济转规时期就生存在一种不规范的环境中，其中很多人钻了空子，掘得了‘第一桶金’，给人们造成了‘为富不仁’的印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皇甫刚对《财经时报》分析说。

　　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现实的处境，导致很多私营企业“先天不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提出，民营企业存在“行为的政治化”，即民营老板为更进一步筹得资金常常“拉大旗做虎皮”，通过种种暗箱操作，与政府高官要员之间攀上似是而非的关系，甚至通过炒作等手段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综合多位专家学者的说法，除了贿赂官员“攀高枝”，民营企业存在的“通病”是：假冒伪劣的始作俑者；逃税漏税严重，甚至有企业每隔两三年即更改公司注册以利用“免二减三”的税收优惠政策；违规违法经营，包括无证经营、使用童工等。

　　当然，人们对此的反应似乎过激了。皇甫刚回忆，几年前中国还掀起过一阵质疑“民营企业带有家族企业劣根”以及“民营企业一股独大”的风潮。根据他的研究，台湾、香港以及欧美等地的一些跨国公司其实还保持着“家族企业”的传统，但他们经营得非常好。

　　“民营企业做大了之后，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内部制度建设以及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极容易出问题，比如任人惟亲、内耗严重以及经营不善等。其实，其根子还在于激励机制没有健全，利益分配问题没有解决。”皇甫刚分析说。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则进一步指出，西方国家的企业从家族持股到少数人控股到现在像IBM、摩托罗拉这样的股权分散，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随着制度的建立，随着法制建设、文化提升、法官素质的提高等，企业股权才开始慢慢分散。而中国目前尚没有建立起基础的制度框架、文化框架，一味批评“一股独大”，一下子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没有大股东，股权分散，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种种原因，造就了中国的“弱势民营企业”及“弱势民营企业家”。据说，曾经遭遇过“覆顶之灾”的史玉柱，在乘坐飞机时就列出了民营企业的13种“死法”。